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增產不增收

　　根據「中國農業年鑒」〈1981年版〉，由國家物價總局等七個單位，分別於1965、1976及1978年三次就全國3600多個生產隊所進行的調查結果，以及，1976年以全國1296個生產隊為對象的調查結果〈人民日報1978年10月25日〉顯示，社會主義原始績累體制帶給農村的客觀效果是「增產不增收」。

　　勞動力的過多投入是造成「增產不增收」現象嚴重化的原因之一。

　　70年代末以前，中國因禁止農村、城市間的人口移動導致農村的勞動力過剩，而農村工業化所吸收的過剩勞動力非常有限，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過多的農業勞動量，加上為了養活龐大人口，中國政府長期採取「糧食生產第一主義」政策，農業生產並沒有朝向多角化方向發展，抑制了勞動力投向收益性較高的「現金作物」，從而制約了農民的所得上升。

　　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土地生產率確實有所提高，但是土地生產率的提高卻被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所抵銷，始終無法脫離勞動生產率過低的處境──從1965年到1978年之間，糧食生產的絕對數量自1億9453萬噸的年產量增加到3億477萬噸，但國家的餘糧收購量的增長卻相當緩慢。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的農業生產藉以達到糧食產量的極大化的手段，是在稀少的土地上投入過剩的勞動力，其成果卻由於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所抵銷。藉由勞動力的投入而增加的糧食產量，同時被農村所增加的人口所消費，使得國家的糧食收購量無法迅速提高。

　　糧食商品化的比率決定了城市勞動力的扶養量，成為制約工業擴大速度的重要因素。由國家收購量所表示出來的糧食商品化比率的低迷，具體的影響到工業發展。因此，中國雖然建立了通過人民公社吸收農業剩餘，藉以達成工業化目的的體制，但是在增加可供商品化的農業剩餘這個關鍵問題上，卻沒有完全的成功。

　　2. 重工業化的成就

　　以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為手段，將農業剩餘轉移到重工業建設的結果，中國所實現的重工業化在產量方面確實獲得可觀的成績。

　　如以機械、金屬、化學等部門的生產額在工業生產總額中所佔的比率為「重工業化率」，在發展中國家中，以顯著的速度提高「重工業化率」的典型國家是南韓。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在1980年以前中國的「重工業化率」卻遠高於南韓。在1980年南韓的人均所得是1630美元，中國只有300美元，兩者之間的發展階段有巨大的差距，而中國的「重工業化率」卻比南韓高許多，可見中國的重工業化成績是極為可觀的。

　　大躍進時期，中國標榜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工業化水平，而在1978年的經濟發展十年計畫中，也宣布在本世紀（20世紀）內達到先進國的工業水平。由此可知，中國的集權性計畫經濟經常推行提高重工業投資規模的目標。

　　在中國，國家部門在向企業下達生產目標的同時，也完全供給完成這個目標所需的原料、能源、機械設備和資金等等。由於這種投產資源的「無償供給制度」，使企業不受支付利息的壓力，因而企業為了達成計畫指標，通常採取擴大生產規模和新設工廠的途徑。同時，投產資源的無償供給制度容易造成企業不顧投資效率，並且對既有設備的保養和更新也失去關心──因為企業規模的擴大或新設，比提高經營效率或充實設備使用率更易於達成目標。就企業而言，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達成上級所指令的目標，因而只有被動心態，不必具有主觀能動性。

　　更為重要的是，擴大重工業所需資本，是來自農業剩餘的移轉而不是產生於企業內部的利潤，因而喪失「擴大自我維持」的動機。於是，擴大重工業部門的背後存在著嚴重的無效率。

　　擴大國營重工業所需的資本既然是來自低價糧食和價格剪刀差制度，從而必須將農民和城市勞動者的消費維持在低水平，於是輕工業部門也無法取得充分的發展──由於價格剪刀差，輕工業部門獲得龐大的利潤，但其所得的利潤大都上繳成為擴大重工業資本的核心部分。根據中兼和津次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其機制」一書中的考察，輕工業部門上繳的利潤在1952、1965和1975年分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68.1％、40.0％和46.5％，但輕工業在基本建設投資中所佔比率僅為17.6％、7.9％和10.1％。由此可知，輕工業部門雖然生產了不少利潤，但再投資卻不多，其所得利潤大都移轉給無效率的重工業部門。

