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如潮水般湧上街頭的百萬紅杉軍，竟以莫能禦之勢嘎然而止，許多熱衷於反貪倒扁的人士在扼腕之餘，大多將紅潮急褪的原因歸咎於保守、本分、追求秩序的「中產階級」政治美學。與此同時，「中間階層」這個乍看清晰但卻面貌模糊的社會分層，也因為「中國新中間階層生活調查」報告的陸續出爐，而引起對岸社會學界、美學界和藝文評論界廣泛的討論。

主持這份大規模調查計畫的國情研究中心，是隸屬於大陸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機構，自從去年九月宣佈展開為期半年的調研工作以來，就引起大家對所謂「中間階層」的產生、存在、消費形態和政治表現感到好奇和不解。持正面肯定意見者認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於形成「橄欖型」社會收入分配結構，而該結構正是建立西方式公民社會的磐石，是社會穩定的力量。他們大多認為，在中國一個中產階級正在興起，「一種中產階級的精神狀態、人生態度、價值取向，正潮水般上漲，並且看來要主導整個社會」（王彬彬，2000）;對此採取保留態度的人，例如《中國商業評論》資深編輯王孟龍卻認為︰中國一直是一個「中層缺失」的社會，或許存在著中等收入者，但由於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隨時面臨跌入下層的可能。因此，他斷言中國並不存在一個中產階級；有些更極端的見解根本直斥在中國所謂「中產」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中國只有富有的一極和貧窮的一極，他們直接面對面，中間沒有中產階級」。

產生這種認知差異的原因，一方面基於對中國現況分析的不同；一方面，也來自於定義上的分歧。例如，在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間，曾經組織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大城市進行有關中產階層調查，並出版系列專書的南京大學周曉虹教授，就指出︰傳媒在報導此事所使用的「中產階級」這一詞並不嚴謹，該項調查結果，也許更多地反應出當前中國的「中層意識」佔據了社會主流，也就是多數中國人認為自己處於社會結構的中層。但是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中層」與「中產」這兩個詞並不相同。中國的白領階級可以自稱為「小資」，但卻不認同「中產」。他們腦中所謂的中產不是像西方社會所指的「介於富人與窮人之間，收入一般的中間階層」，而是一個遙不可及的階層，幾乎是「大款」與「富人」的同義辭。

事實上，「中產階級」和「中間階層」這兩個在英文中同名的概念（Middle- classes)，在內涵上並沒有差別。只是在中文譯名上，由於前者強調所有權關係，後者較著重於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位置而造成混淆。「階級」（Class)作為一種社會分層的概念，是一直到十九世紀前半葉才逐漸取代了「等級」、「身份」和「階層 」（strata)成為描述個人在社會中所佔據的不平等地位的主要術語。這種術語或概念的轉換反映出下列事實︰在決定社會地位的諸因素中，身份繼承的重要性日漸為財產和收入所取代。因此，「階級」這個術語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作為劃分社會地位的標準，是指人們在生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主要是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以及由此決定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分配社會財富（勞動產品）的數額與方式。

一般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較常用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ie)這個概念來說明介於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並將它視為是資本主義在封建體系中興起的主要特徵，但卻不曾給予系統性的描繪。特別是沒有指出在中間階層不同的組成部份間的差異性，也就是在「舊中間階層」（Old middle class,如小商品生產者、工匠、獨立的專門技術人員和小農等等）和「新中間階層」（New middle class，如監工、傳教士和技術性工人、教師、政府官僚）之間的差異性。

產成這種「理論限制」的原因，總括起來有下列兩點︰

（一）概念的發展受到社會發展階段的制約。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人的主觀意識不管如何超脫，總是這些社會關係的產物。誠如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及︰「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關係的典型是在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然而，當時在英國佔統治地位的產業資本，雖然經由工具機的運用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化，勞動生產力有了空前的發展，也促成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相分離，但是當時處於資本主義大工業萌芽階段，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仍然尚未達到足以讓大部分人脫離直接生產過程的水平，因此，也尚未出現大量的受雇勞動者取代資本家執行現代化生產管理職能，從而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種在勞動過程經由組織重整所形成的金字塔型科層結構，一直要到二十世紀二○年代福特制興起後才取得成熟的形式；

（二）受制於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差異。馬克斯主張研究方法要從具體出發，充分的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以及探求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而敘述的方法，必須在前者的基礎上，從抽象出發，上升到更高層次、有規定性的具體。因此，馬克斯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必須將作為各種生產關係總和的社會經濟基礎，抽象化約到佔主要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也就是建立在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和勞動這組既矛盾又統一的對立關係上，再逐步上升到現實的運動中。因此，對於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中不起支配作用的生產關係，以及處於從屬地位的階級，例如，作為舊的生產方式的殘餘的小商品生產者、獨立工匠，或者是伴隨著階級矛盾尖銳化，為了壓制或調節階級矛盾所產生的日漸龐大的官僚隊伍（例如作為暴力統治機器的憲警、軍隊和行政官僚；或是作為意識形態再生產機器的教師、傳教士，新聞從業人員等等），就只能在隨後的寫作計畫中再另闢專節討論。可惜的是，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脫稿後不久就闔然長逝，只留下大量的筆記資料，供後人繼續站在他偉大的肩膀上前進。

