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廿日，晚上九點十五分左右，臺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大安橋附近時，被中山路派出所的謝延長警員看見；謝姓警員認為這兩名學生違反交通規則，於是上前取締；因而發生衝突。兩名學生警員被打了好幾下，並於十點左右，押送臺北市第四警察分局拘押，事態即由此展開。

搶救被拘禁的同學

　　大約十一點十分,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的師院學生，集合了兩三百人，趕抵肇事警察所屬的臺北市第四警察分局交涉;他們沿途唱歌，經過新生南路臺大男生宿舍[當時的大同中學，曾一度改為市女中、金華女中，現在是金華國中]時，聽到歌聲的臺大學生，於是也集合參加，出動了四五百名。
　　到了第四分局，兩校學生便要求警方釋放何、李兩名學生，並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劉監烈出來向學生道歉。也許是迫於學生的群眾壓力，第四分局局長林修瑜立刻將何、李兩名學生釋放，並將肇事警員拘押，一面搖電話向總局請示。學生們於是耐心的等候總局長出面。過了一個多鐘頭左右，學生情緒漸漸不耐起來；這時候，台大訓導長鄭通和也乘著傅斯年校長的小汽車趕到現場，疏勸學生；可是學生還是堅決要見總局長。第四分局長又搖了幾次電話，但都沒有結果。不久，警察局的督察長龔經笥趕到現場，代表總局長前來調解，但是學生仍然監持要由總局長親自解決。
　　到了廿一日凌晨三點左右，大家覺得再等下去並沒有結果，於是共同決定先回宿舍。之後，學生們就偕同龔經笥和林修瑜回到新生南路台大宿舍的廣場，談事情的始末經過。過了好一會，天已將亮，有些學生支持不下，便提議解散。

遊行抗議警察暴行

　　三月廿一日,上午八點左右，住在公園路宿舍的台大學生首先整隊出發，由女生領先，走到羅斯福路校本部；師院學生也整隊出發。兩校學生經過一度會商，選出台大學生王惠敏[民]等十二名和師院學生趙制陽等六名合組主席團，前往市警局，向劉監烈局長請願。
　　學生隊伍約千餘人，經整隊後，由台大校本部出發，經南昌街，進入市區；沿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歌，並呼口號；碰到經過的車輛都用粉筆寫上:「反迫害」、「保障人身自由」、「反對警察打人」、「反對官僚作風」等標語。十一點，學生隊伍抵達市警局門口。學生們有的坐在路上，有的站立著；圍觀的路人將所有空地都佔滿了。一時之間，警局廣場的空氣頗為緊張。後來，由主席團成員代表學生進入警局，在樓上會議室，向劉監烈局長交涉。
在商談的過程中，學生代表提出了五項要求:
一、嚴懲肇事人員
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
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
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
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
　　針對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劉監烈局長先是表示要向上峰請示，但是學生代表卻要求他在十分鐘內答覆；結果，劉監烈就在學生的壓力下，當場在那五項要求的書面上簽了字。最後，他又在學生代表的要求下，親自下樓，向廣場上的學生道歉說:
「各位今天到本局來，給予我們很多的指示，各位是智識份子，社會中堅……」
他剛說到這裡，底下的學生就有人抗議說，這種「訓話」式的話，他們不愛聽。劉監烈局長於是改以簡短的語氣表示:肇事警員已經看管起來；登報道歉完全照辦。學生們得到了圓滿答覆，十二點十分，兩校學生於是又整隊，由中華路走回學校。龔經笥督察長和第四分局長林修瑜也離開台大宿舍的閱覽室，回到警局。這場風波才算平息。

兩校學生敬告各界

　　當「反對警察暴行」的遊行請願結束以後，兩校學生又以「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和「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名義，共同發表了一份題為<為何李二同學被毆事敬告各界>的公開聲明。兩天後(三月廿三日)，<<公論報>>以「讀者的話」為名，全文刊載了這則聲明。

