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在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

　　陳芳明一向是為台獨派纂奪鄉土文學論戰之果實最不遺餘力的人。但這一回他卻給現代主義說盡了好話。這與一向認為台灣文學必須表現「台灣意識」，必須反映台灣土地人民的現實、「愛台灣」的陳芳明一派的文論大有矛盾。
　　陳芳明沒有經人同意，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拉了一大班徒子徒孫，包括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七等生、施叔青、劉大任、李昂、黃春明與陳映真。依陳芳明看來，「再殖民」期的台灣文學成就都掛在現代派頭上了。他做這結論:「以鄉土文學的立場來論斷稍早的現代主義文學」會有「各自的政治偏見」頗不足取了。陳芳明的論斷，問題出在他對文藝上「現代主義」的理解太過於膚淺。他的現代主義標準偏重在寫作技巧──例如「意識流表現技巧」;「人物蒼白與流亡」。其次他側重作品的情感主題，例如說現代主義表現死亡、孤絕、焦慮、疏離‥
　　(批判)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爭論，自三0年代以降以迄七0年代，是全球性的爭論。稍為熟悉這論戰的人，都知道甄別現代主義，不全在作品形式與技巧，而主要地在於作品的內容和作品所體現的世界觀。如果單從形式、技巧看，深受俄國象徵主義影響，在一些作品的技巧上又藝術地發揮了象徵主義藝術的意韻，在《狂人日記》中又成熟而且藝術地使用了精神心理醫學知識和「意識流的表現技巧」的我國偉大現實主義作家魯迅，豈不成了一個現代派了?以古代貴族閨幢獨特的象徵主義聞名的李商隱，也不能不成了現代派了。從另一方面說，表現對於法西斯、軍事強權在西班牙內戰、在韓戰中的良民虐殺的嚴厲指控的、畢加索的「格爾尼卡」和「戰爭與和平」則絕不能以一般意義的現代主義來看待。聶魯達在革命的火線上為民眾而寫，又博得人民熱烈反響的、以現代主義「表現手法」寫的許多詩，也自不能以一般意義上的「現代主義」去概括。至於說表現孤絕、死亡、流放、蒼白，在浪漫主義詩人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至於陳映真是否接受了現代主義的洗禮，我是不屑一辯的。
　　形式、技巧的寫實、裂變和誇張，不是現代主義文藝的本質。它的本質在於藝術家在西方極度資本主義化的生活中對於人、對於生活和社會的感受與看法。現代派把人與社會絕對地對立起來，主張人的本然的非社會性而加以誇大。人除了他自己，再無現實存在。現代派脫離社會生活，鑽進極端個人的內在世界，在那裡誇大官能和肉慾的重要性。以反對一切道德、邏輯為「前衛」與「革命」，卻無意重建新的人與人的關係。現代派不相信生活上、創作中的任何意義。生活不可理解。現代派固執地以病態的恐懼、焦慮、憂鬱、絕望、性的倒錯、孤獨和頹廢縱慾的世界取代現實的生活，對意義、人性、人道加以恣情嘲笑。他們厭惡自己，憎恨生活，深為空虛和憂恨。敗德、肉慾、毒品成為他們的鎮定劑。
　　一九七八年鄉土文學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主要來自七0年代保釣運動左派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保釣左派在海外接觸了中國三0年代以降文學作品與文藝理論的影響，對民族文學論、民眾文學論張開了眼睛，在某種「革命」熱情下，七0年代初開始對現代主義詩開展了批判，對現代主義詩在內容、形式、技巧上的反民族性和反民眾性，精神上的虛無和自瀆，提出了糾彈。在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中，文學理論上的左右鬥爭，在政權權力介入下更為突出，形成鄉土主義和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反鄉土主義的鬥爭。鄉土主義力主文藝反映現實和現實中的矛盾，為生活與社會的向上與改造做出貢獻。鄉土文學反對文學的個人主義、虛無和墮落。但反鄉土主義則主張文學應「清新可喜」「溫柔敦厚」，不能成為「政治工具」，不能被「共匪」所利用;鄉土派反對帝國主義和「寡頭資本主義」，主張民族主義，為弱小者代言，「擁抱土地和人民」。反鄉土派力言「反共高於反資」，控訴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應該「抓頭」、打擊．．
