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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3) 

 王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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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
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完)(王曉波)
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3)(王曉波)
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2)(王曉波)
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1)(王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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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決」表示著兩者之間有矛盾,矛盾其實又可分為「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在殖民統治下,日本主體與台灣主體是存在著對抗性矛盾的,即使是對抗性矛盾,不但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並且還可以「師夷之所長以制夷」。至於「非對抗性矛盾」,那就是「道並行而不相悖」了。
  以「主體」而言,又可分為「一元化主體」和「多元化主體」。「一元化主體」的價值論即「唯我獨尊」;「多元化主體」的價值論則是「兼容並蓄」。
  對於「殖民地的孩子」戴國煇而言,殖民與被殖民「主體」價值的矛盾,顯然是不兩立的對抗性矛盾,而不允許有絲毫的苟且。在日據時期,被認為最同情台灣人的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其著作中說:「我想,至少在經濟的開發以及普通教育的普及方面,是替殖民地社會帶來了永續性的利益。」戴國煇認為這正是因為「主體」的不同,才有矢內原忠雄這麼具有知識良心的學者也作出這樣的價值判斷來。在〈身份與立場〉中,戴教授指出這是「結果論」的謬誤,他批評矢內原忠雄說:
  「這樣,他的觀點和說法,只有一個『結果論』了。每次到名古屋(東京大學位於名古屋)來,對於道路與地下街井然有序的情況,都覺得分外地來人佩服。名古屋的街道房舍很清潔,說來也是所謂的戰災復興的成果。當年受到美軍飛機B24、B29的轟炸,卻帶來了scrap and build的過程,才有這樣面目一新的大城市及地下街的出現。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豪華地下街,就來肯定當年的美機空襲和戰爭吧!」
  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戴國煇又聽到了有位日本教授發表類似的觀點,他則提出了以下的論證反駁了那位日本教授,戴國煇說:
  「下面我要提一個比喻,也許有點過分,但請包涵:日本對『原子爆炸病症』治療方面的水準,是世界醫學界中很出色的。為甚麼有此成就?那是因為患者很多,其他衍生出來的有關問題也很多,日本醫學界不能不全力以赴,才有今天的成就。那麼,我們為了企求『氫彈症』醫療技術更上一層樓,是否應該請求蘇聯給我們丟一個氫彈呢?我們能否用上矢內原的邏輯說,因為促進了原子炸彈受爆關係的進步,原子彈轟炸『並不全為有害』這樣的話呢?」
  戴國煇不能同意以單純的「結果論」來作為殖民統治價值判斷的根據,而主張:
  「我相信,當議論殖民地支配的功罪時,應把支配的動機、支配的過程以及支配的結果,總合而論,才是應有的態度,正確的方法。
  現在,我們暫時不問動機與過程,但是,把『普通教育』的成果,和『經濟開發』的成果留給台灣,那絕不是日本人的本意;真相是:因為戰敗而無法把這隻『名為『台灣』的乳牛』帶回日本。且以上所謂的「成果」,能不能成為永續性利益,還要看台灣人這方面的主體性能力和作為如何而定。」
  戴國煇在他逝世後才出版的《愛憎李登輝》一書中,以同樣的理由批判李登輝說:
  「就動機論,日帝統治台灣不是為了慈善,更不是為台灣人的利益。就過程論,史實告訴我們,日帝是殘忍無道的,如『西來庵事件』(一九一五年,引發屠村事件)、『霧社事件』(一九三○年,日帝用毒瓦斯彈鎮壓原住民)。就結果論,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如何解讀?當前被自我迷失者視為正面價值者主要為產業基礎建設,這些難道是日帝甘願留給我們的嗎?當然不是!日帝戰敗只好捲舖蓋走路,留下帶不走的基礎建設罷了。這些建設的主要資金,還不是來自台灣的稅金,僅以教育建設為例,台灣人納稅建校,卻限制台灣人入學,李(登輝)先生不也嘗過苦頭的嗎?對此猶不清楚,豈非可歎!」
  因為殖民統治是一個民族支配另一個民族的統治,除了支配的一方,還必須有被支配的一方,所以,殖民統治是由支配和被支配者雙方構成的。殖民主義的罪惡除了支配一方的責任外,戴國煇還特別提出被支配一方的「共犯結構」。在〈身份與立場〉中,他說:
  「以我戴家為例吧。我們戴家一方面在抗日運動中遭受到血腥的彈壓,在殖民地體制下承受過無限的民族歧視;可是,另一方面,做為被編進殖民地體制下的地主家庭,自願去肩擔殖民地醫學使徒的角色,卻也有機會積蓄一些財產。在後面這一點意義上,我們戴家不但處在『共犯』者的地位,同時也可以說是屬於分嚐殖民地支配利潤『殘渣』的『特權階層』吧。
  初期的侵略、統治過程中,『嚮導』都是由我們漢族系台灣人中間的『自家人』來扮演。後來,從『同胞』中間繼續產生了買辦和合作者,為了分一杯『殘渣』而賣力過。
  又,殖民地主義與侵略戰爭,不用說它會帶來物質層面的破壞和財富的收奪,更糟的是,它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侵犯者』和『被侵犯者』雙邊的人性破壞殆盡。」
  戴國煇主張台灣「主體論」,但絕不是「台灣第一,台灣優先」的「唯我獨尊」的「一元化主體」,相反的他在八○年代〈「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中,就批評了「台灣民族優秀論」,他說:
  「最近我發現,圍繞著我們台籍僑界甚至於島內『黨外』界正在醞釀有『接受『台灣民族論』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種怪氣氛,並唱『台灣民族優秀論』的高調。我得敬告諸位,這一種氣氛和順耳的高調或許能得勢於一時但搞不好,處理不妥很可能會變成『台灣式法西斯主義』的『鬼胎』。如此的話,它將引起的災禍將是無窮。
  「我們鄉親的大多數人是屬於聰明人,為了明哲保身,對於這些問題都不願碰。只有我這個『胡路塞人』又是『傻瓜』的人才會提這些問題。總之,希特勒認為他們的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夜郎自大地大誇他們的國,大談他們的大和民族優秀論與大和魂無敵論。史實已告訴我們,他們有過甚多的老百姓喝了『迷湯』後被捲入漩渦裡頭。他們誤信了它,惹起不甚小的災禍,害人傷己還殺了不少人,賠了甚多的命。」
  戴國煇應當是最早指出台灣民主運動中包含「台獨法西斯」的學者,這是他作為歷史學者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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