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論

　　「社會性質」指的是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的性質。社會生產方式者，是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和。生產力的發展，造成與之相應的生產關係的變化，從而帶來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總和的社會生產力式的變化，當然也是社會生產方式之性質，即社會性質的變化。馬克思指出，正是隨著生產力的淡化與發展，前此的人類社會概括地、一般地依「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先後秩序而推移。依此，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絕沒有一個單獨稱為「殖民地社會」這樣一種生產方式、這樣一種人類社會必由的階段。當然也沒有什麼「再殖民」、「後殖民」的社會生產方式。「殖民地」的社會科學概念，是帝國主義時代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第三世界前資本主義社會外鑠而來的，必須與其原有社會生產方式(例如封建或半封建社會、氏族共同體社會等)併稱才能存在的概念。陳芳明不懂社會性質理論，他的台灣社會性質「三階段論」，即「殖民地社會」(日據)、「再殖民社會」(一九四五~八七)和「後殖民社會」(一九八七~)完全是無根據的杜撰，是社會性質論這個專門領域之外的胡說，至為明白。陳芳明在別的地方多次、多處(例如《謝雪紅評傳》、和關於台共兩個綱領的文章)大談特談日據台灣「社會性質」理論，到現在就突出地表現其欺罔性，明確地失去了在社會性質理論的專門領域中再發言的條件。
　　回應陳芳明的文章時，預見到陳芳明在社會性質理論上的小兒程度，卻不料只有嬰兒的程度。想到這是長期反共保守的台灣的社會科學環境有以致之，不覺淒然。估計短期間內我和陳芳明的討論，很難引起能夠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的辭語和方法論的進一步縱深討論。而社會性質的討論，最終是要從對當面社會性質之科學性的分析，得出當面社會改革實踐的理論，這就非得要經過廣泛、深入的爭鳴、批判和發展不為功。雖然，我仍然期待再過一段時日，年輕一代擁有馬克思主義素養，又有運動實踐的朋友們起來，對拙論加以批判和討論。我願意相信這一日的到來不會太久。到那時，人們再也
　　不需要忍受陳芳明式的、外行的夾纏了。台灣社會性質理論的探索，有長久歷史和傳統。早在一九二六年，甚至早在大陸展開中國社會史討論的一九二八年之前，前進的台灣知識分子陳逢源和許乃昌就「指桑說槐」地就「中國改造(革命)論」，進行了中國社會性質與中國變革(改造)理論的相當有社會科學深度的爭論。一九二八年和三一年，台灣共產黨兩個中央的兩個綱頷，也深入規定了當時台灣社會的性質與革命的方針。一九三二年，矢內原忠雄也以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了殖民地台灣的生產方式之本質。三0年代，台灣人革命家與思想家李友邦，也對日據下台灣社會進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至六0年代中後，傑出的台灣社會科學家涂昭彥和劉進慶分別對日據社會和截至一九六五年的戰後台灣經濟，做出了科學、富有實證的研究成果。
　　這一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理論的歷史、傳統和文獻極為重要，卻為陳芳明一夥歌頌八七年台灣「民主化」的人們所不知。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和陳芳明們一般，對於台灣本身的經濟社會史完全無知，卻只顧在洋人的餘唾中抽象地、歷史唯心主義地、不著邊際地、道德主義地、感情論地，沒有台灣歷史具體條件地大發議論，在以洋文為高墻而與民眾隔絕的亭子中間，互相應和吹捧，得意之極。這是和一九五0年以降，台灣學術、文化、意識形態遭受美國新殖民主義構造性統治的悲慘的結果。
　　此外，陳芳明的存在，也彰顯了部分台灣學術界中的嚴重的學風問題。
　　做研究不老實，不認嚴肅，強以不知為知，對知識上的錯誤強辭飾辯，不下堅苦工夫，磨牙打混，沒有人民觀點，沒有第三世界的視角。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生產現代知識分子歷史中，我們缺乏既有精深專業知識，又有批判、抵抗的人格與風骨的大知識人的典範。於是若陳芳明那樣可以「著作等身」，專業上不牢靠，立場多變，優遊學宮的學者，成為我們社會的奇景。這樣的學風，是不是應該清理清理了。
　　僕布衣百姓，刑餘之人，於廟堂學宮皆遠，而讀書從不求其甚解，所學至為寡陋，只是看不下去少數一些人視天下直若無人，恣情暴論，這才不辭疏鄙，出來相質。但受到知識水平的具體限制，錯失必多，希望方家給予嚴厲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