（四）社會主義論爭和「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

1、社會主義論爭

　　在1977年8月的共產黨第十一屆大會上，由肯定文革的華國鋒主席宣布文革的結束。他說：毫無疑問地，歷史會記上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上的一件偉大壯舉。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以粉碎四人幫而勝利閉幕。

　　此後，對文革的評價從折衷性評論轉變為否定性評論。1978年12月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說：「文革必須從歷史上從科學上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看待。毛澤東主要是鑑於蘇聯轉變為修正主義，為了反對、防止修正主義而發動文革的。在其過程中所發生的缺點、錯誤，必須在適當時期總括為經驗、教訓以便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但不可著急」。這就是說，在這個階段構成黨領導層的華國鋒等文革右派和鄧小平等舊當權派對排除文革左派的意見是一致的，但對文革卻有不同的評價，所以無法做出總結。1979年9月，黨副主席葉劍英在建國30周年慶祝會上一方面肯定文革說：「文革本來是為反對修正主義，防止修正主義而發動的」，但在另一方面又說：「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我國人民遭受一大災難，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大的挫折….」。這是說，文革的目的很好，但結果不好的折衷性評價。

　　1977年7月，鄧小平就任黨副主席職位（十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彭德懷、陶鑄獲得平反（十一屆三中全會），1980年2月劉少奇也獲得平反（十一屆五中全會）。另外，在文革中被當做當權派而被打倒的黨、政各階層幹部的平反工作，也廣範地在進行。在這種情況下，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決議要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全黨的工作重點。但是，要推行現代化路線就不能不採取在文革中被徹底批判、打擊的各種政策。因此，只要認真地推行現代化路線，就不能再採用對文革有肯定也有否定的妥協性評論。於是，1981年6月，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中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重點在於對文革的評價。第五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開宗明義就說：「由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國以來最大的挫折和損失」…「歷史已證明，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錯誤地發動，為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使黨、國家和各民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就是說，文革是被全面否定了。

　　《歷史決議》除了將文革認為是「使廣範人民遭受痛苦的內亂」而予以否定之外，也批判從頭到尾指導文革的毛澤東關於「過渡期＝社會主義社會」觀點以及由此而來的「繼續革命」論，認為是錯誤解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理論。所謂「過渡期＝社會主義社會」論是說：從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開始，一直到實現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需要幾個世代的、長期的「革命後的社會」是「過渡期階級社會」。在社會主義這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二條道路的鬥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活的危險性。具體地說，劉少奇等當權派是走資本主義復活路線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和勞動者、農民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文化大革命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從他們手裡奪取權力，在實現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以前必須「繼續革命」，以消滅在「過渡期＝社會主義社會」時期天天產生的類似劉少奇等人的資產階級。

　　有鑑於此，要糾正文化大革命所犯的歷史錯誤，主張走社會主義現代化路線的中共中央必須要提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理論。從1979到1980年展開的有關「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階段」的討論，就是為了構築替代理論而展開對「過渡期＝社會主義社會」論和「繼續革命」論的批判。

1979－1980年間，以最高領導部門的交替作為背景，中國社會科學的主要學術期刊集中刊載了有關社會主義論爭的多篇論文。例如：
1. 蘇紹智、馮蘭瑞：＜無產階級取得權力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經濟研究：1979年，NO.5）
2. 朱述先：＜談無產階級取得權力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與蘇紹智、馮蘭瑞的討論＞（ 經濟研究：1979年，NO.8）
3. 王瑞蓀、宋養琰、秦燕士：＜談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與特徵＞
（經濟研究：1979年，NO.10）
4. 劉建興、鄭開：＜過渡期與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研究：1979年NO.11）
5. 馬積華：＜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過渡期＞，（經濟研究：1980年NO.1）
6.林雨華：＜過渡期的一般特徵和其一般類型＞，（社會科學：1980年NO.1）

　　另外，1979年10月30日－11月6日，大約150名理論家在無錫市召開「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法則的問題」討論會，並發表在《新華月報》（1980年，NO.2）。參加論爭的學者們認為：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過渡期』→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因而全面否定1962年以後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期」的觀點，以及「社會主義社會＝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時期」的「繼續革命論」。例如，蘇紹智等人說：「將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極長時期視為一個歷史階段時，易於導致歷史階段的混淆，也使人們不可能認識以及把握社會主義的發展法則，因而產生錯誤的政策，帶來嚴重的結果。我國20年來的實踐已證明這件事情」。

　　不過與會者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需要再分幾個「小階段」，而「多數人」則認為如下的分期較為適當：
一：從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到生產手段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時期的社會；
二：未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
三：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
四：共產主義社會。

　　並認為現在的中國是屬於第二期的「未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產生爭議的焦點在於：「像中國這種生產力落後的國家應以何種指標來認定社會主義社會已確立（過渡期的結束）」這個問題。朱述先、王瑞蓀、劉建興、馬積華、吳樹青、劉佩弦、董輔礽等多數派的學者認為，應以「生產手段社會所有制的確立（即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為過渡期的結束。（他們的主張被稱為「小過渡論」）。

