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期間，一連串的外交劇變為「革新保台論」創造了歷史的契機，在一片「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聲中，蔣經國正以「青年導師」的開明形象累積民間聲望，逐步地完成其接班佈局。1970年底，蔣經國在冬令青年工作研討會中指示：「青年有希望，國家才有希望；青年有前途國家才有前途」，鼓勵青年多發表意見。1971年1月，「大學雜誌」改組完成，自由主義學者丘宏達、陳少廷、楊國樞接掌編務，隨即在元月號刊出劉福增、陳鼓應、張紹文聯名「給蔣經國的信」，要求開放校園言論自由和民主生活；12月8日蔣經國接見放棄留美機會的台大森林系學生王杏慶（南方朔），嘉許其書生報國的決心；12月26日300多名大專教授聯名提出「國是建言」。隔年5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公布「十項革新政風指示」以及中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辦法；同年6月召開第一屆「海外留學生國建會」聽取建言，以安撫海外留學生社團，12月完成增額立委、國大代表選舉，改選縣市長和省議員。一個月後，「大學雜誌」分裂宣布停刊，2月警總開始約談陳鼓應、王曉波等台大師生，12日，釣運學生領袖錢永祥、盧正邦、黃道琳被捕。3月26日台大代聯會在「救國團」的指導下，發起「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來轉移青年學生的熱情。4月26日，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趙天儀、王曉波被逐出台大。
　　從「青年自覺運動」到「保釣運動」這一場未完成的歷史（王曉波語），記錄了中國知識份子「為帝王家所用」的歷史宿命與悲劇，書生報國的理想主義如果是假託在統治者的改革誠意，將自己的命運與政權綑綁在一起，其結局總是令人嘆息。
　　1973年，政權基礎已經鞏固的蔣經國內閣，以第二次石油危機為契機，宣布以完善產業基礎和振興重化工業為主的十項國家建設（十大建設），投資總額高達54億美元，內容包含基礎設施（交通、機場、港口、核能發電等七項）以及屬於重化工業投資的鋼鐵、石油化學和造船等計畫。台灣產業經濟正式進入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十大建設深化了台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支配構造，國家資本盤據了台灣基礎工業、金融、電力、電信、交通等所謂「管制高地」的產業部門。另外，台灣私營資本在跨國資本國際分工體系以及第二次進口替代的雙重扶持下登上歷史舞台，也是此一時期台灣產業經濟的的一大特點。及至1985年為止，台灣工礦部門的私營企業產值已佔工業總產值的81%，其固定資本形成與國家資本平分秋色，形成國家資本／私營資本的雙重結構。這種雙重結構，展現出兩個特點：首先，在產業組織上，國家資本壟斷基礎產業、重化學工業、生產資料工業等上游工業部門，私營企業卻參與邊陲工業、輕工業和消費資料工業等部門，表現出「國營壟斷資本→私營壟斷資本→中小企業」的垂直分工體系。其次，在積累機制上，在限制生產、限制投資的政策下，生產中間原料的私營資本取得獨佔的地位與生產上游原料的國家資本聯合控制島內市場，形成利潤再分配體制，而佔有台灣出口總額60%以上的中小企業卻成為市場風險的唯一承擔者。
總之，在這一段時期，台灣依附在美國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下，維持了高度的經濟成長，國民生產總額以年均8.87%比率快速成長，出口總值的年均成長率也高達23.5%。工業產值從佔國民總生產的28.8%上升到1985年的44.87%，農業產值卻下降到6.98%。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被擠壓到都市工業部門，1985年農業人口佔就業人口總數下滑到的17%，其中專業農戶僅佔3%。工業人口卻上昇到41.5%，總數達到308萬人；服務業也上升到41.1%，總數有305萬人。這種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由國家機器出面主導的工業化，表現出三個結構性特徵：首先，在貿易結構上，由於整合進入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形成了日本→台灣→美國「三角貿易結構」，從而在國際收支上，也出現了日本←（逆差）台灣（順差）←美國的循環結構，創造了近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和對外市場的高度依賴；其次，在產業組織上：由於第二次進口替代的實施，打造出「國營壟斷資本→私營壟斷資本→中小企業」的上、中、下游垂直分工體系，以壟斷價格、進口管制和出口補貼維持了高額的資本積累率；在資本構造上：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的全球戰略規定下，形成「跨國壟斷資本／國營壟斷資本／私營壟斷資本」的三角成長聯盟，以犧牲中小企業，打壓工農階級，破壞環境生態來換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成就。