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個代表論」
　　社會構造和人民意識的變化並不能以一年為單位來判斷，在中國國內自覺這種變化，並開始討論這種變化的是2001年，而同年江澤民也根據這種變化而正式提出「三個代表論」。

1.社會構造的變化：

　　據推測，中國現在擁有以行政管理人員、專門技術人員、服務業者、白領階層以及教師等為主的大約一億人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社會地位是由經濟條件決定，所謂「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是：擁有安定的收入，擁有購買房屋汽車的能力，能夠將部分收入用於旅行、教育，大半家庭擁有手機（行動電話）、CD機、VCD機以及照像機等等。
另外，所謂「中產意識」就是，雖然實際上的經濟生活條件尚未到達中產階級的水平，卻與過去和周遭的比較而產生的自我評價。一般將中產階級和具有中產意識兩者合稱為「中間階層」。

　　文革結束以前佔全人口95﹪的人民，被劃分為「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包含：工人、農民的兩個階級和知識份子一個階層。但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尤其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論」後，根據大規模調查，發表替代毛時代「二個階級、一個階層」的是10個階層分類，即：（1）國家、社會的管理者；（2）經營管理者；（3）私營企業家；（4）專門技術人員；（5）一般事務、公務人員；（6）個人經營工商業者；（7）商業服務人員；（8）產業勞動者；（9）農業勞動者；（10）無業、失業、半失業者。

　　據報告，大中都市的社會階層構造大致為「兩端細、中間肥大」的橄欖型，而農村，尤其是內陸省份則是低所得層佔多數的金字塔型。雖然如此，在這些地域也正進行著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轉移。就中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傾向來說，（1）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中，中間階層迅速擴大，是屬於增加速度最快的階層；（2）中間階層在沿海地域、大中都市佔主要地位；（3）5－10年後，中間階層可能以更快速度擴大。

　　美國Forturn雜誌（美國〝時代〞Time公司的經濟商業雜誌）於2001年春天發表一篇文章，將中國人均所得增加率和歐美日本相比較，文章中指出：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國民所得增加2.5倍；美國在1870到1930年的60年中增加3.5倍；日本從1950年到1975年的25年中增加了6倍，而中國則從1979年開始的20年中，人均國民所得增加了7倍。在世界罕見的急速經濟成長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一方面中國的社會構造迅速變化，但在另一方面也留下部分的舊態，而且由於急速的改革，中國現在呈現矛盾和摩擦的集中表面化，而且這種情況還可能繼續存在10－20年。

　　在迅速的社會變化中，產生了一些嚴重問題，如差距問題：（a）地域間差距：佔國土面積一成多的東部擁有58﹪的GDP，近四成的中部擁有27.8﹪，但佔有五成面積的西部卻只有13.8﹪。迄今尚未脫離窮困的縣中，九成在西部、一成在中部；（b）都市和農村的差距：就1999年的情況來說，都市和農村的平均收入差距是2.65：1；（c）同一地域內的所得差距：據2000年的調查，20﹪的高所得者擁有42.5﹪的財富。

　　雖然在這20年中，全體國民的生活水平大致上有所上昇，但是鄧小平的「先富論」政策造成所得差距的擴大化，而朱鎔基總理的國有企業改革更產生大量的失業者。差距擴大致使社會矛盾尖銳化，發生多次的抗議示威、維權運動等案件，產生社會不安定現象的蔓延。在開放政策中「黑社會」不僅復活，在某些地區甚至深刻化。另外，腐敗化的蔓延也是威脅中國社會安定的深刻問題。道德意識的降低和拜金主義成為社會法治化、民主化的瓶頸。另外，在社會的轉換過程中，部分人們和階層，由於各種原因而易於產生不平等感、失望感和不滿心理，而所謂的「信仰危機」也加速了價值觀和信仰的多樣化，如「地下教會」的急增和法輪功問題等等。

2.人民意識的變化

　　所謂社會構造的變化指的是：社會的宏觀、微觀雙方的構造、價值觀、文化、心理等廣範圍的變革，是構築社會的所有要素（經濟、政治、文化、觀念、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等等）的變化與調整。就中國來說，社會構造的變化包括互有關聯的三方面，即（1）包括整個社會的框架、地域、組織、身份等的構造性變換；（2）包括利益分配、社會控制、互相溝通、社會保障在內的機制（mechanisms)的轉變；（3）包括價值觀、思考方式、文化等等意識的變化。