　　敬愛的父老們:
　　我們不得不向你報告一件似甚平常而又極沉痛的事件，即於本月二十日台大何景岳師院李元勳二同學，乘腳踏車經過中正東路時被台北市第四分局中正東路派出所的警員謝延長毆傷。當時何李二同學力辯無效，反被拘送到第四分局，師院同學聞訊，及派代表十餘人乘車趕至第四分局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同學，該分局竟一口否認，不予理睬。是夜十時師院住校同學全體集隊趕至，該分局林局長見勢不佳，乃承認拘捕同學並立刻釋放了何李二同學，且將警員謝延長綁至該分局門首，欲加體罰，藉以疏導眾怒，此時隊伍中反對之聲大起，同學並標明立場，我們對事不對人，絕對不要體罰一個無知的警士，而要主管當局負起平素訓教不嚴之咎。適時台大同學趕至，繼續交涉，共同要求：一、嚴辦肇事警員，二、賠償被傷害同學損失及醫藥費，三、由總局登報道歉，四、由總局長公開向二位被傷害同學道歉，五、由總局登報保證今後不再發生警察打人事件。這合理的要求，第四分局表示不能負責，一再電催總局局長，親自答覆同學要求，截至深夜二時許來了一位「冒牌」的局長，結果被同學發覺，一致認為警局欺騙，大家非常憤慨，事情更僵持不決，直至四時左右仍不得要領。
　　今天早上台大師院全體同學為著迅速解決問題，集合於台大操場，由大會決定產生主席團，並議決直接到總局交涉，十一時許，隊伍到達總局，由主席團向總局長重申上述五項要求，結果由局長簽字答應，當時全體同學一致要求局長當面向同學及在場民眾保證，確實履行五項要求，此事至此大致解決。
　　父老們：當我們說完這次事件的經過後，我們是被非常沉痛的心情逼迫著，我們知道警察是人民供養的，是用來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現在反而變為迫害人民的工具，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我們反對任何無理欺凌人民大眾的行為，我們要永遠為人民說話，我們呼籲「人權至上，自由第一」我們深信公正而又慈愛的地方父老們，必能予我們以深切的同情與有力的聲援。
　　　　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同啟三月二十一日

從內容來看，針對這場遊行事件的起因與經過，學生的說法與媒體的報導顯然頗有出入。

警員投書反駁學生

　　針對學生的公開聲明，警察當局立即有了不同立場的回應。同樣是在<<公論報>>的「讀者的話」一欄，第二天(廿四日)立即刊登了一則署名「一警員」的投書:
（略，詳文請參閱藍博洲著《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

　　從「一警員」這則與學生針鋒相對的投書看來，因為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而引起的警員與學生的糾紛，雖然在表面上已經「圓滿解決」了；但是，警察與學生之間潛存的矛盾，顯然並沒有就此化解。

如何看待青年運動

　　就在刊登「一警員」投書的同一天，<<公論報>>也以題為<青年運動>的社論，就此事件可能引發的「不可控制的後果」，對「當局者」和「青年運動的從事者」分別提出忠告。
該篇社論開頭就指出:「青年運動自來就是一個國族中的新生力量。」對於青年運動，它有兩個看法；第一:「它是進步的力量，同時它必不可免地帶有感情用事底成份。」第二:「它雖然必有感情越過理智的地方，然而它本身底進步意義是不容否定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它建議當局，對於青年運動的「合理的要求」應該採取「同情底考慮」的態度；對於青年運動「逾越理智底感情因素」則應作出能夠令人心服底「適當的解釋」。否則，要求改革的潛在爆炸力將加大，而這種得到理論基礎的奔放的感情，也將繼續高漲。因此，它又特別鄭重的向當局指出:「切不可嘗試用壓服或拆散群眾的嘗試來處理這種運動。因為它是國族底生機所繫，當局者無權摧傷國族的元氣。」
　　站在支持「青年運動」的立場上，它也建議「青年運動的從事者」，「應該先對本身運動底意義和領導作徹底的檢討」；因為「當前國家事令人憤怨的是太多了」。但是，它認為「那是轉形(型)期中必有的痛楚，一個落後的殘破的封建帝國要變成進步的、民主的現代國家，其過程當然不會順利。半世紀以來，我們經歷著意料中和意料外的苦難現在還難以立刻結束。」所以，它呼籲:「青年，未來社會的中堅，應當使自己的運動充分把握住時代的使命。」
　　然而，什麼是「時代的使命」呢？它說，那就是「一切為了進步，一切為了民主。」從這篇社論的內容看來，它顯然是看到事情正在朝向「不可控制的後果」發展，因而在「一切為了進步與民主」的立論基礎上，呼籲當局千萬不可以暴壓的方式處理「青年運動」，以免摧傷國族的生機元氣!
　　最後，它又語重心長地呼籲「青年運動的從事者」:「不應當把小圈子裡的利害看得比生民疾苦重，也不可讓感情過份氾濫，而召(招)致不可控制的後果。」
　　但是，歷史的進程顯然是朝著人們「所不忍見的」方向前進著。

