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再殖民」社會及相關問題的批判

　　殖民地的概念，與帝國主義的概念相連繫，必須從經濟、社會的層次加以分析，才能有根本性的理解。至於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學的說明，我在前一篇批評文章中已有概括的說明。陳芳明不懂得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的概念，必然就會走向歷史唯心主義，提出不相干的問題夾纏不清。據陳芳明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七年的台灣社會之所以是「再殖民」社會，是因為1、國府來台後的社會是「日本殖民社會的延續」。當時大陸上批評國府的雜誌就說國府對台接收當局是「殖民政府」;2、強權性的「國語政策」;3、「壟斷式的金融資本」、嚴密的戶籍制度和4、強制的「民族教育」。
　　日據下台灣經濟和戰後台灣經濟的本質性不同，已在上一篇文章說過了。不從社會經濟著手分析，就會把將陳儀統治集團的支配比喻為殖民統治的比喻本身當作現實，就會說國民黨統治比諸日帝總督府統治「毫不遜色」。比喻是語言修辭的手段，不能當科學知識，是誰都知道的。
　　後殖民理論的宗師法，范農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即殖民地獨立後自己民族的、可能賽過殖民統治當時還要苛酷、黑暗的統治問題。從戰後世界史的眼界來看，這「獨立後的黑暗」，與戰後美國為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在全球的擴張有密切關連。戰後不久，美國在廣泛的新獨立國家中保護、支持和製造了扈從於美國利益的國家所形成的新殖民主義體系。從一九六0年到八0年代，美國以顛覆、武裝侵略、經濟、軍事和政治滲透，在中南美纂奪既有的民主政權，先後培養、炮製了二十多個軍事獨裁政權。這些親美軍事獨裁政權，在第三世界傳佈新法西斯恐怖，發動國家性、組織性暴力，使秘密逮捕、拷訊、審判、投獄、槍決、政治暗殺和集體屠殺成為日常茶飯。美國對第三世界新法西斯政權的保護、發展，與美國在各地經濟、軍事和政治利益密切相關。「國際特赦協會」的調查，甚至顯示美國為獨裁國家培訓特工偵警，提供拷問用的電刑具(electricneedle)，甚至直接進入他國的拷問室，直接參加拷訊，提供「先進」拷問技術與工具，使受刑的異議人士受到嚴重心理與肉體的殘害。據「國際特赦協會」統計，一九七0～一九七五年間，瓜地馬拉獨裁政府槍決了一萬五千人政治犯。阿根廷在一九七0年一年中處決了一千個政治犯;一九七三年，推翻智利阿燕得民主政權的政變，造成大量組織性拷打致死事件，受害人迄無統計數字。一九七四到七七年間，當時親美的伊朗獨裁者處決了兩百名政治犯，投獄者二萬五千人至十萬人。這種「獨立後的黑暗」，遍布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烏拉圭、巴拉圭、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印尼、伊朗(N.Chomsky,E.Herman,AmericanConnection,1978)，還沒有把韓國、台灣、菲律賓、希臘和若干非洲國家算在內。南非長期殘酷的「種族隔離」統治，一直受到英美強力支持，直到九0年代。
　　這些獨裁政權的統治，必然伴隨著對「歷史記憶」的管理與控制;對文學、思想、信仰的壓制，對民主、人權的蹂攔，對金融的獨斷，經濟利益由反共軍事精英和腐敗政商集團獨占。暫時撇開台灣的強權「國語」政策，上述這些國家在美國新殖民主義下，其社會與過去殖民社會有一定的比喻意義上的「延續」性。而其統治的殘虐性，思想文化的控制、監控，確賞與殖民時代「毫不遜色」，但如果說這些新法西斯政權下的社會是殖民地獨立後的各國親美獨裁政權對同胞的「再殖民」社會，就是只有陳芳明才能說得出的笑話了。