　　丸山佣郎在「中國經濟的矛盾」一書中也指出，在1980年前後，中國所生產的鋼鐵有72.8％用於重工業，而供給輕工業和農業（包括農業機械修理工廠）的鋼鐵只佔體總產量的11.7％和15.5％。就機械工業而言，所生產的產品有80～85％適用於重工業部門，而用於耐用消費財的部分只佔15～20％。能源方面也呈顯同樣的情況（重工業部門消費了77.9％，輕工業、農業以及民生部分各只佔6.0％、4.8％和11.5％）。

　　這就是說，鋼鐵、機械、能源等重工業部門所生產的產品大都用於重工業部門，因而形成重工業部門的「自我循環機制」，而不是藉由重工業部門的擴大，在一段期間後以豐富的消費財回饋農民和城市勞動者。依照重工業化優先的理論，對重工業部門（生產財部門）的優先投資，在其初期可能抑制消費水平，但就長期而言，比優先輕工業更會帶來更高的消費水平。但是在中國，由於重工業的非效率性和自我循環機制並沒有提高勞動大眾消費水平。因此，自從建國以後一直到1980年，工業部門的勞動者和全民所有制單位勞動者的實質工資並沒有提高多少。

　　3.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鄉鎮企業

　　以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為手段將農業剩餘轉移而建設重工業的政策，經過20多年的執行後並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農民的生活水平長期沒得到顯著的改善。國營重工業部門雖然達成顯著的擴大，卻由於嚴重缺乏效率，因此其再生產尚須依靠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始終無法形成自我維持的擴大機制，而勞動者的實質工資也無法提高。於是結束文革的混亂之後所召開的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捨棄由國家吸收農業剩餘的體制，使農業剩餘保留在農村，也就是從根本改革舊政策。其要點是：

1. 提高國家收購農產物的價格，降低農業生產財的價格，也就是以改善農村交易條件，使農業剩餘保留在農村。
   　　由於三中全會的決定，1979年夏季以後糧食的統一收購價格提高20％，而超過收購部分則提高50％，而且經濟作物、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也逐漸提高。同時，於1979～80年，農業機械、化學肥料、農業等的價格降下了10～15％。農村交易條件的改善究竟縮少了多少價格剪刀差，並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收購價格的提高和生產及經營承包制度的普及，強烈的刺激了農民的增產意願，再加上人民公社時期的水利建設和肥料生產的增加，使得1978年以後的農民所得提高到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
   
2. 不僅在三中全會中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更在1985年由國務院公佈新價格、流通政策，以政府的契約收購制度替代統一收購制度，逐漸地減少收購項目和數量。這就是說，農民增加了在自由市場中以較高價格的出售農產品的種類和數量，而蔬菜、肉類等副食品則完全採取自由流通制度。　
   
3. 1982年12月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准了新憲法，規定人民公社「政社分離」的政策，也就是廢除人民公社的政治機能而使其成為集體所有制組織；1983年全國農家的93%採用「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承包制度，而到了1984年末，全國98％的人民公社解體，最後於1985年，所剩下的西藏自治區的公社也解體。

　　上述三個要點，不僅使農業剩餘留存在農村，誘發農民的增產意願，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並擴大了農業剩餘，使農民擁有可投資於非農部門的剩餘。

　　產生於農村的這種「市場化可能剩餘」，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而找到「鄉鎮企業」（政府從前將人民公社生產鐵、水泥、發電所、化學肥料、煤等小工業稱為「社隊企業」，1984年以後「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

　　當然，除了農業剩餘變成「資本」以外，鄉鎮企業的形成尚須另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可以與這個資本相結合的勞動力也可以自由移動。人民公社解體的另一個作用，就是使從前被迫擠在公社內而無法「市場化」的「剩餘勞動力」突顯出來，使其能夠和資本結合，產生替代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以外的另一個積累體制。

　　開始於1978年的新農業政策，使限制人口移動的政策難於執行。因為：

1. 1978年以後，因農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農村的人口過剩的程度更加顯現，因而難於使他們留存在農村；
2. 政府採用新農業政策以後，大大地修正了1978年以前的糧食生產第一主義，獎勵糧食以外，包括林、牧、漁業的農業的全面發展。隨著農業的多樣化，農村勞動力市場也開始流動化。更由於政府注重專業戶的養成，有意願的農民以剩餘資金和剩餘勞動力專心從事於經濟作物、養殖業、食品加工業、農機耕作、運輸業、建築業、飲食業等各種專業，因而加速了農村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化。