三.二九的營火晚會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九日，「單車雙載事件」引起的學生抗議風潮過後一個星期，以臺大和師院為主的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自治會，以「紀念黃花崗革命烈士」的名義,在臺大法學院廣場舉行了一場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
　　師院學生在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的指揮下,排成四行縱隊,女生領前,男生殿後,高唱著革命歌曲,走向會場,雄壯的氣勢贏得了友校同學的歡呼和鼓掌。
除了台大和師院兩校的學生,臺北市各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也都熱烈參加;另外，臺中農學院和臺南工學院的代表也遠來赴會。
　　當天的營火晚會活動，以臺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了各種民歌之外，還演唱了<你是燈塔>、<你是舵手>及<王大娘補缸>……等大陸學生搞學運時常唱的歌曲。當天的晚會簡直成了公開的「解放區」了！當「麥浪」成員在臺上唱<王大娘補缸>的時候，全場連秧歌都扭起來了……。
　　最後，大會宣布:要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臺北市學生聯合會」，以「爭取生存權利」，「反對饑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口號，號召全省學生的聯結。
然而，當臺灣的學生運動正一波又一波地朝向組織化的縱深發展時；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大勢已去的國民黨黨政要員，也一批又一批地從大陸撤到臺灣；同時，為了防止共產黨對這塊淨土的滲透，據傳，各系統的特工也利用這個機會，換成平民身份打入臺灣。
　　事實上，當「單車雙載事件」引起警方與學生的衝突風波之後，「敏感的記者已競相預測學潮勢將有擴大可能，並預示這是本省自三十六年冬學生反美大遊行示威運動以來的另一次大規模風潮到來的朕兆。」
　　治安情報機關則認為：「臺灣社會運動的過程之中，類似’學潮’的發生，尚以這次為濫觴，以毫無社會運動基礎的學生，決不可能發生如此有條不紊地大規模的學潮，而且從這製造學潮的方式來看，它的發展演變過程，完全與大陸上中共的手法相同」。
　　當臺灣的學運被這樣定性之後，它的被鎮壓也只是遲早之事了。
　　風暴是從海峽彼岸的大陸吹過來的。