　　就社會轉換中的人們意識的變化來說，人民從過去的「單位人」（屬於單位的人）變為現在的屬於社會的「社會人」。過去的「單位」是支持社會主義體制的細胞，是代表共產黨統治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機關，是行使政府的社會管理機能，是照顧所屬個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的小社會。所以離開「單位」，個人就會喪失生活、社會身份的一切。但是，自從導入市場經濟機制之後，中央政府事實上放棄嚴格的垂直式管理－－國有企業所佔有的生產和人員的比率大幅降低，福祉生活保障系統也從「單位」移轉給社會。於是，半數以上的國民成為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享受相當自由，但需自負一切責任的「社會人」。隨著身份的變化、經濟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從1990年代後半以後，中國社會的人民意識也產生革命性的變化。

　　1990年代前半以前，中國還缺乏物質，但1996年左右開始出現「生產過剩」的市場經濟現象。於是生產企業、流通販賣業被迫進入降價競爭，也產生消費者意識，發生消費者運動。「1978年以前是政府決定一切，1978年到1990年初是企業決定一切，而自從1990年代後半以後是消費者決定一切」。在全國各地設置消費者保護協會，接受市民的控訴、幫助提供對策；也出現中國消費網路等全國性網路。

　　繼消費者運動之後，中國一般民眾也為了更廣泛的保護市民利益而站起來，如環保等。此外，80年代中期以後，在電影、音樂、娛樂、服飾、飲食等各方面，外國文化，尤其是美國、日本文化大量進入。

　　資訊化，尤其是網路的急速普及加速了社會的變化。可以說，消費者運動是意識改革的第一步，繼之而來的是利用網路所代表的要求「知權」、「參加權」的市民運動的階段，也產生資訊的自由化。資訊自由化也出現於傳統媒體－－文革結束後全國只有30左右的電視台和70左右的報紙，而現在報社已有2000多家，（發行360億份的報紙），8000多家雜誌社以及420個電視台，290個廣播電台。

　　導致媒體的激烈競爭和報導內容的自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財政援助的大幅減少。各媒體必須自己負擔八成以上成本，否則就無法經營，從而導入了市場原理。首先，需要更多的廣告收入，因而不能不接受一般市民的希望與期待。例如，中央電視台繼晚上七點的全國性新聞之後，7點半開始的「焦點訪談」，因專門報導地方的不正、腐敗而成為獲得最高收視率節目。政府系統的報社也被迫採用兩面作戰策略：例如，北京市政府管轄下的《北京日報》集團所擁有的《北京日報》（發行量30萬份）忠實報導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指示，但《北京晚報》因迎合大眾口味而獲得80萬份以上的發行量。另外《人民日報》集團也另外發行了以解說時事為主的《環球時報》。《解放軍報》集團也發行以大眾為目標的《中國國防報》。

　　最近媒體對地方政府的作風、具體政策的揭發批評顯著增加。例如，揭發廈門的集體貪污事件、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煤礦水沼事件等等。另外，1980年末以後，除了國有出版機構和其流通、販賣網以外，民間的出版、流通業也急速擴大。在全國的出版物中，政府出版社的販售額僅有8﹪，其他全由民間出版社所占有。

　　在政治方面，近年市民主體參與政治的現象也明顯地增加。首先出現的是對不合理的政策、法律的批評。各地區大量出現「民告官」現象。因應民眾的強烈要求，政府各部門也執行「政務的公開」，使其成為防止貪污腐敗的一環。

　　199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價格法」，國務院公佈「關於決定政府價格的公聽會實施條件」，並在年初開了首次公聽會；2002年1月，中央政府就春節期間訂定的鐵路運費上漲問題舉行公聽會，令全國人民在電視上都看到政府代表與消費者代表之間的激烈辯論。1992年設立於北京的「零點調查」公司，是中國最大的民間調查公司。該公司接受企業或政府機關的委託而做各種市場調查。1990年以後，政府積極利用這種公司以便蒐集政府當局無法收到的資訊、情報或決定政策所需的資料。「零點調查」公司現在是北京市政府的顧問，不定期提出調查和分析資料作為市長評價區長、縣長政績的根據。2002年春天，該公司定期實施市長的民意調查並將其結果報告北京市長和上海市長。這可說是一種支持率調查，由於在其他各地也獲得好評，2002年夏天，已在10個城市實施市長的支持率調查（人氣度調查）。

　　由於參加政治的意識提高，都市的「住民自治」也開始出現，在農村已有村長的直接選舉。而在都市，2001年4月6日山東省青島市浮山後新區的3萬多住民以直接投票選出中國第一個的住民自治組織－－「社區居民自治委員會」。此後，在南京、上海、青島、石家莊、瀋陽、大連、哈爾濱、杭州、武漢、深圳等地開始試辦並形成幾個社區自治區。農村的村長直接選舉和都市住民的自治是從下而上的基層民主，並非以美國為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強加於落後國家的那種形式上的金錢民主，因而可說是中國走向光明之路的一小步。