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通常在兩個面向上討論中間階層。首先他們著重於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探討中間階層的政治傾向，特別是它和法西斯主義的關係。他們一方面既看到在二○～三○年代期間，中間階層成為後進型資本主義國家法西斯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在已發達國家中卻出現有名的「中間階層激進主義」。因此，不徹底的區分中間階層的各種組成成份，就不可能在分析中間階層的政治傾向上有太大的進展。

其次，許多的研究者將重心放在整個中間階層在數量上急速擴張的事實。他們指出，中間階層非但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在社會分化的過程中急速消失，甚至反過頭來發展出脫離直接生產過程而活躍於流通過程的龐大的「服務業」隊伍，從而在根本的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形態。因此，他們對於勞動階級作為革命的承擔者的傳統命題，採取相對保留的態度（Poulantzas,1978)。同時，他們也藉此解釋在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一方面存在著工人客觀上被剝奪的現實，但是，一方面工人階級對於造成這種剝奪的體制卻缺乏積極的反抗的原因。

晚近西方社會科學界在討論社會分層這個概念時，大多受到韋伯（Max Weber)的影響，通常從職業分類和收入的分配出發，加上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情況作為標準，將社會分成若干個社會階層。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陸學藝和他領導的工作小組，在2002年底所發表《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就是以此為判准將當代中國劃分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人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農業勞動者、產業工人和城市無業、失業、半失業者等十大階層。這種根據數據和調研成果所建立起來的階層劃分，雖然比起單純靠感覺和情感建立起來的階層劃分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對於理解什麼是「中間階層」？以及如何判斷他的政治傾向並無助益。

筆者認為還是應該回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傳統，將生產、分配、流通、消費視為一個統一的社會過程，從而將勞動資料與勞動產品的分配視為，既是人在生產過程中社會關係的前提，也是社會生產關係的結果，並將其在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表現，視為是與社會物質生活相適應並受其制約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總過程。只有藉由這個科學的途徑，我們才能夠清楚的將所謂的「中間階層」，從形形色色的職業分類表和各個社會標準不一的工資行情表中解放出來，簡單的將其概括為三種不同的社會經濟成份︰

第一種是，佔有生產資料，但其對剩餘勞動的佔有不足以使他脫離直接生產過程：例如在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大工業過程中，作為殘餘形式存在於現代社會中的小農、小商品生產者、獨立工匠、專門技術人員和小店東等等。

第二種是，不佔有生產資料，但脫離直接勞動生產過程的受薪階級︰例如，替資本家執行資本職能的現代管理者、服務於流通部門的金融、服務業從業人員、研發人員等等。

第三種是，服務於國家機器再生產，以及社會關係再生產的軍隊、憲兵、司法警察、行政官僚、教師、新聞從業人員和宗教人士等等。

上述的第一種，由於其社會關係，在生產過程中的獨立化是藉由商品的全面流通而聯繫起來，因此他們是天生的「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卻也是市場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受害者。在資本主義市場處於發達和上升的階段，由於繁榮所帶來的自信，他們往往在政治上表現為激進的民主派，不但要求要解除一切封建的束縛，也要求國家要退出市場，全面實現民主的公民社會；但是，一旦資本主義面臨衰退期，秩序和發展將壓倒一切，他們立即變成保守派，不是消極的對待國家主義的上升，就是將自身的困境歸咎於金融資本和商人資本的層層盤剝，要求國家要介入經濟過程，藉以擺脫衰退和蕭條，保障自身的利益。

關於第二種社會成份，是建立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工，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新的社會基礎，他們一方面代替資本家執行資本的職能，一方面分潤資本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因此，雖然他們因為職位的高低,以及對資本積累的貢獻不同，從而在收入的分配上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在社會生活過程和精神生活過程，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直接繼承了資產階級的假意識，甚至極力尋求晉身為資產階級的預備隊，除非是面臨經濟全面崩盤或是階級地位的集體下滑的威脅，否則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將以資產階級馬首是瞻，並無二致。

至於第三種社會成份，他們由於國家的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的政治表現。但是一般而論，在形形色色發展階段不一的資本主義體制中，他們毫無選擇的是西方代議民主的擁護者，只要執政當局不違反程序正義和法律國家原則，他們的政治態度將會是「永遠的執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