　　於是，政府限制勞動力移動的政策也不得不緩和下來──如1984年，國務院終於准許在一定保留條件之下，也就是不配給糧食的條件下，在鄉鎮從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農民和其家屬可以移住到城鎮。但是由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自由市場的普及，這個保留條件幾乎不曾發揮抑制人口移動的作用。同時，糧食的自由市場也創造了促使農民到中、大城市從事勞動的條件。

　　總之，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解體，農民開始擁有可投資於收益性較高的非農業部門的資本剩餘，更由於農村和鄉鎮之間的勞動力可以移動，使「市場化可能」的資金和勞動力迅速結合而興起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就替代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系而成為在中國形成新的積累體系的契機；也就是說，鄉鎮企業是中國體制改革所產生的新的經濟主體，是由於在糧食生產第一主義的政策下，經常缺乏輕工業產品的農村，脫離人民公社的拘束而自由生產並出售商品的新企業單位。更由於鄉鎮企業的生產率和收益性比農業高很多，因而吸引農業部門的資本剩餘和勞動力剩餘而產生爆炸性的擴大。

　　從1983年出現鄉鎮企業之後，到1989年之間，鄉鎮企業擴大7.3倍。反之，農業的生產擴大速度相當緩慢，到了1985年鄉鎮企業的生產總額已超過農業生產額（1989年已超過2倍）。1987年，鄉鎮企業的生產額也超過包括農、林、牧、漁、副業的廣義農業生產額。

　　據統計資料，經濟體制改革後，農業生產比率急減，而農村工業生產比率則有顯著的增加。加上由於建築、運輸、商業部門的增加，中國農村在較短時間內以顯著的速度實現多樣化，而這種多樣化的中心就是鄉鎮企業。

　　另外，自1983年以後鄉鎮企業的勞動力，在七年之間從3234萬人增加到9366萬人；也就是說，在這期間內吸收了6132萬人的勞動力。1989年，中國農村的勞動力有4億939萬人，而鄉鎮企業則佔了其中的22.9％，由此可見，鄉鎮企業已成為解決中國農村過剩勞動力就業的最有力新主體。

　　再者，鄉鎮企業對解決中國全體的過剩勞動力也有貢獻。在中國總勞動力之中，以城市國營、集體企業為核心的非農業勞動，從1983年的1億1746萬人增加到1989年的1億4390萬人（增加2644萬人），而在同一期間內，鄉鎮企業勞動力的增加是6132萬人。

　　鄉鎮企業當然不是在全國一起發展的，是集中於大城市圈以及大城市圈附近，且擁有豐富的農業地帶的幾個沿海省。其中典型例子就是近於上海經濟圈的江蘇省南部。

　　鄉鎮企業之所以能夠如此擴大，起因於勞動生產率的差異，而使每人的所得、收益率能有所增加。以1989年為例，鄉鎮企業每一個勞動力的生產額是7931元，而同年的農業只有2016元（相差3.9倍）。非農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所佔比率，從1978年的7.0％增加到1988年的27.3％。這就是因為農民減少對農業的投資而將剩餘資金和勞動力投資於以鄉鎮企業中心的工業部門的結果。

　　鄉鎮企業的技術大多是屬於傳統性的具有高度勞動密集性質，因此鄉鎮企業從農業部門強力吸收勞動力，因而緩和人口對農地的壓力，提高農業生產率，也造成將貨幣剩餘和勞動力剩餘再投入鄉鎮企的積累效果。

　　鄉鎮企業的產品直接和農村的需求要有關。因此可以說鄉鎮企業的形成是，以資本、勞動市場以及商品市場為仲介而使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形成有機的連結。如黃青和、王誠德、何道峰等人在「世界經濟導報」上以「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農工關係」的題目發表的「鄉鎮企業是創出了因過於迅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缺於整備的農工間的聯繫關係，因而使中國成為一個有機體的重要角色」。因此，鄉鎮企業的形成，改變了由於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而扭曲的積累構造。