　　從上而下的改革，首先開始於政策、制度，然後及於硬體、軟體，最後到達個人的言行。在改革過程中的個人言行的變化是「先墮落，然後才昇華」。改革的進行大幅提高「資源分配的效率」和「技術效率」，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個人言行的落後；中國的「經濟奇蹟」是如此產生的。經過「經濟奇蹟」後，中國的言行也開始往上提昇－－雖然尚有貪污腐敗等黑暗面存在，但就大局而言，中國一般人民及企業的言行開始走向現代文明的方向，是無可否認。

　　同樣，人們對「需要」的變化也有昇華現象。改革開放後，「金錢萬能主義」、「自私」成為價值觀的主流；但衣食足了之後，人們的需要再度變化。對各種新事物的追求和需要，不斷擴大並及於文化、社會以及政治方面。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的道德、倫理意識也開始往上提昇，健全發展。四川省臥龍「熊貓」保護區，有上海的小學生作「義工」（Volunteer）；全國產生2000多個戮力於環境保護的NGO（非政府組織）。據上海的調查，75﹪的市民已參加「義工」工作，而88.1﹪（包括已參加的75﹪）的市民願意加入「義工」工作。1996年長江大洪水時，全國的市民、企業自動捐款；許多鄉鎮和公司自動組織支援活動往救助災害的最前線。由此可知，中國人的公益心也開始往上提昇。至少在2030年後，中國人的公益心必定到達先進國家人民的水平。

3.「三個代表」

　　數年來，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副委員長、部長、地方幹部在內的貪污腐化屢次被揭發，人民的強烈不滿出現於各種民意調查。2000年2月底，江澤民在廣東省高州市首次發表「三個代表」，但並沒有獲得所期待的響應。江澤民之所以提出「三個代表論」，是由於在領導部門中所存在的危機感。

　　2000年5月14日，江澤民提出：需要將3050萬個私營、私人企業以及其所屬的1億3000萬員工結集於黨的支持基礎中；6月9日更指示嚴格執行幹部的大幅度年輕化。6月20日的黨會議中江澤民又呼籲「理論、體制以及認識科學技術的創新」。繼之，在6月28日的黨中央會議中又提出「四個再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改革開放政策對人民思想的影響、當前國際環境的影響）。

　　2000年12月26日，江澤民強調：「反腐敗鬥爭已經是決定黨存亡的問題」，並指示黨內理論研究員研究腐敗的蔓延、支持基層的弱體化所引發的舊蘇聯、東歐、印尼蘇哈特總理、秘魯藤森總理等政權崩潰的教訓。據說，2001年春天，當中央組織部派遣20多組人員到各地做秘密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對共產黨的信賴度銳減，黨幹部的腐化極為嚴重。董葦町（經濟學者，紅旗編輯委員之一）於2001年7月13日在中央黨校對幹部做了如下演講：
「1991年的〝8、19事件〞是蘇聯共產黨為挽救崩潰的最後嚐試。但面對黨的存亡時，全國人民、1000萬黨員以及軍隊都沒有伸出支援之手。政變失敗後蘇聯解體、黨也解散，黨產被沒收。可是，勞動者、共產黨員都沒有自動發起維護黨組織的大規模抗議行動－－由於在人事上重用親友，忽視大眾利益，侵攻阿富汗，沒有太大意義的軍擴競爭，特權階級的形成等等，國民的心早已離開共產黨。舊蘇聯邦解體之前，社會科學院所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承認蘇聯共產黨仍能代表勞動者的人只有4﹪，能夠代表全人民的回答也只有7﹪；相反地回答蘇聯共產黨只代表黨官僚、政府官僚的人佔有85﹪」。

　　「羅馬尼亞總統被處死刑的數個月前，總統在共黨大會演講時獲得了數十次掌聲。但總統夫婦逃亡時，幹部、黨員、民眾中沒人伸手去救他倆。嚴重的矛盾早就潛在。因此當激變發生時人心的變化立即呈顯，黨組織也立即崩潰。在中國，假如黨內的不正和腐敗現象進一步蔓延，更多的民眾和黨員必會離心，而黨和國家崩潰的危險也必會增加」。

　　2001年7月1日，共產黨創立8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討論和批准後，江澤民在所謂「七一講話」中正式提出：「中國共產黨一貫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泛人民的利益」的「三個代表」論。