從南京飄來的血腥氣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介石發表文告,表示為「彌戰銷兵解民倒懸」,宣佈引退;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四月一日，南京派出張治中為首的和平代表團，北上與共產黨議和，希望隔江而治。也就在這樣和戰不定的政治悶局下，南京各大專院校的近萬名學生，為了貫徹真正的和平，於是在代表團搭機啟程之時，齊集在總統府門前，舉行一場堅決反對內戰的集會和示威遊行；然而，當和談代表們的座機剛剛降落北平機場時，南京的空氣中卻已經彌漫起衝天的血腥氣味。「學生隊伍遊行經過的柏油路面上，到處是遺落的鞋子及濕漉漉的猩紅鮮血......鮮血從上午十時緩緩地流向下午五時，然後從南京流向全國。」
　　這時候，三月十六日應代理總統李宗仁電召，到南京述職的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返台。當他聽完下屬報告處理臺北學運的經過後，當場大發雷霆；面對大陸的頹勢，銜命整肅後方臺灣的他，於是下令由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負責，清查「主謀份子」，準備抓人。
　　這時候，學生們也發現一些特務潛入校園，偷看學生的壁報和招貼,刺探學生的活動情況；師院連續兩任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於是一再通知同學們，一旦發現形跡可疑的陌生人，一定要問清來意，必要時，馬上通知學生會。
　　一時之間，臺北的大學區便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風暴即將吹來的威脅之下，到處風聲鶴唳，學生人人自危。
四月五日，恰逢清明節，師院貼出：「清明節放假一天」的布告。許多本省學生就回家過節，外省學生也有不少人外出；第一宿舍裡剩下不很多在複習功課的學生。
　　這時候，南京的血腥氣終於跨越海峽，飄到台北。陳誠指令的逮捕行動展開，頭一個被捕的對象便是：師範學院新選出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當天中午，師院第一宿舍的同學首先聽到,三‧二一遊行師院主席團委員之一的趙制陽在火車站被捕的傳聞，各寢室於是議論紛紛；然而，因為消息並不十分確切，所以一時之間並沒有採取行動。
　　到了傍晚，兩名便衣特務來到龍泉街口的師院學生第一宿舍，然後向一個正在附近的小雜貨店買東西的劉姓學生搭訕道：「我們是周慎源的親戚，剛從南部上來，想看看他，請你回宿舍叫他出來。」這名學生不疑有詐就跑回宿舍去叫周慎源。周慎源也以為真有親戚來訪，很快就出來；當他來到雜貨店門前，還沒來得及看清這兩名「親戚」時，就被架上停在一邊的三輪車。
　　周慎源知道上當了，於是就表現得非常馴服，特務的戒備也就漸漸鬆弛下來；當車子經過公園路的臺大學生宿舍時，學過柔道的周慎源就趁機掙脫夾坐兩邊的特務，奮身跳下行進中的三輪車，向宿舍奔逃，並一路大喊：「特務抓人!」那兩名特務沒有提防到周慎源會突然跳車，連忙拔槍追趕，並且開槍示警；但是因為許多學生已聞聲趕來，他們不敢冒然衝進學生宿舍，只好「夾著尾巴離去」。
　　台大醫學院的學生然後就打電話給師院第一宿舍的同學，告知周慎源被捕獲救的經過，並要師院同學派人去接。師院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後，群情激憤；學生自治會糾察隊立刻派了三十位同學，各騎一輛腳踏車，奔赴醫學院宿舍，迎接周慎源；台大醫學院的學生也出動了三十輛腳踏車，加入護送周慎源的行列；不久，周慎源就在六十名騎著腳踏車的學生護送下，回到師院第一宿舍。同學聞訊，莫不群情激憤，慷慨激昂。