　　4.新積累機制的形成

　　從第一次五年計畫到1978年，國營工商業部門所上繳的「企業利潤」和「工商業稅」占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但1978年以後，上述二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率，由於企業上繳利潤的遽減而開始下降。

　　1978年以後，企業上繳利潤的減少是由於在城市改革的過程中所推行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結果──首先是將一定比率的國企利潤留存於企業內部；然後是經過事前設定上繳利潤的額度，讓企業承包；1984年以後更採用以納稅制度替代利潤上繳制的「利改稅」。

　　因此，工商稅收相對地提高其比率。雖如此，企業收入和工商稅收的總和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率，從1978年的90％減少到1990年的60％左右。

　　如上所述，企業收入和工商稅收的來源主要是經過價格剪刀差所轉移來的農村剩餘，因此其比率的降低證明將農業剩餘吸入國庫的權力體系已經弱化，也因此，財政機能對國民經濟的作用也隨著弱化──到了1989年，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率就減少到22.2％。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對城市住民的保護政策，如：保障糧食等基本消費物質的低價格配給，副食品補貼、物價補貼等等，卻一直沒有改變。於是導致了財政收支的赤字──1979年以後，出現了經常化的財政赤字。

　　這個發展促進了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以及以企業內所保留的利潤為企業擴大資本的「預算外投資」的擴大。1980年以後，以企業保留利潤為主，以國內銀行借款和外國資金為輔的「預算外投資」迅速擴大，而預算內投資則相應減少。因此，中國設備投資的重心——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基本建設投資在預算內投資中所佔比率，從1979年的75.8％下降到1989年的20.8％，而投資財源的顯著多樣化，也使得國家透過財政收支統治全民所有制單位的企業經營體系，不得不進行改變，也就是降低國家財政在資本積累機制中所扮角色，從而顯著擴大自我投資和銀行的角色。

　　1983年以後，鄉鎮企業在非全民所有制單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鄉鎮企業工業生產總額在非全民所有制單位工業生產額中所佔比率，從1978年的40％左右上升到1989年的54.2％。這就是說，全民所有制單位在工業總生產額中的比率，從1980年代開始減少而非全民所有制單位則上升，且在非全民所有制單位中，鄉鎮企業的比率又佔一半以上。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在經濟體系改革的過程中，鄉鎮企業成為新的積累機制的核心。

　　5.城鎮企業的發展

　　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吸收勞動力的擴大能力以及不亞於國營企業的企業規模等等，都是很多報刊雜誌已介紹過的。同時，歐美、日本的報刊雜誌也經常列舉鄉鎮企業的種種缺點──如，浪費能源、低水平的技術、有品質不良的製品、惡劣的勞動條件、環境破壞等等事實。但，從歷史論、文明論等角度來觀察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商業化和多角產業化時，應該可以說，中國農村的工業化是人類歷史經驗上未曾有過的、巨大的農村城市化現象。

　　在那裡，雖然工商業發達卻也堅持農業的發達。看不到由於近代化而產生的所謂農村的「過疏化」現象。當然也見不到如英國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現象，或二次大戰前在日本經常發生的大規模的佃農抗爭。但是由於無計畫的經濟區建設而產生的土地荒廢，以及由於負擔的增加而產生的農民暴動，是確實存在的。

　　雖然當前的中國還存在著缺乏衣食以及最低限度醫療的眾多窮苦人民，但就整個農民而言，其生活水平真正是有所提高的。為了提高窮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政府舉辦過幾次特別會議，認真檢討並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具體方法。雖然這些努力還沒有產生顯著的成果，但這些政策和措施是絕對不同於先進工業化國捨棄窮困人民而進入資本主義繁榮期的歷史經驗。