　　如前所述，由於嚴重的貪瀆、腐敗，人民對共產黨的擁護明顯降低，使黨的領導產生危機感，認識到必須避免中國踏上舊蘇聯、東歐崩潰的覆轍。加之，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社會構造、人民意識有極大變化。為了鞏固政權，為了下一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共產黨在思想意識上，在行事作風上必須「與時俱進」，並使經濟繼續成長，繼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以便充實從「初級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各種條件。四個堅持表示：在改革開放中中國仍堅持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決決心；而三個代表則表示在改革開放20多年的今天，中國共產黨面臨社會構造、人民意識的巨大變化，不能不「與時俱進」，在堅持「四個堅持」的條件下，探索一條新道路。

（a）就「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來說，當前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中並存著各種所有制，即不同種類的生產關係同時存在，因而不同生產關係中的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互相競爭。

　　以目前中國的實情來說，所謂先進生產力似乎大多存在於私有制生產部門。所以，所謂「一貫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否意味著從此更要重視在改革開放後的新生事物中極為重要的新資產階級？誠如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所說：「…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同時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實際，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不斷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奪鬥，經過長期的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份子吸收到黨內來，並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地增強我們黨在全世界影響力和凝聚力…」。

　　不過，從「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角度來說，「一貫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也可能表示以後重視科技，儘速提高生產力以便在最短期間渡過「初期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階段。21世紀前半可能是IT革命（資訊或信息革命）迅速進行的時代。就短期而言，IT革命可能對資本主義社會恢復景氣有所貢獻。但在本質上，IT革命是生活革命，由於生活的變化而出現經濟效果。產業革命使勞動力變成商品，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IT革命後的網路社會（後工業社會）可能使支持人類生活的基礎開始動搖，是否因此而可形成另一個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新社會，是值得我們繼續研究和觀察的。

（b）就「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而言，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和建國以後由於帝國主義的圍堵而產生鎖國文化，顯然已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的社會慾望。

　　由網路所代表的信息化時代的文化，以及隨著人民生活的提高、價值觀的多樣化，從資本主義先進國引進的新哲學、新概念以及經營管理等等，已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以台灣的經驗來說，60年代中期的《夏潮》雜誌首先挖出被獨裁政權所塵封的殖民地時期進步思想和運動，因而產生「現實主義鄉土文學」、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和反映新現實的「新電影」，影響了部分進步青年成為解嚴以後社會運動的一支力量。所以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並鞏固政權以及繼續往前前進，不僅不能不瞭解「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而且還得親自領導這種前進方向。

（c） 就「代表中國最廣泛人民的利益」來說，改革開放20多年的今天，中國除了工、農階級之外，還出現了許多階層。因此至少需要將「人民」的概念恢復到社會主義改造以前，也就是新民主主義階段，代表五星紅旗中那四個小星的四個階級，以及新出現並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所有階層。也就是說，不能再依照文革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論點，把黨的支持基礎狹窄化，使被排除的各個階級、階層站在黨的對立面，使其成為暗中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反對力量。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是「過渡時期〝前〞社會主義階段」，而中國共產黨除了原來作為階級先鋒隊的革命政黨性質之外，現在還多了一個「執政黨」的性質。因此，在這個階段，正如在「一貫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所述一樣，將對於經濟發展有貢獻的，不屬於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科技及管理人材等等納入黨內，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在黨內進行各階級、階層的利益調整，以便鞏固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繼續發展是必要的。不過，中國共產黨從此就從代表工、農階級的「階級政黨」變成代表全民利益的「全民政黨」。

　　總之，「三個代表論」的最主要理念就是「與時俱進」。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是僵化的教條主義，而是隨著世界的進步和各地區的特殊性而不斷發展、豐富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而產生的。而「三個代表論」，可說是「過渡時期〝前〞社會主義階段」， 也就是為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準備、充實各種條件的「建設」時期，繼劉少奇、鄧小平理論之後，針對社會、文化意識激變時期而發展出來的「與時俱進」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提出判斷「初級階段」的進程時，其所依據的標準就是「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就是根據「三個有利於」的標準，根據中國經濟發展一段時期後所面對的新現實，在思想上「必然」發展，是現代化的指導理論。

　　換言之，只要肯定「改革開放」路線，就不能不肯定「三個代表論」。誠如馬克思在《資本論》開頭說：「….（一個）社會不可能逾越自然的發展階段，也不可能以法令消除舊社會，但可以縮短、緩和分娩期的痛苦」。而中國共產黨就是企圖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代替「資本主義」以「縮短」和「緩和」其分娩期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