■關於語言的中央集權

　　現在說國民黨在台的「國語歧視」。法國大革命以後的一七九三年，共和國下令凡法國兒童必須學習法語的說、讀、和寫的能力，以國家強權，正式排除存在已久，並在生活中活用著的法國方言如布魯東語、巴斯克語和奧克語。法律規定了這些方言為「非法蘭西語」。使用法語以外的法國地方話，就意味著「反革命」，是對共和國的「反叛」，並且還進一步把法語的統一視同「思想、風俗革命」的一部份，革命政府稱此為「語言的革命」，即要求一切法國公民使用被統一起來的單一的法蘭西語。法國「國民公會」宣稱，為了保證一切共和國的公民在法律之前的平等，享有法律前的平等，我必須萬民只用一種國家「語言」。革命政府使這樣直接繼承了法國絕對王政所建立的法語的專制、和「法蘭西學院的語言檢查體制」，統一了法蘭西國語(田中克彥，《語言與國家》岩波新書，一九六三)。
　　據田中克彥的研究，日本明治年間的國語官僚，對於法國的語言中央集權體制十分心儀，於是直接向法國經驗學習，把「國語」和天皇國體連繫起來，宣揚對國語之愛與國語崇拜。另一方面，以掛「罰牌」的懲罰制度，在學校語文教育中消除方言，獨尊「國語」。在琉球和其他日本地方，教育當局用「寬一寸、長二寸的木牌」掛上說了方言的學生的脖子上。這被掛上罰牌的學生，就必須等著發現另一個說方言的小朋友，才能把這恥辱的罰牌，轉掛到另外一個說了方言的小朋友的脖子上。
　　語言學家弗．毛多納曾說，「學校是用教鞭打走方言的所在」。在日本，應該說「學校是把一切說方言的學生當做罪犯，培養彼此密告的地方」。現代日本，是以教育體制內的學生之間的互相監視、互相密告和恥辱性懲罰，完成了帝國的國語統一的大政方針。而這種掛恥辱的「罰牌」的方言消滅方針，竟是日本從法國以同樣方法在教室中消滅布魯東語、奧克語的伎倆中學來的(田中克彥，前揭書)。任何理智清醒的人，都不能像陳芳明那樣，據此而謂法國政府對法國人施行了「殖民統治」;日本對包括琉球人民在內的日本人施加了「殖民統治」吧。文言文是中國貴族士大夫紳豪階級的語文;鴉片戰後，現代城市工商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語文採用了市井日常語，並在現代國民國家形成過程中上升為國家語文，即作為中國共同語的「國語」。和任何國家一樣，中國國語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必然經過各種形式的，對於包括台灣閩南、客語在內的諸方言的壓迫。國民黨來台後，個別的學校、各別的教師實行了給說方言的孩子掛「罰牌」的不當措施(而且有理由猜想，有可能是忙著推行國語的「善良」動機，由某個本省老師仿照日據下的掛罰牌手段，把這不當的方法延續到戰後台灣以國家語制抑方言的措施，也未可知)。但國語的強制，也不只是特別突出的「掛牌羞辱」。舉凡語文標準教科書，「國語字(辭)典」，注音符號、語文考試制度等，都是國家語對方言的專政手段，此於世界各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莫不皆然，卻當然不能看成是象徵各國對其人民「殖民統治」的「語言文化的歧視」。韓國語是單一民族基礎上的單一語言。而富裕、權勢的慶尚道和貧困、受歧視的全羅道的地域;對立之嚴重，遠遠勝過今日台灣的「省籍矛盾」。戰後韓國的獨裁，在一個．意義上，表現為慶尚道的朴正熙、全．斗煥和盧泰愚，對於貧困的全羅道的金大中的對立，並且利用這對立施行威權統治。兩道的歷史矛盾，可以使金大中在故鄉光州囊括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選票，遠遠超過阿扁在台南的得票率。但我們仍然絕不能據此而謂朴、全、盧政權對南韓進行了繼日本殖民後的「再殖民統治」吧。再說馬英九市長用生硬的閩南話說「窪系喫台灣米，飲台灣水大漢的新台灣人」，劉一德委員抹黑自己的出身拿選票，群眾動輒喊「x你娘，講台灣話啦，北京話聽無!」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國語」的威暴呢?