這三個結構特徵，既表現出台灣在全球「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的架構下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從屬，也表現出的台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性。後者就表現在中小企業對私營壟斷資本的從屬、整個私營資本對國家資本的從屬上。
　　要維持這個積累機制的再生產，就必須維持國家機器對經濟事物的高度控管，一方面必須在島內市場上採取保護關稅、進口管制和價格壟斷的利潤再分配體系，以獨佔性國家資本來扶持私營壟斷資本；一方面以廉價勞力、出口補貼（出口退稅、內銷補貼外銷）來服務於跨國資本的資本積累。這種既要完成國家資本與私營資本的積累，又要為跨國資本的剝削提供條件的國家角色，唯有在兩體制對立國際冷戰構造下，透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的全球戰略佈局的支持才有可能實現。有了這一層認識，我們才可以理解美國政府在八０年代以前，為何會違反「自由主義」經濟常軌，既鼓勵跨國資本到台灣投資，鼓勵台灣產品對美輸出（如投資保障協定、進口配額、最惠國待遇和普惠制度的免稅進口），卻又允許台灣當局大搞出口補貼和保護關稅並限制美國工業產品進口。
　　同樣地，也只有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理解，雖然台灣經過「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出口導向勞力密集工業化，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二次進口替代資本密集工業化，在社會結構上產生了許多現代大資產階級和大量的中小企業主，以及600萬雇佣勞動者，在階級結構上已經具備了成熟的市民社會的基本樣貌。但是，脫下軍裝的蔣經國文人政府在大量啟用技術官僚的情況下，仍然必須服膺於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重構造，以「軍事戒嚴令」來維持反共的威權主義獨裁統治，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民主參與。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政經構造，在冷戰體系下，確實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但在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高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解體的後冷戰時期，就不得不顯得捉襟見肘而窘態百出。
　　上述台灣產業經濟在八０年代的三個特徵，規定了台灣各個階級、階層在社會生產中的位置，從而也規定了他們的利益並表現在他們的政治態度上。台灣在八０年代以市民社會運動為主要形式所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首先，七０年代美國東亞戰略佈局的重新調整，鬆動了「中華民國」政府國際地位的合法性，在「以華制蘇」的新指針下，隨著台灣退出聯合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世界上各主要國家紛紛與台灣斷交，國民黨政權在外交關係上的主權危機進一步波及到對內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同時，海外的台獨勢力也在這個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在「聯合日本牽制中國」新圍堵戰略下，更藉由美國「人權」大傘的保護和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勢力的翼助，潛回台灣，在90年代後與具有買辦資產階級性格的大資產階級暗通款曲，逐漸成為台灣政治上的主流。。
