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前提是，一方面存在著與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相分離的雇佣勞動者，他們除了出售勞動力便一無所有；另一方面是，在資本家的手中積累著一定量可充當資本的貨幣。

　　創造這兩個條件的歷史過程，就是資本的原始積累。

　　「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這一個在落後的農業國家用來確立社會主義重工業體系的概念，其理論的根源是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點的「原始積累」類推而來的。所以，將這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理論上當然是錯誤的。雖說如此，當我們討論蘇聯社會主義草創階段的歷史時，這個概念卻非常重要；特別是繼蘇聯之後成立的社會主義諸國，由於經濟落後或多或少都執行過相同的積累方式。尤其是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大國，幾乎是自立更生的推動快速工業化，因此大致上採用蘇聯走過的老路子，所以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

　　馬克思說，所謂「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為前提，讓雇佣工人在形式上以及實質上從屬於資本，從而限制了社會生產的全面發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因此，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首先應該要揚棄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馬克思也指出：「勞動的解放」就是社會主義的第一個課題。

　　從這個觀點來看，以蘇聯為首的「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內戰、反革命力量的殘存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封鎖和策反等大氣候和小氣候之下，不得不暫時擱置這個最本質性的問題是能夠理解的。但是，貿然的使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從資本原始積累所類推過來的概念，還是很不恰當。

　　不過，在俄羅斯的革命家之間似乎都缺乏這種認識。日後反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最力的布哈林，事實上就比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更早使用這個概念。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論」中說，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生產性本質」是「布爾喬亞的政治權力……強奪住民，使他們轉化為無產階級，從他們身上創造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生產力…」。反之，「從廢墟中成長的社會主義，也要開始動員有生命的生產力。這種勞動的動員就是否定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基本契機。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階級本質，並非創造出剝削過程的前提條件，而是依據廢除剝削的經濟復甦…」。

　　從布哈林提出這種將勞動者緊急動員體制正當化的主張的背景情況，就可以預測出蘇維埃體制最終走向官僚化國家體制的背景。

　　反映著「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背景，托洛斯基也使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概念，並訴求「勞動者的自我積累」。他在1922年10月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上說，「我們繼承了破產的國家。我們不能以使用1914年以前的生產設備就感到滿足。那些設備已經破壞，我們必須依靠勞動者的努力，一步一步的重建起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強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必要性。

　　布哈林和托洛斯基都認為，國家和勞動者的一體化是應該的。所以說，「我是向勞動者要求，為了勞動者本身的利益而出力。我所說的意思如被惡意的解釋為要求勞動者『自我剝削』而受到攻擊，也是沒辦法的事」。

　　他們的這種想法受到革命後的狂熱氣氛所支持。而在中國，這種熱情則實際上被用來做為「積累」的手段。

　　雖然主要由於整個國際的大氣候使然，但無論如何，在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自己扮演推動經濟建設的主體，而沒有走向像巴黎公社那種「實現解放勞動的政治型態」的過渡性存在，卻是歷史的事實。

　　就蘇聯社會主義體制而言，其根本問題在於：將「國家」固定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

　　二、蘇聯的「工業化論爭」

　　蘇聯從「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轉換為「新經濟政策」(NEP)時代之後，開始摸索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向。「戰時共產主義」可以說是「純綷」的計畫經濟的時代，是在內戰和外國的軍事干預下全面控制國民經濟的時代。

　　新經濟政策允許市場經濟的復活而產生混合經濟的面貌。在這種情況之下，引發1920年代中期的「工業化論爭」，其論爭的焦點在於：

　　第一、落後農業國家的工業化路線應該是從重工業開始？或是輕工業開始？

　　第二個問題是，在工業和農業之間，應該是以哪一個部門為優先？

　　第三是，是否應該等待歐美革命成功後，依照國際分工而開始建設？或是追求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　　

　　革命前的俄羅斯是一個農業國家，因此和歐洲各國形成經濟上的互補，但是由於革命，這種互補關係被切斷，經濟上被封鎖。所以如何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就成為迫切的問題。