　　陳芳明刻意避開現代主義批判運動的社會的、歷史的、思潮史的背景，把七0年代台灣文學界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縮小到陳映真因個人的「中國民族主義」和私人恩怨對現代主義的糾彈，完全抹殺了七0年代掀起的現實主義文學潮流，對吳晟、蔣勳、施善繼、詹澈詩作的現實主義道路、和現實主義小說上的收穫，卻一味給反共、反動的現代主義唱讚歌。
　　陳芳明和他一派人，近來逐漸唱起這新調子:現代主義對台灣文學有傳授新技巧、擴張文學語言的貢獻。除了少數幾家各別作品，五0年代到七0年代汗牛充棟的現代詩，能沉澱下來的究竟有多少?如果二十年現代詩運動的成續不很驚人，則它又如何能對台灣文學的技巧和語言做多大貢獻?陳芳明另一個說法，是在白色政治下「為台灣作家開啟了」「思想窗口」，「在強勢殖民權力陰影下，維繫了許多活潑的文學想像」。現代主義的「思想」和「世界觀」已如前述，現代主義和權力的結合恰恰是因為現代主義宣傳從充滿矛盾的生活中逃遁，安居在「強勢殖民統治」的秩序，恰恰因為它是美國新殖民主義對抗當時世界各地反帝運動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武器。
　　在討論國民黨權力和現代主義的關係之前，我應該聲明我對現代主義的批評，集中在極少數鮮明昭著地站在權力一方，不惜借刀殺人，毀滅來自現實主義方面的強敵的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作家和作品，應該就個別作家和作品進行具體研究，應該同意幾個個別作家的個別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戒嚴現實的不滿與抵抗。但就總的、平均的評價，我是主張要對台灣現代文學發展史採取實事求是的批評、清理態度的。
　　據研究，一九五0年，在白色恐怖逐漸展開之際，國民黨中央設立了「中華文藝基金會」，並成立「中華文藝家協會」(「文協」)。五一年，「文協」中「美術委員會」擴大為「中國美術協會」，由其下的「中華美術協進會」出版《新藝術》，由當時「前衛」畫家和評論家何鐵華主編，能在同年主辦一系列「反共書畫展」和「反共漫畫展」中，同時推出了「現代畫聯展」。記錄上看出來，「中國美術協會」下的「美術研究會」，培養了後來成名的現代派畫家:夏陽、吳昊和秦松。當然，這只能說明台灣現代主義繪畫在發生上與國民黨反共體制的聯繫，不能說明這些個別的畫家就一定與國民黨在政治和思想上一致。但在同時國民黨對其有共產黨員身分的畢加索是疾惡的，對畫家們說，「凡是談論畢加索的，就是共產黨的同情者!」把一些熱中於現代主義的畫家(如劉獅)嚇跑了。
　　現代主義繪畫和詩，如何與國民黨的政工體系結合——至少是誤會冰釋而轉為團結合作，我沒有研究。但只就結果來說，在鄉土文學論爭中，現代派的大部份，不論是奉命或主動，都曾站到鄉土文學和現實主義對立面去，打擊鄉土文學，也是事實。其中少數幾個人手段惡毒，余光中就是突出的例子。

■關於余光中

　　陳芳明在他的《鞭傷之島》一書中，收有一篇《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其中有這一段:
　　隔於苦悶與納悶的深處之際，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事隔多年，而且因為陳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這裡說一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材料，當時是直接寄給了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變色的王昇將軍手上，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險思想，以文學評論傳佈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密告材料送到王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鑒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為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昇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了我的。