　　陳芳明問，朴正熙、全斗煥「他們如何能對自己的同胞再殖民呢?」善哉問。陳芳明的認識障礙恰恰就在這兒。陳芳明不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看成「自己的同胞」，不把自己看成中國人，而將台灣政治看成異民族的「殖民統治」。但是只有看成同胞，才能理解朴正熙、全斗煥和蔣氏政權獨裁統治是階級的、集團的專政和統治，不是什麼異民族的「殖民統治」。除非陳芳明證明統治台灣的官僚、資本家等統治階級同時也無例外地是「中國人」;「中國人」的一般又無例外地在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格上享有比一切「台灣人」更崇高優勢的地位;工人階級、貧困工資農業勞動者，城市貧民和下層市民這些被統治階級，無例外地，全是「台灣人」一像日據下的社會，否則說台灣社會是被「中國人」「殖民統治」的社會，現實上只能起到飾諱當前台灣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的作用。

■關於對殖民地歷史的反省

　　陳芳明說，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開始對曾經有過的殖民地歷史進行反省與檢討。唯獨台灣並不容許重建日據時代的歷史記憶，遑論對日本殖民文化的批判」。陳芳明講得不全面。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的殖民地歷史始則被凍結而不加清算，繼則為分離主義的目的被加以美化和正當化。但這都是一九五0年以後的事。一九四五年到四九年間，在民間層次上，台灣的省內和省外文化界知識分子可是進行過熱情洋溢的脫殖民論說。和今天某些知識分子把日據時代的文化加以刻意美化不同，光復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卻深刻地感受到殖民主義對台灣文化的戕害。我只舉一例。宋斐如在一九四六年元旦(光復後四個多月)的《人民導報》上說，殖民統治使台灣的「精神文明」「荒廢」，「因為…．實施殖民地政策奴化教育的結果」，導致日據台灣「文化的畸形發展。」(《人民導報》《發刊辭》。元月六日，宋斐如在《人民導報》上一篇題為《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的講稿中，提出三個方面。一、殖民地瓦解後，解放的台灣，要以教育來建設台灣人的主體，用他的話說，就是「完成主人翁」。這一方面要靠人民的「自覺自發」，一方面要靠「文化教育界的啟蒙指導」，「教育台胞成為中國人」;二、日據五十年，在日帝抑壓下，在台灣的中華「漢明」舊文化，只能停留在日據初的狀態，不能與時俱進。光復之後，應該對這保存下來的中國舊文化「灌注國內(指大陸一引註)各方面的學識及常識，使『歸宗』二字名符其實」。接著，宋斐如說，在中國文化問題上，台灣人民要能辨別是非真偽，擇其善而固執之，不善者棄之)。他說，「祖國仍在發展過程中」，應當教育台胞「隨祖國的進步而進步」;三、日帝的「畸形統治」，使台灣人的眼界「不能出台灣島外」，台灣人「很少考慮全國(即全中國一引按)、全世界、全人類」，不考慮「後世百年大計」，要清理日本人的「盆栽文化」，要教台灣人民以「長江大河、五岳長城的雄壯」，「學習做人、做主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
　　這位仆倒在二二八事變血泊中的、傑出的台灣人思想家的上述意見，是會使陳芳明們皺眉頭的。但我們要理解，台灣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總過程中，被「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對她而言，殖民地的克服，是祖國復歸而不是若殖民地朝鮮之恢復原來的獨立。因此，對於宋斐如、蘇新、賴明弘、王白淵而言，光復後的脫殖民的工作，就是復歸中國的工作。台灣人主體的建設，是連繫著「教育台胞成為中國人」，是從日本人的「盆栽文化」開擴到中國的「長江大河、五岳長城的雄壯」，是殖民地人的解放──主體的建立，做一個主體的人、做自己的主人、做主體的中國人‥
　　宋斐如「擇善固執」的話，說得含蓄，卻意韻深遠。宋斐如和蘇新、賴明弘等一代人，即使在甫告光復的台灣，已經看到了祖國的黑暗。但他們也看到內地中國另外一股新生、進步的勢力在發展。因此宋斐如要台灣同胞在中國內戰前夕看出「是」與「非」，「善」與「惡」的兩股對立勢力，從而要同胞「擇其善而固執」，告誡讀者，祖國不是憑空的烏托邦，「祖國仍在發展過程中」，讀者，在這發展過程中，人民要善於跟上祖國「是」的，「善」的和「進步」的力量，持續前進。限於篇幅，有關四六年到四九年間台灣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曾健民先生將有深入的討論。
