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自覺

　　由於馬英九的勝選，終結了近十五年由泛分離主義陣營主政的時期，預期今後兩岸關係將跨入一個和解的新年代；同時，台灣社會也將揮別由舊政權所造成的政、經、社動盪不安的日子。不管馬英九個人的主觀意願如何，這個由他的勝選所帶動的台灣歷史大轉變，單從這個客觀的事實來看，就值得大加讚揚。因此，在論議馬英九是非之前，對於他在這方面的功勞必須先予以肯定。

　　從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有可能台灣將告別長達近六十年的反共、反中國的時代，而進入一個嶄新的年代，我們只是站在入口。在這樣的時刻，大家應該自覺，從過去的意識型態解放出來，揮去長久積鬱的歷史迷障，突破禁忌，大破大立地重新檢視台灣社會長久以來隱藏的根本問題；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好的出發。這是本文的出發點。

　　可能連馬英九本人都沒有自覺到自己己身處於這樣一個關鍵時刻，遑論馬四周的馬英九們了。本文基於這樣的自覺，針對馬從勝選到就位的短短二個月期間所呈露出來的問題點，從更廣擴的視野、更根本的角度、更前瞻的思考，真誠地提出幾點「異議」。

重新「認識中國」

　　首先必須以誠心的態度重新認識中國，這是新時代出發的第一課題。不但要認識今日中國，更要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歷史（這決不同於過去國民黨戒嚴時期的中國現代史）。而且，這個中國也並不是與台灣隔絕、對峙的中國，而是包括台灣近現代史在內的中國。一百多年來，台灣經過日本異族的殖民、侵華戰爭與皇民化， 接著又經歷三十七年的反共戒嚴，以及近十五年來「去中國化」的所謂「本土意識」的統治，如此沉重的歷史造成了台灣社會對中國的嚴重無知和偏見。這是台灣歷史的共業，真正的「台灣人的悲哀」之處。對中國的無知和偏見，正是今日台灣社會統獨、藍綠、「族群」對立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去除這種無知和偏見，以同胞的情懷和真誠的態度重新認識中國，才有可能開創台灣的新機，走出新的道路。

　　今天，兩岸經貿、文化以及人的交流和融和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情況，從這次四川大地震台灣商民在賑災上所表現出來的熱烈程度便可知。一個新時代的契機已來臨；特別是，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已成了新政府實現政見諾言的關鍵前提，是要勇於拋棄過去歷史所造成的無知和偏見，自覺地從理性感性兩方面重新認識中國，這應該是打開兩岸新時代大門的首要課題。

重新「認識台灣社會」

　　第二個課題，便是要重新認識台灣社會。這裡所指的並非所謂的「認識台灣」，而是「認識台灣社會」；從九十年代以來，所謂的「台灣」一詞已被論述成狹隘的政治圖騰，成了某些政治集團的禁臠，早已失去了其應有的意涵，奉勸馬政權不要沿習惡弊，動不動就高喊台灣。「台灣社會」與「台灣」最大的不同，在前者包括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階級和社會意識（如國族意識）等等，多種多樣的現實社會生活。而目前為止，所謂的「台灣」，經過李登輝和民進黨當政的政治動員，早已經成了與「中國」對立的，高度政治性的名詞，其背後隱意著一系列的政治意識型態，亦即，早已脫離了「台灣社會」的實體。「台灣」要回到它應有原有的意義，恐怕要一段不短的時間，期望馬政權警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通過重新認識台灣社會，才會體會到台灣的政治只是社會生活的一小部分，只不過是台灣社會實體的一部分反映而已，如上才會跳出政治界小圈圈的思惟，以及前政權意識型態的窠臼時刻以蒼生為念，站在台灣全體民眾的立場來看問題；也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只看到選票而看不到人民，誤以為選票數就是「政治」就是「台灣」；也可避免落入眼中只有藍綠、統獨，而企圖以政治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倒果為因的作法。

　　因此，只有通過對台灣社會深刻的認識和關懷，才能夠超越舊政權的「台灣意識」的迷障，也才可能回到台灣大眾的立場，使政權立基於廣闊的社會大眾的現實生活上，施政才能夠彰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通過「理性批判」實現「社會和解」

　　第三個課題，便是通過理性批判與勇於擔當的態度實現「社會和解」。眾所周知，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被政治力嚴重撕裂，淪為一個對立的社會，至今猶是。因此，如何瀰平撕裂傷實為新政權的重大課題。不管選前、選中、選後，馬在面對這問題時，只用打躬作揖、陪不是的作法來對應，這是一種應急、抄短線甚至可以說近乎鄉愿的作風。當然，在激烈的選戰中，為求勝選，應急作為選戰戰略，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選勝後仍然持續「選票主義」的思惟，仍然慣用同樣作風，則無法從根本解決社會和解的問題。