　　從費孝通等「內發型發展論」者的立場來分析鄉營、村營的「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的發展史，可將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農養工的階段」，是以農業的資源、勞動積累以及農民的資金來建立農村鄉鎮企業並使其成長的階段。在這階段，鄉鎮企業的生產額是農村工農業總生產額的40％以下，而從事於非農業部門的勞動者也只佔全農村勞動力人口的30％左右。在這一個階段，工業對農業或農村所能提供的支援是：吸收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將部分收益提供給農村，補助幹部的收入或社會支出。80年代初期的蘇南地區，80年代中期到後半期的珠江地區就是屬於這個階段。而在常德、民權等地區，則在90年初期才要進入這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農業、工業互補階段」。在這個階段，鄉鎮企業佔農村工農業生產總額的比率是50~70%，而非農業勞動力在農村總體勞動力中所佔比率達40~50%。鄉鎮企業從農民的信用合作社等組織取得資金，並以「以工補農」作為口號。鄉鎮企業對鄉鎮社會的援助開始正式化──鄉鎮企業不僅架橋、建養老院、補助自來水建設的設備，也提供村幹部、學校老師的薪水，並在農忙時期提供耕作援助隊。這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化過程中，從未出現過的現象。80年代中期到後期的蘇南地區、珠江地區就是屬於這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以工建農」的階段。在這時期，鄉鎮企業積極貢獻農業的現代化，進行機械化、土地經營的大規模化等，並且倡導「以工哺農」的口號。在這個階段，鄉鎮企業已佔農村工農業生產總額的90％以上，而農村人口的70％以上是從事於第二、第三產業。因此，表面上雖然是農村，實質上卻已成為農村工業鎮。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蘇南地區已達到這個水平。

　　由此可知，雖然農業的生產成本已高過工業，但中國還是堅持保護農業的決心。費孝通認為，唯有進一步集中農地，在鄉鎮企業的支援下促進農業機械化，才能提高中國的農業生產率，也使農民對其將來抱有希望。

　　6.鄉鎮企業的展望

　　a.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

　　「現代化理論」是，根據歐美先發、先進國家的經驗，以歐美學者為中心而形成的社會變動理論。根據現代化理論，歐美先進國家是根據本身的努力而創造出現代化的「內發型發展」模式；而許多非歐美後進國家是以先進國家為模範而進行現代化的「外發型發展」模式。

　　「內發型發展論」是，針對「現代化理論」提出異議，探討後進國能否有內發型發展的可能性這個問題。

　　「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雖然有些國家是完完全全借用歐美發展模式的外發型發展；但適合地區的生態體系，根據社會構造、精神構造的傳統，依靠地域住民的創意，創造新的生產、流通組織以及新的衣、食住方式的內發型發展也可以同時進行。這就是說，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外發型和內發型是可以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地域中同時並存的。

　　「近代化論」是以全體社會（或國家）為單位而思考，所以一個社會中雖然有些「變化」或「變種」（Variations）,但可當做同一模式而加以分析。但「內發型發展論」則以共有同一生態體系的地域為單位而思考，因而認為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地域同時存在著不同的社會變動模式。於是以不同地域的不同模式之間的比較以及互相關係為研究的中心課題。

　　中國自開放改革之後所出現的鄉鎮企業，是「內發型發展論」者的重要研究題目，因而他們特別重視費孝通所提出的「模式」。費孝通認為，所謂「模式」（Model）就是，某特定地域，在某種特定歷史條件之下的，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過程。模式所強調的是，不同地域必有符合該地域實情的不同發展途徑。

　　就中國而論，「內發型發展論」者本來認為，外發型和內發型發展是在不同地域同時並存的──他們認為，中國沿海14城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深圳、汕頭、珠海、廈門、海南省等經濟特別區是「外發型」，是外國擁有資本、技術、設備的主導權；而中國人口中佔80％人民所居住的農村的小城鎮工業化是「內發型」。但費孝通卻把「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屬於「外發型」的珠海模式當作「內發型」和「外發型」的結合方式。對這個問題，費孝通認為，「縱使引進外國資本，鄉鎮企業不一定會變成外國資本的承包企業，從屬於外國資本；也有以內發型的鄉鎮企業為主體，使外國資本為地域住民服務的可能性」。

　　費孝通提出「外向型」的概念，並以企業是否將資金等從外國引進與否做為「內發型」和「外向型」的區別所在。因此縱使發展模式是創自自己社會、地域，也可以有「內發型」、「外向型」及「內發型和外向型的結合型」的三種。並再將「結合型」分為：

1. 外向型支配內發型，使其從屬化。
2. 內發型和外向型在同一企業中並存，而各自分擔不同角色。
3. 內發性成為主體，而使外向型為地域住民服務。

　　費孝通等人現在所注意的是屬於「結合型」的（3）模式──也就是，開始時以「內發型」出發的企業，採用「外向型」而成為「內發、外向結合型」，然後又從結合型轉換為「內發型」。因此這就證明外向型不等於從屬於外國資本。