　　其次，台灣在反共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的架構下，所逐漸發展出「國營壟斷資本→私營壟斷資本→中小企業」的上、中、下游垂直分工體系，由於金融寡占和中、上游原料的價格壟斷和投資限制，非但在景氣上昇時期限制了中小企業產業轉型和擴大再生的可能性，一旦面對景氣低迷或國際市場行情波動，中小企業在缺乏技術優勢和融資無門的雙重壓力下就只有紛紛倒閉。他們一方面要面對國、私營壟斷資本的壓迫，一方面又要面對跨國資本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加上其企業主大多是經過二‧二八事件和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洗禮的本省籍菁英，對國民黨本來就不信任。因此，以「黨外運動」為泛稱的反獨裁民主運動，就成為他們情感的投射方向，成為「美麗島世代」的傳統支持者。
再者，台灣大資產階級，過去在「美援相對基金」的挹注以及國家資本和政策的全力扶持下，逐漸成長為私營壟斷企業集團，成為戰後台灣經濟奇蹟的最終獲利者。在「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定性下，台灣的大資產階級不可避免的具有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性質。因此，「反共、親美、擁蔣」就成為他們在發展階段上的基本性格。但是，隨著壟斷資本的擴大化和集中化，也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的崩解，八０年代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浪潮下，這種藉由反共軍事戒嚴體制所打造出來的「跨國壟斷資本／國營壟斷資本／私營壟斷資本」的三角成長聯盟就反過頭來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台灣的私營壟斷企業集團，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主要的經濟成分，一種是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策的扶持下，以內銷市場為主，生產中間原料的石化相關產業；另一種是以市場保護和限制生產為前提而發展起來的直接消費品生產（如汽車、家電、紡織、水泥、製紙）。前者的生產規模受下游出口廠商的生產規模的制約，在七０年代中期後世界經濟長期停滯的背景下，由於世界性生產過剩，其生產規模的擴大受到限制。加上八０年代後台美貿易談判和勞力密集產業外移的影響，其過剩資本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後者，也在美國的壓力下開放市場、降低關稅、取消「完稅價格制度」和台幣升值等等因素的影響下，除了水泥業因為運輸成本和石灰岩礦源的特許有較高的抵抗力外，其他的產業都必須面對進口產品的衝擊。紡織業更因勞動基準法的實施，加上美國政府動輒課徵反傾銷稅、平衡稅和輸美配額的限制，從此一蹶不振，設備閒置率為世界第一。因此，對台灣的大資產階級來說，為長期在壟斷利潤下所積累的過剩資本尋求新的投資標的，就有一定的急迫性。
　　但是，在反共的軍事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權仍然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金融體系進行嚴格的控管，導致龐大的過剩資金既無法透過對外投資進行資本輸出，又無法順利的轉換為貨幣經營資本。加上國家資本牢牢的控制上游原料生產部門和電力、交通、電訊等產業，進行所謂「戰略高地」的經濟管制，而新興的半導體工業不管在技術或市場上都尚未成熟，投資風險太高，又不符合長期在國家保護的溫床下成長起來的經營風格。因此，藉由反獨裁民主運動的發展，廢除軍事戒嚴體系、解除金融管制、解編黨國資本，透過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與跨國資本在資金與技術上合作，共同蠶食國家資本解散後所騰空出來的金融、通訊、運輸和基礎工業的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就成為台灣大資產階級共同默契。所以，他們雖然嘴巴上從不張揚，表面上維持著與國民黨的從屬關係，但在實際上，不但鼓勵國內自由主義學者為其造勢助威，並且在八０年代中期後進一步積極地培養「美麗島辯護律師群」做為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展開對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挑戰。