　　更有甚者，至少到目前為止，作者所看到的馬英九和其團隊，只會挪用台獨的思惟與論述、語言與用語， 而不思如何打破魔咒，憑良知良識創造新機，不可諱言，這是一種怠墮，如此以往，不但無法得到「和解」，甚至只會招來「拿香跟拜」之譏。

　　唯一可行之道，便是如前面所論述的，以關愛和嚴嚴肅態度重新認識台灣，通過科學的調研，掌握造成台灣社會對立的歷史原因、政經背景以及其對立意識感情的真實構造；亦即通過「理性批判」，提出一套符合事實且具有前瞻性的一套「台灣論」，進而以勇以擔當的態度落實在政策中。另外，只有論述是不夠的，還要以政績提升社會品質，讓大家過好生活，且能突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如此才能打下既深又遠的台灣「社會和解」的基礎。

避免柏拉圖式的「哲人治國」

　　第四個課題，避免再出現柏拉圖式「哲人治國」的情形。古代社會是一個民智未開相對單純的社會，以全能全知的哲人來治國，是有它的道理。但現代社會是複雜的，它由各行各業以及各種利益集團所組成，且競逐激烈，同時它又是一個知識和資訊快速流通的年代，人民權利意識高漲。今天，還想用「哲人治國」，亦即還想用少數菁英、高高在上不懂得協商的學者治國，可說違逆時代潮流。從新政府各部會首長的臉孔來看，難免予人以「學者治國」或「菁英治國」的印象。並不是說學者不可治國，但是，現代社會的學者，與中國過去有治國平天下氣概的傳統知識分子不同，其專業分子很細，在專業領域中他們才智出眾，但只要跨出專業領域，他們就不是了，與尋常百姓沒有二樣。要一個毫無政治歷練的學者或菁英，馬上去擔當處理眾人之事的政治工作，難免會出現知識人的偏執問題。李登輝任內「書生誤國」之事，以及陳水扁任內的「童軍治國」、「律師治國」的弊病仍歷歷在目。

　　從馬勝選後著手組織新政府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馬刻意撇開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政治關係，不經過協商想「一手包辦」人事任命的意志十分強烈，這與他平常溫文的作風有極大的不同。這種作風確有可議之處：首先從他與國民黨的關係的角度來看，確有違政黨倫理的問題，再從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也有違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因為民主政治的第一課就是協商，在民主政治中沒有一人獨大，一人獨包的，所謂「包辦」是在協商的基礎上的「包辦」。沒經過協商的「包辦」不是民主，只可以說是「威權」。有人預測馬可能走「擬蔣經國」的「軟威權」路線，似乎有其可能。

要多多充實「文化素養」

　　第五個課題，要充實「文化素養」。再怎樣的豐功偉業，若沒有「文化」不會源遠流長，也不受人尊崇；一個企業主若沒有「文化」，充其量只是商人，一個從政者，若沒有文化只是一個政客。從馬英九選勝以來的各種「文化」活動來看，很遺憾，我不得不說他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人。譬如，他的文化請益之旅，居然跑去向柏楊和陳芳明請益。盛讚柏楊是「人權作家」，與陳芳明惺惺相惜還互贈著作，想借他們的人氣替他文化背書。君不知，柏楊、陳芳明是何其人？現在很有「人氣」是不錯，只要稍追根究柢便可明白：一個是如何被「白色恐怖」的？如何成御用人權作家的？另一個，在他的白紙黑字的字裡行間，隱藏著多少謊言和陰狠的算計？是誰把台灣的光復顛倒成中國對台灣再殖民的？因此，馬英九的文人請益之旅，與其說是文化請益，倒不如說是向「綠色文化」的表態之旅。不問其文化成份良窊，只問其文化人氣大小和文化政治效果，說重一點，充其量只是一場「反文化」的笑話。

　　說到馬沒有「文化」，還有一例，就是他竟然要求新任的文建會主委，設立「文化觀光部」，要文建會振興文化觀光產業。可見得，在他的眼中，文化除了有產業的功效之外，只剩下政治的功效了！

附言：本文校稿時，看到《中國時報》報導馬總統要當「文化總統的談話。奉勸馬總統，放過台灣的「文化」吧！不要再打文化的主意！拋棄1950年以來大政府經營文化的思維。只有放過「文化」才會成為令人尊敬的「文化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