　　這時候，師院的一些先進學生才警覺到，清明節放假，是「反動政府」鎮壓學生預謀的第一個步驟。因為「遍查中國學校史,清明節向來不放假」，可政府摸清了大學生一放假就東奔西走的習慣，於是一面宣布放假，一面在學院周圍張布羅網，針對他們要捕捉的目標，各別地秘密逮捕；這樣，其他同學既無從打聽「失蹤」同學的消息，也就營救無門。而趙制陽與周慎源在同一天被捕的事實，正說明了他們已展開鎮壓學生的第二個步驟了。同時，也因為周慎源的脫逃破壞了他們秘密逮捕，各個擊破的預謀，一場更大規模、更加激烈的鎮壓行動，也就不可避免了。
　　當天晚上，師院第一宿舍的學生群集在宿舍的大飯廳召開緊急會議；第二宿舍的同學也派代表來參加。周慎源披垂著蓬鬆的頭髮報告了他被誘捕和脫險的經過，並亮出「一副亮堂的手銬」；學生們的情緒因而激動得幾乎不能控制，大家「爭先發表意見，抒發激情」。經過一個多鐘頭「似乎沒有人主持會議，又似乎大家都是會議主席」的會議後，通過決議：
一、無期限罷課。
二、天亮之後，上街遊行，抗議綁架學生的暴行。
同時，安排周慎源更換房間，住到一年級同學的寢室。
　　會議之後，師院第一宿舍的學生送走了第二宿舍的代表，然後「熱血沸騰,精神旺盛」地繼續籌劃明天罷課遊行的事宜；為了壯大第二天的聲勢,又決定連夜通知師院女生宿舍和台大新生南路宿舍，公園路的醫學院、法學院宿舍等九個學生宿舍的學生。
　　就在這時候，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接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陳誠發出的「特字第貳號代電」，指名要逮捕「周慎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等六名學生；同一個時間，台大校長傅斯年想必也接到了同一電令。據報載，台大被點名的學生名單包括：曹潛、陳實、許華江、周自強、朱光權、盧秀如、孫達人、王惠民、林火鍊、許冀湯、王耀華、簡文宣、陳琴、宋承治等十四名學生。
　　電文指控這些學生：「首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肆行不法殊屬居心叵測」。接著又說：「該生等本(五)日晚復又糾眾集議希圖實施擴大擾亂」；因此，警備總司令部基於「維護社會安全保障多數純潔青年學生之學業起見應即予以拘逮」；最後，電文命令兩校當局立即將這些學生「按名指交到案以肅法紀至于其他學生希善為撫慰安心照常上課幸勿盲從附和致干法究」。
　　從電文的內容看來，這份代電應是偵悉學生們將於第二天早上發動示威遊行而緊急發出的吧。而人們也可根據這份電文的白紙黑字判定:它既是引發「四.六事件(慘案)」的導火線,也是當局蓄意製造「四.六事件(慘案)」的證據。
　　彭孟緝證實說,陳誠也在當天晚上，找了他和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及台大校長傅斯年，到陳誠家裡開會，並決定當天晚上驅離學生。
　　對此,多年以後謝東閔解釋說:「(四六)事件爆發前一天晚上，我和傅校長以及當時的警備司令，名字我也忘了。我們三個人開會，提出因應之道；警備司令部堅持要動用軍隊進入校園內抓人，我和傅校長主張學生的事可以慢慢勸，不要用軍隊；後來司令部仍堅持軍隊抓人，我就告訴他，那能不能槍裡頭不要填子彈。」
　　但是，關於他們三人當天晚上的態度，彭孟緝的說法和謝東閔卻有很大的出入。根據彭孟緝所說，謝東閔並沒有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主張不要用軍隊抓學生。彭孟緝只提到：「謝東閔先生向陳辭公(陳誠)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同時，傅斯年對彭孟緝講:「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緝就對傅斯年說:「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彭孟緝又說，後來他就「調來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
　　但是,彭孟緝關於部隊「不拿槍」的說法，證諸事件當時身在現場的所有學生的證言，顯然有極大的出入。