　　最後，戰後台灣產業經濟的發展，在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規定性下，向來是以犧牲工農階級利益、破壞環境生態為代價。台灣經過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肅殺，傳統的左翼勢力被連根拔起，中間雖然經過海外保釣運動的左傾和夏潮雜誌透過文學論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啟蒙，但是在充滿禁忌的政治環境中，「社會主義」就算是在知識份子的書齋中，也還是一個禁忌，更不用說是跟工人階級產生直接的聯繫；至於工人自發性的組織力量，在「反共基本國策」和創造有利於資本恣意剝削的「投資環境」的緊箍奏下，黨、政、軍、特的各種勢力無一不滲透到工會內部，緊緊的掐住工人的脖子，徹底的剝奪了工人的團結權、爭議權和罷工權。雖然，台灣在發展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體系的同時，也發展了數量龐大的現代無產階級，但是，在反共軍事戒嚴體系下，歷史提供他們走上社會舞台的條件，但是卻沒有提供他們走上政治舞台的機會！因此，台灣的工人做為一個自在的階級，無法發展為掌握工人階級世界觀的自為的階級，進一步用他們自己的形象來創造歷史，是可以從歷史和邏輯的方法來說明的現象。所以，廣大的受薪勞動者在國家和資本的雙重壓迫下，成為黨外民主運動的群眾基礎，絕非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同樣的，八０年代的學生運動，也受到這個歷史條件的制約，表現出與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相始終的歷史格局。
　　七０年代台灣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從台大「青年自學運動」肇始，到海外保釣運動的左右分裂，隱然出現兩條實踐路線的差異。一部份人從「自覺運動」開始，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歷史格局中，標舉著自由主義的大纛，以落實校園民主和保衛言論自由為職志，延續著戰後台灣親美、反共的民主主義傳統。「自覺運動」落幕後，他們投身「台大青年」、「大學論壇」和「大學新聞」的編輯工作，代代相承，成為台灣校園自由主義思想的大本營。畢業後，他們大多側身在「大學雜誌」，在台灣當局的外交處境風雨飄搖之際，鼓吹「革新保台」；隨著蔣經國登基上台，他們當中有些人平步青雲成為當朝新貴，有些人投身「黨外民主運動」，在美麗島事件中成為階下之囚，一直到九０年代才鹹魚翻身，位居三公；更多人審時度勢覺得勢無可為，下定決心埋頭書齋，躲在校園的象牙塔中閑庭信步，偶而探頭發發牢騷或為政客幫腔作勢。
　　另外一群人，是從「反共冰箱裡出去的台灣留學生」，遇到70年代全球學生運動的左傾熱潮，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和美國反越戰運動的漫天烽火中，「其對社會主義的冷漠開始解凍」（王曉波語）。安娜堡「國是會議」之後，他們決心國民黨的右翼學生劃清界限，轉向「民族統一運動」發展。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接受祖國的號召，回歸大陸獻身「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有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學成後（或放棄學業）回來台灣「從事革命」，從「民歌運動」到「夏潮雜誌」都有他們的身影；還有更多的人，絕大多數的人，因擠身特工系統的「黑名單」而滯留美國，或在學界嶄露頭角，或辦雜誌傳播思想，教育一波又一波一樣是從「反共冰箱走出去的台灣留學生」。他們，一直要到九０年代才有機會回到台灣。
　　這一條從「愛國主義民主運動」走到「社會主義民族統一運動」的道路，影響了在台灣的一部份知識青年，透過對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和台灣史的重新閱讀和重新評價，他們在「親美、反共」的雜草叢中，找到了中國人民與台灣人民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歷史道路，將自己的命運與整個民族反帝、反殖民的光榮歷史結合起來。1976年他們以陳映真、王曉波、蘇慶黎為核心，創辦了「夏潮雜誌」，旗幟鮮明的發動了「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和對八０年代學運青年影響深遠的「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論戰」。