　　蘇紹智、馮蘭瑞等人認為：在工人、農民等一切階級差異都消滅的「無階級社會」確立之後，過渡期才算結束（所以蘇紹智等人把未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納入「過渡時期的第二小階段」，他們的主張被稱為「中過渡論」）。

　　林雨華等人則主張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非過渡期），而被稱為「大過渡論」。總之，有關「過渡期」的範圍，雖有各種不同的意思，但討論者一致認為中國現在正處於「未發達的社會主義」這一個新發展階段。換言之，中國向世界宣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實現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社會主義」的條件。這才是重視中國社會發展的長期性和階段性，選擇需要長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路線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1981年6月，＜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首先提出來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就是繼承「未發達的社會主義論」而來的。

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首先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中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堅持不能離開社會主義。
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期階段，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
這個階段。

　　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強調：「在中國這樣落後的東方大國中建設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新課題。我們面對的情況，既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設想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照搬書本不行，照搬外國也不行，必須從國情出發，把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在實踐中開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更進一步說︰「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經歷的特定階段。…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

　　其實，「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個論斷，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中所說的「人們以共同的生產手段勞動，而且有意識地使個別勞動成為社會勞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資本論）或「個人自由發展成為個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時的一個共同體」這種意義的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成熟後，經過社會主義革命而成立的社會主義）。因為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社會化和商品化、現代化的基礎上的；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和現代化是不可逾越的。

　　馬克思針對俄羅斯人民主義者查蘇利奇所提問題的最後回答是：落後國家「非布爾喬亞發展」（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發展）的可能性，是以先進國家革命和落後國家革命的相結合作為條件。即，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獲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落後國家以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模範並接受其積極援助才有可能。列寧晚年，由於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發生，而不得不依靠自己力量，克服從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難題，從而體悟出一個「顛倒」的歷史過程：落後國家在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如蘇聯的十月革命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等）勝利後，以國家的力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目的、有意識地創造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客觀條件。所以他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中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承認蘇聯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意味著為實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

　　由此可知，「堅決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努力」的中國社會，就是列寧所說的這種定義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說：在「初期階段論」中「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論斷是來自列寧這種定義的。回顧「新民主主義論」（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也為將來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清掃更廣大的道路）就可知，「初期階段論」並非「新民主主義論」的單純的復辟。

　　「初期階段論」說：「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於求成，盲目求純，以為單憑主觀願望，依靠群眾運動，就可以使生產力急激提高，以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形成愈大愈公愈好。我們曾經把發展生產力的任務推到次要地位，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還「以階級鬥爭為綱」。許多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並不具有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或者只適合於某種特殊歷史條件的東西，被當作”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固守；許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東西，被當作”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反對。由此而形成的過份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僵化的經濟體制，以及同這種經濟體制相聯繫的權力過份集中的政治體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教育我們，清醒地認識基本國情，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是極端重要的問題」。就是說，中國之所以形成「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主要起因於認識上的兩個轉變。即：
(1) 深刻認識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巨大制約性和生產力發展階段的不可逾越性。中國可以逾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但這種逾越只是逾越資本主義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沒有、也不可能逾越本來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成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必須牢記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和現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從前習慣於單純地只從生產關係上來界定社會主義，因而離開生產力發展水平，盲目去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粹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發生超越「階段」，急於過渡的錯誤。
(2) 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必須「揚棄」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得到鞏固發展。從前習慣於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絕對的對立起來，用對於資本主義的簡單排斥和消滅的程度去衡量社會主義的堅持和進展。結果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成為一種「短缺經濟」。因此必須吸收資本主義的有用方法發展生產力。

　　於是，1987年10月25日，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13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出「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江澤民1997年5月29日也在中央黨校的報告中重新提出「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又在中國共產黨第15次全代上面再次肯定「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的重要性。此後一直強調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礎和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出發點。不過，趙紫陽所提出的「初期階段論」說：「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上百年時間都屬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如此對「初期階段」做出時間定位時，可能產生如下的問題：

第一、是將1953年「過渡期總路線」（1953~56年）開始以前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排除在初期階段之外。但新民主主義階段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也為將來的社會主義發展清掃更廣大道路」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完成了土地改革（建國前在華北、東北等舊解放區、半解放區大約1.2億的農民獲得土地；而在1952年以前在華中、華南為中心的地區，大約3億農民獲得了7.4億畝農地，免繳2350億斤的田租），因而大大地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額也達到史上最高額。「土地改革」是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之路的前提，而新民主主義也是屬於開發中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階段。將其排除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之外是極為不合理的。

第二、馬克思認為：從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態來規定社會型態的性質，純粹是「法哲學或形而上學的幻想」─—因為，我們一旦採取了這種幻想的形式，便不能不做出這樣的結論：以為只要國家在法權上廢除了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就可以改變舊的生產關係，這是「企圖藉由國家法令來廢除舊社會的謬誤」。而中國在1953年開始的「過渡期總路線」中所採取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史達林強制性的農民集體化)就是犯了這種謬誤的。
更何況，「初期階段論」是在「新民主主義論」軌道上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所以「初期階段論」認為：其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其分配方式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加收益分配的」「多種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部分人先富起來」。根據這種規定性，中國從1953年到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就顯得是「多餘的」了。因此，將「初期階段」的開始時間定於「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不合理的。「初期階段」應該是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就開始的。

