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必然是暴力的反義辭嗎？民主，做為一種現代化的表徵，絕對是遣責暴力的嗎？恐怕不然。民主，被精英階級所宰控時，稱之為精英式的民主；為政客操弄時，便轉型成政客式的民主。兩者皆和選票式的形式民主（一人一票，表面上，滿足了人人皆平等的心理慾求，實質上，無法結構性地達成社會平等）關係密切。

　　那麼，這樣的民主有可能產生暴力嗎？答案，就在我們眼前：是絕對有可能，但必然在以現代化為名的精緻包裝、操作下，讓人非止不覺其暴力，且陷入革新的假相氛圍中。一連串「正名」的政治動作，便是假藉修改法條的現代性，遂行國族認同的民粹主義操作。形式上，好像迎合了所謂時代潮流的趨勢；實質上，則收括了更多選舉的成效。在這裡，社會民主中的人民自主性，在政客的細膩操盤下，全然喪失了參與性對話的空間。

　　一場由「兩廳院」（即國家戲劇院及國家音樂聽）所舉辦的「蛻變：兩廳院公共空間論壇」的座談會中，「正名」的民主暴力活生生在民眾靣前登場。怎麼說呢？因為，在座談的會場上，代表「兩廳院」的發言者，屢次強調「兩廳院」和「中正紀念堂」為兩個不同單位，並一再以「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來表達「為藝術而藝術」的精英唯美觀點，深怕被意識型態給「沾污」了藝術家追求美感至上的清白。豈料，話剛說完，負責規劃的工程顧問公司代表上台表示，同日上午，政府相關高層單位和他靣見開會，決定將規劃案「正名」為「台灣民主公園」，是以，無論「兩廳院」或「中正紀念堂」皆在高層官員的兩句話中，化為一陣白煙，飄在正值元宵燈會的廣場上空。

　　民眾參與的市民社會文化運動，涉及民眾的表達，如何在人民民主中被具體落實的問題。當前，民進黨政權藉由資產階級法權的改制，一心打破戒嚴時期的威權界線，其目的，不外在藍、綠攻防中，再度使出「去蔣介石化=去國民黨化=去中國化」的政治技倆，以另築廟堂似的民主高牆，遂行台灣國族建構的政治動員，這樣的做法，是用政治權力替換另一種政治權力，恰恰將民眾的參與性對話，擋在「民主」的「高牆」外。

　　1990年，「野百合學運」在中正廟發生時，當年進步的學運份子施威全提出打破學運階級界線的論述，所指的，便是如何在學運的空間裡，釋放出和社運相連結的意涵。時過境未遷，這樣的意涵，仍然對當前討論中正紀念堂公共空間再利用的問題，具有積極的參照作用。

　　去威權、去魔咒化，是二戰後東亞世局在依附美、日資本體系，經由「獨裁政治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展開的「民主化」歷程。「中正紀念堂」既是蔣介石威權象徵的產物，理應受到民主潮流的質疑。問題的重點在於：倒底去威權是經由民眾參與的公共論壇做為前導？還是以另一種用「現代化」作包裝的威權，來取代舊有的威權呢？前者，是政客操作民粹的「民主」；後者，是人民民主。表面上，雖皆有「民主」二字，內涵上，可有天壤之別。

　　有民眾參與的空間改造論壇才首次展開，話都還繞在如何為「兩廳院」和「中正紀念堂」找區隔的語境裡，沒想已有「指令」下來，說是為了以「正名」之名，從此皆得改口為「台灣民主園區」了! 試問，這種「民主」和精緻裝飾性的暴力，倒底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有了「台灣」，又有了「民主」，園區從此便具備了市民社會民眾文化參與的實質內涵，相信也不會有像夏鑄九教授所言：「政府像放把火要毀中正紀念堂」的話，斗大地成為報紙標題。重點恰在於，這把國家機器放出來的野火，是以「台灣」國族神聖化為召魂的政治儀式，它豈只代表國家威權而已，它即將演變為燒向市民社會文化參與的民主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