　　這兩條思想與實踐路線的歷史分歧，在一定意義上影響了八０年代的學運份子，也決定了八０年代學生運動初期的思想面貌和組織型態。他們一方面在對抗國民黨政權的軍事獨裁體制和校園的嚴密控制中有了共同的對立面，不約而同的以廢除「學生特別權力關係」，改造大學法為階段目標；一方面在各校學運發展不同的具體條件以及意識型態的差異下，選擇了不同的實踐道路。一個是以傳統的自由主義社團「大論」、「大新」、「法言」和「醫訊」為基礎，以台大「普選事件」為濫觴， 以「事件化理論」為策略指導，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懲戒事件的抗爭，逐漸匯流起來的「自由之愛」校園言論自由運動；一個是以「輔新事件」為起點，以反杜邦運動的參與為契機，由「輔大新聞」、「草原文學」、「文化詩社」跨校串聯所成立的「文化社」。文化社出版過「路易‧阿杜塞」和「1968法國學生大革命」兩書，為八０年代第一個標舉社會主義的學生團體，個別成員曾參與「春風詩刊」、「夏潮論壇」的編務工作，與夏潮系往來頻繁。文化社經過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洗禮，主張「以社會包圍校園」的運動策略，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和啟蒙，擴大校園的群眾基礎，也透過校園的民主抗爭，訓練和培養社會運動的幹部。文化社這種結合社運和學運的組織路線，以及社會主義思想傾向，影響了日後擴大結盟的「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和「民主學生聯盟」的基本性格，形成了有別於台大「校園民主運動」的另一個學運傳統。
　　學生社團是學生運動的組織基礎，學運團體的萌芽是學生運動能夠發展起來的關鍵。八０年代的學生運動，肇始於台大「五人小組」的「海報游擊戰」和「早安寫黑板」的校園啟蒙和隨後發展起來的「普選運動」，而「五人小組」的出現又歸因於1980年「美麗島事件」軍事大審判，以及隨後198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由台大「大論」、「大新」、「法言」和「醫訊」學生所組成的全省巡迴助選團。因此，以「美麗島事件」，既做為「黨外參政運動」和「市民社會民主化運動」的歷史分界點，也做為80年代學生民主運動的歷史起點。「五人小組」的校園啟蒙行動對八０年代學生民主運動的貢獻，在於劃破美麗島事件後校園做為社會孤島的沈悶空氣，以及發展出八０年代學生運動第一個抗爭策略——「事件化理論」。
　　「事件化理論」是台大醫訊社成員，也是「五人小組」之一的王增齊，根據1977~1979年黨外運動的經驗所總結出的一種群眾啟蒙抗爭策略。它認為在一切安寧合理的校園表象中，其實存在著許多結構上的不合理（如審稿制度），但是在校園戒嚴體制下一般學生都無法察覺這個不合理的存在，因此必須製造事件，形成與體制的衝突，藉以突顯結構的不合理，喚起校園群眾的關心，進而達到改造體制的目的。這個事件化理論不但是八０年代學運初期的指導性論述，也深刻的影響了學生的實踐活動。
　　1986年，台灣社會積鬱已久的不滿情緒在各個社會領域爆發出來，長期宰制著台灣人民的各種禁忌一一得到突破，台灣社會終於從白色恐怖的陰影中甦醒過來，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就是「鹿港反杜邦運動」。1986年春天，數千名素樸的鹿港居民在縣議員李棟樑的號召下，自發的走上街頭，抗議跨國壟斷資本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的設廠行動。國民黨當局面對群眾的自發性抗爭，從地方警政單位到中央政府都不知如何處理。「反杜邦運動」對台灣社會的啟發，是昭示了國民黨軍事戒嚴體系的鬆動。因此，隨這「反杜邦運動」的發展，台灣社會在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軍事戒嚴體制下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自力救濟」暴露出來並取得階段性、局部性的解決。從「反杜邦運動」運動開始，黨外運動也開始參與這股自力救濟的風潮，隨著國民黨政策的鬆綁，民間自發性的自力救濟開始組織化，形成各種社會運動，並與「黨外民主運動」匯流，成為市民社會運動的濫觴。一時間，工運、農運、環保、原住民運動接踵而來，農民聯盟、農權總會、勞支會勞權會、自主工聯、環保聯盟、原權會、教權會等社運團體如雨後春筍般陸續成立。1986年9月民進黨宣佈成立，1987年7月長達40年的戒嚴令，終於在市民社會運動的衝擊下宣布解除。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社會運動的興起一方面提供了學運青年社會實踐的場域，一方面也刺激了學生校園民主化的要求。