　　在那森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而他竟把這應該秘而不宣的在他的心靈最深最深的暗夜寫下來的罪惡材料特意從香港寄去美國給陳芳明，人們就難免對余陳兩人之間的關係感到強烈的好奇。現在，陳芳明和當年與之「決裂」的余光中恢復舊好，也有文章相與溫存。這自然是陳芳明的自由。只是想到詩人埃，龐德在一戰中支持、參加了納粹，戰後終其一生久久不能擺脫歐西文壇批判的壓力和良心的咎責。而余光中在最近的一個場合中，因他當年假借權力壓迫鄉土文學而當場受到一個青年公開的抗議後，作了這回應:他當年反對的不是鄉土文學，而是「工農兵文學」!顯見他至今絲毫不以當年借國民黨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徑為羞惡。而陳芳明的長文《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輕描淡寫揭露過余光中的這段往事之後，用了十分之九的全篇幅，站在台獨原教義的審判台上，對陳映真的思想和文章進行細密的調查、入罪和指控，讀來固然不免失笑，卻對這兩個思想政治偵警，留下難忘的印象。

■關於兩岸分裂合理論

　　陳芳明說，「到了戰後，美帝國主義的介入，使得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分離了。這樣的分離，自願或被強迫，都成為無可動搖的歷史事實。」這是十足的外國勢力干涉有理論。但是分裂的兩德並不以為祖國的分斷是「無可動搖的歷史事實」，西德人民不惜為長期民族分裂造成的困難付出代價，完成了統一。越南人民也不以為祖國的南北斷裂是「無可動搖的歷史事實」。他們以堅苦卓絕的鬥爭，戰敗了世界上最強大、凶惡的外國勢力及其扈從，統一了自己的祖國。韓民族不分南北，也不以自己民族在外來勢力下的分裂為「無可動搖的歷史事實」。他們以民族的分裂為恥，為痛，南韓人民不以北韓一時的窘困嫌惡和卑視北方的同胞，呼喚統一，聲嘶力竭，在不久前南北朝鮮人民終於向全世界宣布了爭取南北韓「自主化統一」的願景。即使林肯，也不以工業的北方與農業的南方的對立為「無可動搖的歷史事實」，統一了合眾國。陳芳明和一些反民族派，卻千方百計宣傳兩岸分離現狀為合理，即便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分離」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介入」也是合理的!但一九四八年，大作家楊逵不同意外國勢力來台灣搞獨立和託管，說宣傳獨立和託管的文學，不是台灣文學，是「奴才文學」!陳芳明說「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分離，於一九五0年以後就已經產生」。我看不可靠。光說一九七0年代裡，葉石濤先生就迭次宣說「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王拓先生說「作為反映台灣各個不同時代的歷史與社會的(台灣)文學，也自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並說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而作家則是「台灣的中國作家」;巫永福先生說「如果清文學是中國文學，光復前的台灣文學也應當是中國文學」。李魁賢先生也說，「當然台灣文學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些都是「於一九五0年以後」二十年的事了。即使陳芳明自己，也要等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才與中國「訣別」，這以前還為余光中寫過一本充滿了孺慕與崇拜的詩評。陳芳明也許會說那不算數，那是在戒嚴殖民體制下不得已的言不由衷。若然，陳芳明就把自己一夥人都說成個個是種了。怎麼就有那麼多人，那麼久的時間，一再地「不得已而言不由衷」?

三、關於解嚴後「後殖民社會」論及相關問題批判

　　對於陳芳明把一九四五年國民黨統治台灣以至一九八七年李登輝繼任這一段時期為中國人對台灣人施加「戒嚴殖民」統治的「再殖民社會」之不通，我已經在上一篇文章中從社會性質理論、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以及國民黨「擬似波拿帕國家」的形成與消萎等各方面，做了深入的批評。陳芳明無力對此以相同的語言和方法論駁論，卻反覆提出嚴重混淆了作為文化思想概念(而不是社會經濟概念)的「後殖民論」以及「後現代論」的說辭。這裡先說一九八七年以後的台灣社會政治矛盾。陳芳明說，「戒嚴體制」表現為「語言的壓制」，對作家「思想」、「情感」、「情慾」、「情緒」的「控制」，威脅了女性、同性戀、原住民想像。在陳芳明看，一九四五年到八七年間「再殖民」的「戒嚴殖民」統治下，台灣的社會政治矛盾集中地表現為由「漢人／中原心態／男性優勢／儒家思想所凝鑄而成」的權力所統治的、對於原住民／台灣意識／女性／非儒思想的壓迫!這是什麼樣的政治與階級分析?這又是什麼樣的「殖民地」社會的批判?