　　殖民地台灣的去殖民的省思，在此顯出了其獨特性。如前所述，台灣的殖民地化並不是一個自來獨立的民族或國家的殖民地化，而是從中國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因此殖民地台灣的解放，不是恢復她原所不曾有的獨立，而是復歸於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光復不久，敏銳而前進的台灣人思想家，在陳儀集團貪汙腐敗的惡政浮現時，很快掌握住了台灣的脫殖民化的歷程與本質，是從「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台灣，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一台」。當一般人在陳儀惡政中驚醒，開始討論光復前與光復後台灣社會的比較時，估計出現了就台灣現狀論台灣，對惡政表現失望疾憤的言論。蘇新們卻從中國社會性質、即其封建性(這是當時蘇新們的認識)來理解復歸「封建」中國之台灣的痛根。蘇新甚至銳利地看到了陳儀當局和日據下台灣(半)封建地主紳豪在政治、經濟上的勾結，甚為憂悃。台灣的脫殖民地既然同時是台灣之編入「封建官僚」的中國社會，則台灣的改革，必須從改革封建官僚主義的中國著手。這是當時省內前進的思想家宋斐如、蘇新、王白淵等人和省外知識分子王詩翔、周憲文關於台灣脫殖民歷程的深刻的探索。
　　台灣戰後的脫殖民論說中，「奴化教育問題」也是一個重要部份。陳芳明們對於日據下台灣經受「奴化教育」的說法特別激動。這自然與企圖把二二八事件之起因於官僚劣政，推諉給「日人奴化教育」的刻板說法的糾彈有關。但如前所引，宋斐如也提出日據下「奴化教育」的危害。看到今天滿腦子「日本精神」，滿腦子以日本時代文明，「支那時代」落後的人們，能說沒有日本「奴化教育」的具體事實嗎?但是大作家楊逵，就對這個問題提出過很深刻的看法。他說，「奴化教育」自古就有，凡有階級統治的社會，就必有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奴化教育，他說「一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莫不實行奴化教育」。但有奴化教育，並不意味一切人都會被奴化。日據時代有自私自利的人奴化自己以獲利，但也有三萬農民組織起來反抗日本，就是證明。他以嚴厲的口吻說，當時(一九四八)少數一些主張台灣獨立或台灣託管的「託管派」和「拜美派」，「當然也是這一類的人」(楊逵，《台灣文學問答》，「橋」副刊，一九四八)，對楊逵而言，台灣的脫殖民絕不
　　僅僅是擺脫、清算日本的「奴化教育」，同時也是擺脫、清算其他外國對我們的「奴才化」圖謀的鬥爭。
　　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的一場關於「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爭鳴，在一個意義上，也是一場重要的脫殖民論說。這場討論提出台灣新文學在日據時代備受抑壓，如今光復，台灣成了中國的一部份，當務之急，是如何把台灣文學「脫殖民」化，即建設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份。篇幅所限，這次內容豐實的爭論中的脫殖民意義，等待以後的機會展開(爭論全記錄文集《一九四七~四九台灣新文學論議集》，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九)。陳芳明說光復後沒有「對日本殖民文化的批判」與「反省」，顯然說得不全面，並且四六年到四九年的台灣脫殖民論說的內容，怕也不是陳芳明所喜見了。
　　一九五0年韓戰爆發，情勢一變。日本成了美國遠東冷戰戰略的重點盟國。美國和日台韓的國家分裂對峙和反共同盟，在反共的大義名分下，人民才被「制度化地拒絕」「對殖民經驗的反省」。在韓國，日占下韓國親日派政客豪紳圍繞在美國──李承晚核心而復活(陳芳明不知道一九四五年解放不久朝鮮半島各角落「人民協會」的叢出，一九四八年濟州島紅色農民的起義以五萬人集體大屠殺終場的「歷史」，在韓國被長期「禁止閱讀」，日據朝鮮的抗日派被套上「赤匪」的罪名肅清。台灣的抗日派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日據下本省大親日派豪族不但不受歷史的審問，出賣日據時代來自左翼的政敵，投靠國民黨，搖身一變，扈從於國民黨反共政權而保全、延命、榮華富貴。而台灣殖民地「歷史記憶」的「重建」與清理遂寢。但是到了一九八七年以後，被右派日本人稱為在海外兩位偉大的日本人之一的李登輝總統(另一位是秘魯的滕森總統)，展開了陳芳明意義上的日據「歷史記憶」的「重建」，以政權的權力公然改寫、美化台灣日據歷史，受到日本右翼史學界的讚賞。日本殖民地台灣史的清理與反省，又遭到權力的阻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