四月六日的大逮捕

　　四月五日晚上，負責聯絡其他宿舍學生明天遊行事宜的師院第一宿舍學生代表剛走出宿舍，就遇到便衣特務的包圍、阻擋，不得已又退回餐廳；接著，幾名代表和學生自治會的糾察隊手挽著手，往前衝去，還是被擋了回來；他們想要打電話通知，可電話線早已被特務切斷，撥不出去了。這時，那些學生們才感到第一宿舍已經陷入特務的重重包圍之中了。
　　這時候，夜已深了，再加上風雨淒淒，外頭又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只有宿舍和餐廳燈火輝煌。幾個學生幹部判斷，「反動派」一定會利用從深夜到天亮前的幾個鐘頭，展開鎮壓行動；他們應該設法在黑暗中突圍奮戰。因此，他們採取了「輪流站崗守衛」的行動。
師院第一宿舍有兩幢樓，南樓和北樓，各兩層，樓上住二年級學生(每間六人)，樓下住一年級學生(每間八人)，樓正中設樓梯，樓梯向東向西各十間寢室，一共四十間寢室。
　　學生們於是在南樓、北樓各組一班「站崗守衛」的巡邏隊，每班十人，一次一小時，以暗號輪流交接班；只要發現狀況就敲面盆示警；聽到敲面盆的聲音，大家立刻起來，一起戰鬥。儘管採取自動報名的方式，住在第一宿舍不分省籍的學生，仍然爭先報名；大家都認為守夜站崗是最偉大光榮的任務。
　　到了半夜，也就是四月六日的凌晨一點以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大多數的學生們都在危疑不定的心情中進入夢鄉。突然間，一陣又一陣急促而激動的臉盆聲響徹靜寂的夜空。學生們紛紛披衣起來，往窗外探看究竟。這時，他們看到路燈下，頭戴鋼盔，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正一排排、一隊隊向南樓逼近。不久以後，睡覺醒來的學生和守夜站崗的學生，紛紛集中到餐廳；大家的臉孔都顯得十分嚴肅和緊張。這時候，由莊輝彰組織起來的糾察隊就在餐廳的周圍放哨，保護其他同學。
　　然而,軍隊越逼越近了；軍隊前面又出現了穿黑制服的警察、佩帶短槍的憲兵與穿便衣的特務，黑壓壓一大片、一大堆。由於餐廳的四面全是玻璃窗，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學生的活動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學生們於是決定：餐廳與南樓由糾察隊防守，其他學生退出餐廳，轉移到北樓。因為寡不敵眾，不久，餐廳與南樓先後失守。學生覺得光靠糾察隊，力量不夠，不如也撤離北樓樓下，依仗樓梯的「險要」，只守北樓樓上，全體投入戰鬥。學生們很快地修築好防禦工事---把課桌椅搬到樓梯口，重重阻擋堆疊；同時把餐廳的所有碗筷搬去，準備必要時當石頭來丟。
　　後來，警備總司令部遞進來一份以周慎源為首的黑名單，同時表示：只要把人交出來，就平安無事。學生們商量以後，決定抗爭到底，以便爭取時間，讓被點名的同學脫逃。
　　起初，雙方只是在樓上、樓下對峙，互相喊話；學生們不斷地喊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同志們辛苦了，回家吧!保障人權，反對特務抓人!......」並且一直唱著<團結就是力量>歌。軍警部隊也向學生們喊話說：「你們只要把周慎源等人交出來就沒事了。」
　　在對峙中，師院代理院長先後兩次上樓，苦言勸告學生們交出周慎源等「黑名單」上的同學。但是，謝東閔的勸導不但得不到學生的依從，而且還遭到學生的批判。
「以鄭鴻溪為首的學生強烈質問謝東閔，對周慎源被秘密誘捕的事情作何感想？」原師院學生自治會學術部長，名列師院黑名單之一的朱商彝說：「謝東閔被批得受不了，最後,他說了一句---『我謝東閔今天還不如一條狗！』然後狼狽不堪地和陪同的訓導人員離開。」
　　謝東閔無功而退之後不久，學生們就警覺到憲警準備動手抓人了。
　　多年以後,謝東閔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提到:「因為我知道軍方的態度，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告訴學生，你們把少數幾個職業學生交出來，事情就可以解決了。但是學生不從，所以軍隊進來之後就開始抓人。」
　　黎明前，一名排長沉不住氣地對空開了一槍，把情勢突然升高了起來。那些軍警見學生沒有下樓的意思，於是開始搬動堵在樓梯口的桌椅，以十餘人為先鋒，硬衝上來；為了自保，學生們也就拿起碗筷、椅子，咂下去；到後來，連墨水瓶都派上用場了!最後，還是被他們衝上樓來；他們見了人就打，然後把學生們一個個綁起來，串成一列，押到等在路邊的軍卡車上，每裝滿一車就開往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今中正紀念堂)。
　　當天，住在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的學生，也同時遭到集體逮捕。
　　那天，宿舍跟往常一樣。大概是早上六點左右吧!許多學生在睡夢中被寢室外頭鉲啦鉲啦的皮鞋聲吵醒。他們才知道宿舍四周已經被包圍了。他們手持著步槍，把新生南路到後面巷子的周圍都包圍起來，不讓學生離開宿舍。因為走廊是水泥地，那些軍警跑來跑去的，所以很大聲。後來，他們從門縫裡塞進來一張條子，上頭有一、二十個他們要抓的人的名單。其他同學不願意交出這些人，就紛紛起來鬧了。
　　後來，學生們就到走廊的洗手台刷牙、洗臉；然後走到餐廳吃早餐。當學生們在吃飯的時候，那些兵就乘機縮小包圍圈，把他們團團圍在餐廳裡頭。學生們吃過飯後，那些兵也不讓他們離開餐廳；除非他們把名單上的同學交出去。這樣，雙方僵持了大概半個鐘頭到一個小時後，有一個叫陳錢潮的同學就舉著手喊說：「我們一定要衝出去!」他這麼一喊，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就鬧起來了。陳錢潮一衝出去就首先被捕了。這時候，那些軍人也緊張了，乾脆就一個一個抓起來。
　　當那些軍人在抓人的時候，學校收發室那個管理信件的人，就躲在他們的背後指指點點的。這個人年紀很輕，平常經常穿著軍裝；這時，學生們才知道，他原來是國民黨的特務。當時，大部份的學生因為在大陸的同學很多，互相的信函往來也很多；有時候是從安徽大學、政大、交大，甚至還有更遠的地方寄來的。那些平常信件很多的同學，一定早就是他特別注意的人了。事實上，那些軍人並不認識名單上的同學；因為，他在管信，他認識學生，所以，一定要通過他的指認，他們才知道要抓誰吧！當然，他還是有不認識的人，所以他們也錯抓了一些並不在名單上的同學。
　　學生們被捕以後，就一個個由四、五個持槍的兵押走。到了新生南路的宿舍門口，那些兵就把他們押向左轉，踩著新生南路上的碎石子路，走到現在的信義路、新生南路口(那裡剛好是八路公車的終點站)。當時，那裡已經停了幾部十輪大卡車，學生們就一個個被推上卡車；上了車，那些兵立刻就用繩索把他們五花大綁。幾個先被抓的學生，就這樣動彈不得地，看著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把其他同學抓來。大概是過了好幾個小時吧！快要中午了，他們的抓人行動才告一段落；學生們於是就一車一車地被載離現場。當卡車就要開動時，那名收發員還在車下指指點點的。
　　據官方後來發布的消息，當天一共有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被捕入獄；但是，彭孟緝在上述訪談中卻說「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
　　此一事件就是一般所說的「四六事件」或「四六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