　　如前所述費孝通從針對小地域的嚴密調查開始，指出各地域的特徵，然後創出從現實社會發展的角度，將其特徵明確化的所謂「模式」的概念，而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等一連串模式。

　　這種「模式」的概念，並沒有將各地域絕對化，而是以該地域本身的特徵為基礎而後將其和現在中國最緊要的外向型模式結合──因為中國為了儘快脫離後進狀態，趕上先進國水平，在經濟方面所強調的是由政府指導的「外向型」產業的發展。因此，原來以國內市場為目標，以農村的自主、自立工業化而興起的鄉鎮企業也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向以國外市場為目標的「外向型」產業的方向發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並沒有肯定外向型發展才是中國未來的理想。內發型發展和外向型發展都是以各地域特徵為基礎的。縱使從外部引進資本、技術、設備、資訊或人才，只要以該地域的生活為基礎，內發型發展並沒有改變其本質，而且外向型發展也無法忽視該地域固有的傳統、產業、環境等等。這就是以中國的傳統為基礎而面對外向型產業的費孝通的看法。

　　在珠江地區，出現鄉鎮企業的「上昇轉化現象」──以屬於珠江模式的順德縣為例來說，缺乏資金和技術的鄉鎮企業為了以外銷獲取外匯，引進資金和技術。然後由於資金的積累而擴大規模，更以自力進行技術革新，製造自己開發的製品而提高內發型。但在眾多鄉鎮企業中也可見到提高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性，強化外國企業的承包企業性質，從屬於外國資本的現象。

　　中國是否會捨棄內發型發展而轉為以外向型發展為中心的社會？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中國實在太大，難於轉化為全面依賴國際社會的外向型發展社會。

　　首先，中國不能將國內所需糧食全面依靠進口。發展農業、養育超過12億人口是極為重要的問題。

　　再說，由於地理和歷史條件，中國發展了多種多樣的傳統、文化、產業和經濟等等。因此各地區間的差異非常之大，難於將中國當作一個整體。也就是說，難於將中國帶到同一型的外向型發展。於是我們需要一種內向型發展和外向型發展共存的思考。

　　b.鄉鎮企業發展和瓶頸

　　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活性化打破了原有的以地域為單位的自給自足圈，造成了更大的市場單位，因而產生基本原料產業以及運輸等基礎建設部門的瓶頸。

　　但，本來承擔解決這些瓶頸的重要角色的全民所有制單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降低，其預算內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也只佔13.4％，因而難以達成任務。

　　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創造出有機的農工關係，也創造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的循環和積累的方式。

　　但以鄉鎮企業為核心的非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的持續擴大，卻需要龐大的資金。

　　在舊積累機制已崩潰的情形下，為解決基本原料、基本建設的瓶頸以及擴大鄉鎮企業所需的龐大資金，出現了王建在其論文中所提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發展以勞力密集製品為主的的外銷導向工業化，以其強大的雇傭吸收力來解決農村的過剩勞動力，然後將外銷所獲取的外匯用來促進重工業的成長。趙紫陽也在1988年1月的「沿海地域經濟發展戰略」中主張：以鄉鎮企業為核心的沿海地域勞力密集加工業的進料加工和製品外銷以及以「三資企業」提高製品品質，更新技術，改進企業管理技術，開拓外銷徑路。

　　其實，趙紫陽、王建所提倡的新戰略所根據的就是南韓、台灣等NIC's的開發經驗。因此假如令NIC's興起的那些諸條件還存在，而且國際市場也大得足夠收納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工業的產品，其新戰略似乎有成功的可能性。

　　現在中國的發展趨勢，事實上是由於對外的積極開放政策而走上國際循環論的方向，也就是使鄉鎮企業走向外向型發展的方向。

　　當中央主導的國際大循環政策影響鄉鎮企業的營運方式後，「內發型發展論」者所重視的，依靠農民的創造性，以農民的自主性努力為基礎，積極利用傳統產業，活用自然地理條件而發展過來的鄉鎮企業，尤其是其「離土不離鄉」的愛鄉思想似乎也遇到不得不改變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