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瑞都案發展至今，隱隱然已是另類「本土型金融風暴」的範本：政治帶壞經濟，經濟敗壞政治，一票「本土型」政客，利用職權炒作土地，再利用獲利進行政治投資，錢滾權，權滾錢，錢權循環，越滾越大，涉及的人物，從鑽營潛行的掮客蟑螂到迄今難以撼動的「國本」，風暴圈不斷擴張，其金額之龐大，其關係之綿密錯雜，每一個市井小民不知不覺地在風暴中被搞得暈頭轉向！
　　新瑞都案蘇惠珍涉嫌藉由低買高賣土地的手法，掏空公司，短短六年之間獲利40餘億，長期以來被奉為民進黨大小選舉的「金主」，司法單位投鼠忌器，迄今依然任她逍遙。涉嫌掏空安鋒鋼鐵廠的「黑金」原型人物朱安雄，同樣在錢權循環的鐵律下，順利被推選為高雄市議會的大家長。台灣的社會正義，在這些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衝擊下，早已蕩然無存。
　　英國的《經濟學人》和美國的《商業周刊》都先後預測台灣爆發本土型金融風暴的時間不遠。今年7月，在一次有關亞洲金融風暴的討論會上，亞銀研究所的研究員蒙特‧高梅利更進一步指出：台灣金融危險指標已頻臨風暴邊緣，貼近韓國在1996年，亦即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前一年的水平。這些權威分析僅以台灣金融逾放比過高、資產泡沫化和政府過度干預股市等因素，就足以對台灣提出嚴肅的警告，若是他們進一步去了解安鋒案和新瑞都案操盤者的詭密手法，以及從而衍生出的政商之間的恐怖平衡網絡，他們恐怕都要汗顏於自己薄弱的知識。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固然對許多國家造成重大傷害，但這些國家也因而得到寶貴的教訓，積極尋思建構金融安全體系，以求未雨綢繆，減緩金融危機的傷害。譬如，中國大陸已組成「中央金融安全領導小組」，將金融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的思維，由高層所領導的專業小組切實執行防範金融風險、化解金融危機的重責大任。也有不少亞洲國家已透過「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簽訂，組構成亞洲金融安全聯防網絡。
　　反觀台灣，由於1997年所受傷害相對較為輕微，反而容易掉以輕心，一旦金融危機爆發，整體的經濟可能立即被拖垮。政府雖擬議將「金融重建基金」的設置大幅擴大規模，從1千4百億元增加到1兆5百億元，但基本上仍是本土的、封閉的體系，難以因應國際上毫無預警的金融衝擊。何況，上述「本土型」風暴所形成的漩渦已不知吞噬掉多少國家資本，人民對金融改革的信心已幾乎消耗殆盡。黑金治國所造成的信心黑洞，恐怕不是幾兆幾億的基金所能夠填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