　　從一九四五年到八七年中，四五年到五0年，是大陸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台灣的地主豪紳階級對台灣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的壓迫。五0年到六六年，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擬似波拿帕政權」，和其所哺育的台灣新興產業資產階級對台灣農民、低工資工人等各階級的統治，一九六六年到八七年，是獨占化的台灣政商資產階級在國民黨庇蔭下茁長，終於從消萎的「擬似波拿帕國家」接收政權，而展開以李氏政權為起點的台灣人獨占性大政商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在陳芳明的「戒嚴殖民社會」裡，是沒有階級的「漢人」、沒有社會經濟意義、沒有階級內容的「中原心態」、沒有社會屬性的男性和「儒家思想」，對於同樣地沒有(民族)階級分析和社會經濟內容的原住民各族、台灣意識、女性和不知有多麼廣泛的非儒思想的統治。因此，四五年到五０年台灣學生、作家、市民所決行的民主自治鬥爭、地下黨的新民主主義鬥爭、文學界圍繞在「建設台灣新文學」爭論中堅持民族團結、堅持深入民眾、和民眾站在一個立場的「台灣文學論」的提起;五０年到六六年間苛酷的白色恐怖的壓抑，戰後第一代由省內外資產階級民主人士所發動的反獨裁民主化鬥爭;一九六六年以後，第二波新生代資產階級反獨裁民主化鬥爭、七０年代從現代詩論戰到鄉土文學論戰的文學上的左右論爭、八０年代以後台獨文論和「在台灣的中國文學」論的鬥爭‥這一切都不在陳芳明的焦點上。因此，八七年後戒嚴解除，長年的「戒嚴殖民」體制奇蹟似的解放，台灣文學於是「次第展開。台灣意識文學崛起，批判傲慢的中原沙文主義。女性意識文學大量產生則挑戰既有的男性沙文主義，眷村文學的出現，則是出自對台灣意識過於激化的畏懼與戒心，原住民文學的營造，則是在抗拒漢人沙文主義」。
　　把台灣文學按照「語言」、「族群」、「性別」、「性取向」、「去中心」、「分殊」、「多元」加以分別而不是從創作方法、文藝思潮、時代社會基礎去分類，是台灣九０年代從西方經過校園、留學體制灌輸進來的概念。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內容之一，是對於進入「後期資本主義」階段的西方社會的苦悶、失望與幻滅，產生了對於現代性——啟蒙、科學技術、理性，甚至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根本性的懷疑。後現代派的思想家看見了高度發達的、進入資本主義「後期」的西方，在極端商業化、商品化，高度消費主義和商品拜物主義下，知識分子早已失去社會指導性地位;民主政治的行銷主義和商品化，使精英政治崩解。此外，八０年代末蘇東社會的瓦解，又使知識分子對「解放」、「革命」甚至西方「民主主義」等「宏大論述」產生了幻滅與懷疑，新的虛無主義統治著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於是「去中心」論、「分殊論」、「多元」並重並列之說起。文學批評中也出現所謂性別、性偏好、種族、語言等「多元」、零細的角度。這些思想藉著台灣自五０年代以來美國新殖民主義文化霸權的、暢通多時的管道——留學體制、學位生產、人員交換一一經由快速化的通訊、媒介炒作，半生不熟地灌輸到台灣來。於是「去中心」、「分殊」、「多元」諸論，嗡嗡然流傳於以外語獨占西方知識之窗口的一群精英之中。
　　然而，陳芳明不知道，後殖民論自始就是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意識形態統治與霸權支配的挑戰，反對西方在第三世界無所不在的文化和思想滲透。後殖民論質問:為什麼思想和文化總是單向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向其他地方灌注;為什麼總是以西方的概念而不是自己的話語去描寫和敘述第三世界，使第三世界失去了描寫自己、認識自己的語言和論述。陳芳明以西方後現代的性別、性取向、族群、去中心、分殊、多元……這些舶來的概念，生吞活剝，強辭奪理地描寫、說明、比附台灣文學，以西方新殖民主義的文化概念描寫台灣，正是後殖民批判理論的批判對象的核心。陳芳明以批判的對象(後現代論)形容批判的本身(後殖民論)，把批判的本身與批判的對象混同起來，令人匪夷所思。
　　陳芳明也曾想把後現代論與後殖民論加以區別（《後現代或後殖民》，收前揭《書寫台灣》）。但由於知識不足，錯誤百出。簡單說，陳芳明說，台灣的後現代論不是台灣社會之所產，是西方舶來之物，不適合用來說明台灣的文學現象。台灣的「後殖民論」則有台灣社會根源——說「後殖民」論是台灣「殖民戒嚴體制」瓦解後之所產。但人們也可以問:依陳芳明的邏輯，後現代論的去中心論，難道不是對「戒嚴殖民體制」獨裁下「中心思想」的對抗?後現代論的多元論，難道不是對「戒嚴殖民體制」政治、文化一元化專制的挑戰?怎麼獨獨「後殖民論」才是台灣「社會內部」之所產?
