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衫軍十餘位主事者被起訴，罪名是違反《集會遊行法》，這不禁讓我們想起兩位頂尖知識份子的一場對話。那是1971年，全球性學潮的尾聲，當代戰鬥力、筆力皆稱一流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荷蘭對談正義與權力的關係。

　　喬姆斯基指出：國家常自以為是法律的代表，所謂「公民不服從」，就是對這種觀念的直接挑釁。公民訴諸行動來阻止國家犯罪，這完全是合乎正義的，就像違反交通規則來阻止謀殺案一樣，任何一個腦袋正常的法官都不會為此入人於罪。

　　傅柯則強調：公民的「非法行動」多少蘊含著階級鬥爭的因素，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意圖翻身的掙扎。這種鬥爭，其重點不在於合法或合乎既定社會所規範的正義原則，而在於勝利的意志，亦即是否具有掀倒統治階級，改變政權結構的決心。

　　這兩位鬥士知識份子其實已點出了紅衫軍之所以成為「敗軍」的原因：1.不敢直接挑戰作為國家統治工具的法律；2.缺乏改變政權結構的決心。而這兩者其實是環環相扣的。

　　譬如，很多人都在質疑，當今的《集會遊行法》嚴重危害人民以行動表達言論的自由，在紅衫軍之前，早已有無數的學生、社運工作者因觸法而遭到警政、司法機關無止盡的折磨。在野黨罵聲不絕，就連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也直指其為「惡法」。那麼，民間推動修法或廢法的努力，為何總是在立法機構觸礁？這其實並不難理解。當今的台灣，不管是在朝在野的政治菁英，甚至是自命為紅衫軍指導員的范可欽等街頭貴公子，有人位高權重，有人日進斗金，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階級，在潛意識裡，他們根本就把集遊法視為社會秩序維護法，法律本身確保了社會在既定的軌道上運行，也就是保障了他們既有、既得的利益。

　　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架構下，立法院中朝野有關集遊法的修廢，迄今都僅止於口頭上的惺惺做態，而范可欽等紅衫軍的「官方」領導人，一旦遭逢起訴，第一個反應居然就是要組織眾多律師為其辯護，而且「陣容保證超過美麗島事件的律師團」。說穿了，這就是社會優勢階級的共通信仰，他們認為只要善用法律，或是法律程序，他們的利益就可以獲得必要的保障。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當年的美麗島律師團，正是當今的統治集團，他們現在最拿手的招數，就是運用法律來嚇止異議，阻撓公民力量的集結。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曾經質疑立法者的階級屬性，他批評法律根本就是經濟上統治階級鎮壓異己的工具。范可欽等紅衫軍主事者限於社會優勢階級的視野，缺乏對法律性質的認知，也從來沒有翻轉政權結構的決心，其無知與懦弱平白鬆解了百萬人上街反貪腐的澎湃公民力。紅衫軍若要再起，首要之務，就是排除這些倨傲的、自以為是的優勢階級領導者，重新回到民間，傾聽憤怒的聲音，集結翻身的意志，從真正不服從的公民中尋找重啟戰鬥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