1986年～1987年間學生民主運動的興起，輔大、文化的「文化社」、台大的「自由之愛」政大「野火」、「中興法商「春雷」、輔大「野聲」、台大「濁水溪」、北醫「抗體」、中央「怒濤」、東海「東潮」、逢甲「民風」、成大「經緯社」「平等域」、淡江「南淡水」、文化「260」、東吳「外雙溪」、政大「鉞社」和中原「少年中國」等學運社團先後成立。1987年7月6日，「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成立，有12所學校14個社團參與，上述學運社團除台大「自由之愛」自成系統外，幾乎都先後加入「大革會」。1997年10月25日，大革會機關刊物「大學報」出刊，明白揭示大革會的三大宗旨：一、推動大學法改革以鞏固校園運動；二、藉由大學改革帶動教育體制改革；三、使學生成為一股獨立自主的社會力量。這三個目標基本上說明了八０年代學生運動初期所努立的目標，基本上是校學向社會學習的自發性行動，以打破校園做為「民主化孤島」的現狀。而1988年初，來自七所大學200名學生在農盟的號召下，為籌募農運經費分別在北高兩地舉行「賤賣果農」活動，以及2月份「大革會」成員為主「學生關心後勁問題工作團」，才是學生自覺性的參與社會運動的開始。後者的出現，與1988年1月27日～30日由夏潮系的「五月評論」所主辦的淡水生活營有關。生活營中各學運社團熱烈的討論社會參與的計畫促成了台大「桃竹苗工會訪查團」和大革會「後勁工作團」。後勁工作團基本上是學生運動社會實踐的實驗，透過這次實驗，「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正式宣布解散，重新改組以社會實踐為方向的「民主學生聯盟」。
學生的社會參與有一定的從屬性，他必須依附在一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將自身的利益與這個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統一起來，從而透過這個階級或階層的解放來完成自身的解放。因此，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成敗，不能單單以自身的學習和改造是否完成來做為指標，也不能將參與社會實踐活動視為是學生組織擴大基礎的手段或策略。民學聯從1987年12月參與農盟的立法院請願行動開始，中經「賤賣果農」、2月份「農村生活營」，到組織學生團對參加「3‧16」果農抗議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的請願活動，以及部分學生個別參與的「520事件」，對於農民抗爭事件，學生幾乎無役不與。但隨著「520事件」因策略上犯了錯誤導致農民運動趨於消極，民學聯對農運的參與,從而對社會實踐路線的堅持也趨於消極。這一點暴露出八０年代學生運動中以民學聯所代表的社會實踐路線的機會主義傾向，他們不曾自覺的扮演起「先鋒隊」的角色，在運動的每一個轉折處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因此，伴隨著與台大「自由之愛」所代表的校園民主路線，從大學改造運動到國會改造運動的轉向，以及因該議題所引發的「五四衝突事件」和學運分裂，民學聯又退回到以自身特殊利益出發的「教科文預算違憲」和「工農子弟學費補助」等新議題上。當然，學運份子在社會實踐上的自覺性不足，其實是思想上認識不足的表現。剛剛完成改組的民學聯，雖然在學運領袖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認識和實踐經驗的支持下，決定了這個具有進步意義的自我改造。但是，畢竟長期生活在國民黨反共軍事戒嚴體制下，學生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其實還處於幼稚期，大部分的成員還是以「支持社會弱勢團體」的正義感來支持自身實踐活動。加上在客觀上，雖然各種成分的社會運動正在風起雲湧，但是在性質上還只被壓迫人民的自發性抗爭，並未匯集成真正的階級力量。因此，學生在沒有進步的「革命政黨」或強大的階級力量的指導下，表現出知識份子的兩面性，從而在往後的運動中逐漸的與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匯流。這一點就在具體表現在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三月學運」和反對軍人干政的「五月學運」上。這兩場動員甚廣的學生群眾大會，為李登輝的所主導的憲政體制改革鋪平了道路，標示著台灣資產階級專政時代的來臨。同時，很諷刺的是，它也宣示了蔣家父子所一手構造出來反共軍事獨裁政體及其扈從，正式步下歷史舞台。時間：1990年，距蔣家父子撤退來台50年；地點：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50公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