　　事實上，人們記憶猶新，洋人的性別論、性取向論、族群論、去中心論、多元分殊論，全是八0年代末、主要是九0年代上半從洋人那兒經由留學體制、洋學位體制、回國教師、洋文書刊那兒蜂擁而至，是後殖民批判所要批判的、活生生的西方文化霸權對台灣之支配。有些學者主張八0年代後的台灣文學是「後現代文學」。我看，如果加上一個「附庸性的」這麼一個限定辭，即「附庸性的後現代文學」，肯定比陳芳明矛盾錯誤的「後現代文學」相對上還來得準確一些。
　　後殖民論的主要思想家薩依德就認為，所謂後現代，是一個「延續帝國主義結構」於全世界的「時代」。他說今日對抗新的西方中心主義，就是反「後現代」的鬥爭。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概念、立場、思想之相剋，如此旗幟鮮明，豈容混淆!陳芳明不但知識上混亂，終其全部寫過的文章，從來看不見對美國新帝國主義自五0年代以降在軍事、經濟、政治、外交、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對台灣的統治。這樣的腦袋裡出來的「殖民地」論+「再殖民」論可以如何荒唐，不難想像。
　　最後再說幾句陳芳明對台灣戰後民主主義的評價。台灣戰後民主運動要如何分析和評價，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但限於篇幅，俟來日有機會時再予展開。但陳芳明說，台灣的「民主運動兼容並蓄地容納了農民、工人、女性、外省族群、原住民形成滾滾洪流」，終於使「殖民式威權體制」瓦解。光復至一九五0年以前，台灣和大陸相應和的反獨裁、反內戰、和平民主建國的民主自治運動，以及新民主主義運動，確實有台灣工人、農民和原住民（「蓬萊民族解放同盟」）參加。一九五0年代白色恐怖以後的台灣反獨裁民主化運動，和七0年代以降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都沒有工人和農民作為階級力量參加。所謂「女性」也不曾作為一個社會勢力參加，原住民更不曾以民族解放運動的形式參加。工、農、環保、原住民、婦女等市民性社會運動，都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產物。至於六0年代至七0年代中，在沒有警備總部的海外搞英雄的「革命」運動(陳芳明時常以他的海外活動驕人)，該怎樣定位和評價，也是個問題。而「外省族群」之無法受容於這偉大的民主運動，只要看費希平和林正杰被逐出黨，傅正在黨內委曲求全，至今日省外知識分子在台灣絕對主義下屈折低眉的處境，說什麼台灣民主運動「兼容並蓄」，「形成滾滾洪流」，不免太膨風了。至於說，「台灣本土文學者與民主運動桴鼓相應、攜手併進」，也不盡然。這只要今天赫赫不可一世的「本土文學者」和評論家，捫心自問，他們在「民主運動」各階段寫過什麼不民主的文章，為不民主的政策畫圖解，和不民主的人打混，找不民主的出版社出書……就知道陳芳明在自欺欺人了。時至今日，民進黨取得政權不過數月，就在勞工問題上後退保守，毫不飾諱地站到政商獨占資本的一方。昔日為「民主」、「公義」而奮鬥的工會、市民運動團體，幾乎隨著新政權的上台全面而黃色化，而被收編為領津貼的NGO，學生幹部穿上西裝，進入國會助理和政府部門官僚體系。台灣戰後民主運動的階級本質終於呈現，卻留給弱小者一團迷霧。而陳芳明卻把一九八七年後「戒嚴殖民」體制的「終結」描寫成自由王國的降臨，台灣烏托邦的勝利，台灣文學百花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