　　「初期階段」認為其基本路線的內容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和「堅持改革開放」。同時強調：「不能以僵化的觀點看待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會懷疑以至否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也不能自由化的觀點看待改革開放，否則就會放開社會主義軌道…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干擾和影響，將貫串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全過程」。

　　正如「初期階段論」中所說：「由於”左”的積習很深，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來說，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例如，1983年10月到84年初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連婦女的「整髮」、「化粧」也被認為精神污染而加以反對。其次，就「不能以自由化的觀點來看待改革開放，否則就會離開社會主義軌道」這一點來說，「初期階段論」也說：「在初期階段，在我們未擺脫不發達狀態之前，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將會長期存在」。事實上改革開放後，受到歐美思想影響的學生、青年及知識份子再三主張資產階級的「民主化、自由化」，而受到鎮壓。

　　對於「民主化、自由化」問題，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看法如下：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資本主義體制是一種生產方式，因而制約著整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民主」「自由」等社會意識畢竟是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相適應而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價值，並不具有所謂的「普世價值」，也不屬於「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例如，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對資產階級民主的詮釋是：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個選擇候選人的程序，它沒有任何重要的內涵。因此選舉的結果並不能代表選民的真正利益，只是反映了由大眾媒體所虛構的輿論（Manufacture consensus）。他認為大眾媒體在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市場中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廣告一樣，資產階級民主不過是一種手段和一種合法的程序而已，除了虛假的形式外，並沒有真正的內涵。至於台灣經常所標榜、誇耀的選舉，任誰都知道那是選「錢」而不是選「賢」。美國的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更是一場燒錢的戰爭。
當然，「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單純的否定，而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揚棄」─—保留資產階級民主中為實現更高度的民主所需要的要素，而廢棄成為桎梏的要素。這就是說，民主要貫徹在社會生活的全面。雖然自由主義者只以「政治」的概念（尤其是政府的組織方法和其營運原則）敘述民主，但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認為：所有的人民都該享有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參與、安定」的平等權利。因此，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一樣，享有同等重要性。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將停留於「自由平等」的民主擴大到社會、經濟以及文化領域，即現實的人民生活的領域。所以要實現真正的民主，不僅需要政治制度的改變，更需要改革社會的生產方式。

　　在中國，現在是處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是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來創造其物質基礎和文化條件的階段。因此，在這階段中，尤其是希望「盡快」走過這的階段以減少人民在這個階段中遭受痛苦。中國認為它需要的民主並不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段民主」，而以「個人利益服從於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於全體利益；當前利益服從於長期利益」為內容的民主，是將民主與集中、民主與法制、民主與理律、民主與黨的領導相結合的，從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符合中國實情的民主。

　　在這個認識之下，中國堅持基本原則，認為在安定的基礎上才能夠保証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因此，在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13次黨代表大會上決定：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中，黨的基本路線的內容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而以黨的領導做為基本原則的核心─—因為基於「常識」，沒有掌握政治就無法實現其理想，而在中國只有共產黨在其黨綱中明示要走向社會主義社會。

　　這就是說，在現階段中國的民主是被限制在「四個堅持」的框架之內，而這個框架是由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諸條件的「歷史階段」所規定。因此誰要跨越過這個框架（也就是踩到這條紅線）就要對他執行「人民民主專政」。例如：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個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個思想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個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三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要改正，沒有劃錯的不能改正。但是對於沒劃錯的那幾個重要民主黨派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多。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又例如，改革開放後，從歐美進來的反社會主義、主張資本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屢次提出其反對的態度。如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以及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都是。所以，六四天安門事件中，以及鎮壓後，鄧小平說了幾次「因為沒有好好地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才會發生這種事件」。08年6月8日的《聯合報》登了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的說話。周文重指出中國政府無意平反六四，他說：六四出動解放軍，只為了維持法律和秩序。周大使的發言意味著：六四天安門事件踩到了紅線，不得不執行人民民主專政。

　　總之，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是總括列寧「國家資本主義論」和「新民主主義論」的「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論」，即「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是中國的「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論」。借用同情社會主義但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英國經濟學者Joan Rotimson的話來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即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論）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物，是沒有經過產業革命的落後國家，模仿產業革命的技術或成果的手段，也就是在不同比賽規則之下達成迅速積累的手段。

　　因此，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和資本主義階段這兩個階段是並列關係，而不是發展的先後順序。所以「初期階段論」才說：「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中國的崛起」證明「初期階段」在較短時間內能夠迎頭趕上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將來也「可能」後來居上超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
　　
　　同時，晚近胡錦濤總書記所提出的「和諧社會」，「似乎」可證明初期階段是能夠減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人民所帶來的痛苦。例如，以前講「一部分先富起來」，現在強調「大家都要富起來」；以前談到經濟，只看GDP，而現在則強調「以人為本」，要重視各種人類發展和安全指標。這些與時俱進的概念，就是要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