　　快速的工業化並非只考慮到國民經濟的發展，重工業更是軍事生產所必需，雖然這種選擇帶來了工業結構的畸形化，但仍將其做為優先目標來發展。當然，就結果而論，迅速的重工業化並非唯一的選擇，假如對輕工業或農業更加重視，也許可以使後來的情況有所改變。但是重工業優先的政策決定了此後的歷史。這種選擇更因為將「一國社會主義」正當化從而使國內經濟陷入緊張狀態，問題的核心就在於剝削農民、農業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以「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成名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主張：在「混合經濟」中應該確立並強化屬於社會主義要素的國營經濟。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它的主要著作「新經濟」中，將蘇聯的過渡時期視為是「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相鬥爭」的狀態，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因此，為了推動迅速的重工業化，其所需的資金不可避免地必須依靠非社會主義要素的農業部門。

　　重工業建設並非只是建設幾個工廠就可完成。要將為數眾多的相關部門一併完工，必須長期地支付龐大的資金，而且在建設期間必須持續的投入資金而無法得到產品。其所需的資金因無法得到外國的援助，唯一的途徑就是轉移國內主要產業的農業部門的剩餘。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並非將農民視為敵人。他認為在商品經濟具有較大力量的情況下，作為社會主義「產婆」的國家(state)，如何籌措龐大的資金是一場激烈的鬥爭。因此，農民（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就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條件。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課題，並非比資本主義更少的向小布爾喬亞生產者徵收，而是以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集約化（細耕化）為基礎，使包括小商品生產者在內的國民經濟合理化，從而從小商品生產者手中更多的所得之中徵收更多的東西」。

　　在進行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以國家為媒介進行從農業到工業的價值轉移並非沒有前例。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積累構造」。但是其中的差異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中，為了確立其工業部門，「勞動者國家」的社會主義部門成為剝削以農業為首的非社會主義部門的「主體」。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本來意圖以市場為前提，透過農作物和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來轉移價值。但是當時的蘇聯政府由於工業生產力很低，無法提供足以和農產品相交換的工業產品，因而無法透過「不等價交換」來進行積累。

　　站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對立面的是布哈林的「富農育成論」，這種對立使得原本貧弱的工業基礎和農民日漸積累的不滿之間的矛盾激烈化。這個矛盾，因為史達林搞「從上而下」的農業集體化而被「解消」，但並非得到解決。因此產生了農民的生產意願降低的新問題。

　　1925年前後的「工業化論爭」，主要是托派經濟學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之間的對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主張以剝削農民為手段進行迅速工業化。在當時，史達林採取中立，一直要到1928年後才實質上贊成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方針」。1928年，史達林公然承認以不等價交換剝削農民的剩餘，他辯稱說：「這是為了發展農業而向農民課徵的追加稅金」。

　　反之，布哈林的工業化路線則重視與農民的同盟，主張以農村經濟富裕化所增加的積累為基礎，進行漸進的、平衡的工業化。布哈林說：「與農民處於戰爭狀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維持穩固」、「工業的發展依靠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農民的購買力越大，工業的發展速度就越快」。也就是說，布哈林認為將農村和城市連結起來的市場關係，在工業化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農業集體化促使國家完成全面性的經濟統制，但是這種經濟統制並未減少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成本，反而在過程中付出了血腥的代價，更導致國家集權體制形成官僚化的經濟管理機構。

　　在中國的經濟建設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也遭遇到許多困難，卻一直被推行。當然，由於歷史背景和客觀條件的差異，中國的積累過程並非完全和蘇聯一樣，但其基本上的同一性，使其後來不得不採取改革、開放的路線。

　　蘇聯共產黨在廣大農民中並沒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因此，終於因為糧食問題而與農民之間陷入戰爭狀態。反之，以農民為基礎進行革命戰爭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土地改革在全國農村奠定了深厚的權力基礎。因此，在農民的壓倒性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快速重工業化並沒有引發嚴重的矛盾。但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生產力比蘇聯低落許多，也不得不以農民的直接動員來強化農業基礎（也就是所謂的「勞動積累」）。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種隱蔽的積累構造，本來應該將它視為是過渡狀態而加以克服，但是因為作為積累基礎的工業部門，基於軍事優先的經濟構造而無法扮演提高人民社會生活水平的角色，因此，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構造不得不自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