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從1945年台灣光復，到1952年實施農地改革之前的這一段期間內，台灣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規定性之下，在國共內戰的擴大和延伸的歷史條件中，整整一個世代的知識菁英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了愛國民主運動，在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的鐵蹄下奉獻了他們的青春和生命。那麼，從五０年代白色恐怖以後，兩體制對立冷戰架構下的軍事戒嚴體系以及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卻使得台灣戰後幾個世代的知識青年喪失了他們的民族主義靈魂和社會主義視野！這種情形，一直要到七０年代初期經由「保釣運動」的刺激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的啟蒙，才有了新的轉機。
　　戰後做為世界經濟與軍事唯一超強的美國帝國主義，為了防堵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加強對新興民族國家（第三世界）的支配，一方面金援西歐及日本的戰後重建計畫，協助其國民經濟的復甦；一方面透過資本輸出和國際融資，大搞「新國際分工」，在亞、非、拉新興民族國家中扶持親美的軍事獨裁政權，建立了以美國為梟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的規定性下，各別國家或多或少都在從屬於美國的意志之下決定並執行其本國政策。各國政府所執行的經濟政策，一方面要有利於跨國壟斷資本的利益；一方面又要促進民族資本的積累與發展，這種由國家出面主導的「跨國壟斷資本＼國家壟斷資本」複合體的積累機制，只有在兩體制對立冷戰結構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獲得統一。隨著韓戰的爆發，這個基本形式不但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方面對台灣做出了規定，也支配了台灣在社會、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發展，甚至影響了幾個世代青年學生的精神樣貌。
　　五０年代以後，國民黨政府挾其龐大的黃金儲備，以及接收自台灣總督府的殖民地土地與固定資產，造就了橫跨基礎工業、金融、貿易、交通運輸和通訊等部門的獨佔性國家資本。加上由大陸撤退來台的紡織業設備與資金，以及每年超過1億美元的美國經濟援助（美援相對基金），暫時穩定了前一段時期因內戰失利所帶來政治、經濟與社會危機，也奠定了進口替代工業擴大再積累的物質基礎。從1951年韓戰爆發（東亞冷戰體系確立）到1965年美援終止為止，台灣總共獲得美國軍事援助45億美元（大部分用於台灣消費），經濟援助14.8億美元。其中經濟援助大部分以「美援相對基金」的形式投入以電力、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為主的產業部門，占五０年代台灣年資本積累總額的40％以上。
　　總的來說，從戰後國府接收台灣到1965年美援終止這一段期間，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基本上是架構在「冷戰體系」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其資本構成主要是在美援政策所支持下的獨佔性國家資本，以及在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下，由土地資本轉換為工業資本的私人資本為主。前者佔據主要的基礎工業和金融部門，後者以紡織、水泥、造紙和食品加工等內需工業為主。這個時期的私人資本雖然尚處於起步的階段，但在國民黨政府的扶持及保護下，已經開始壟斷台灣的內部市場，埋伏下日後發展為私營壟斷資本集團企業的種子。在這一段時期接受政府援助和籌創的企業包括：台灣塑膠、中國人纖、新竹玻璃、臺鳳公司等大型私營企業；接受美援貸款的，除了上述幾家公司外，尚有裕隆汽車、大同機械、台灣紙業、嘉新水泥、台灣水泥等公司，構成日後台灣私營壟斷資本企業集團的主要面貌。它們一方面接受「美援相對基金」的挹注而具有買辦資本的性質；一方面又接受國府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庇掖而表現出官僚資本的特性。因此，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親美、反共、擁蔣」的基本性格。
　　另外，在這段期間內國民黨政府也在美國的建議下實施土地改革，以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在農村取得發展。同時，更透過隨田征賦、肥料換穀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等手段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一方面，在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同時製造農村破產，將農業過剩勞動力擠壓到都市工業部門；另一方面，在低糧價的基礎上維持低工資，將農業剩餘轉移到工業部門，以利於產業資本的積累，創造有利於外國資本榨取廉價勞動力的條件。剛剛由土地改革而取得的土地的小農階級，雖然面對著農村破產的壓力，但由於擺脫了千百年來強壓在他們頭上的地佃關係，遂成為國民黨政權在農村的支持力量。
　　1950年以後，蔣介石軍事獨裁政權正是在這種外部從屬於美國反共霸權體系；在內部又缺乏強大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挑戰的歷史條件下，建構出超越一切階級、階層、集團和黨派的一元化個人獨裁體系。它一方面在政治、軍事和外交上成為美國的附庸與工具，成為美國遠東反共戰略的前哨站；一方面在內政上實施高度的個人專政，以威權主義國家機器和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來創造有利於資本積累和再生產的穩定的生產秩序。這種具有「波拿巴國家」（Bonapartist state）部分性質的過渡型專制體制，只有在資產階級力量發展到足以挑戰其統治基礎的八０年代，才有可能為資產階級民主化所取代。
　　當然，這種對美國帝國主義的高度依附與扈從，也表現在思想、文化與意識型態領域上。「新殖民主義」與舊殖民統治的最大差別，除了在形式上承認殖民地的獨立主權之外，有鑑於過去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確保對殖民地農業及原料的掠奪，往往與殖民地封建統治集團合作，共同壓制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從而擴大了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聯盟對象。新殖民主義在「現代化理論」的指導下，轉而積極培植和聯合第三世界地區親西方的本土資產階級菁英，以西方社會做為「現代化」範本，打造一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型態等諸領域都高度依附於西方國家的從屬結構。就是在這種「現代化」意識型態的主導下，美國在台機構不斷利用美援體制，以人員培訓、人才交流等名義培養在台代理人及其政策執行者。同時又積極地進行對台灣高等教育的改造，引進美國學制與教科書，並廣設獎學金鼓勵台灣學生渡海留學，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親美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菁英，盤據了台灣政、商、軍、特、文教、新聞等諸多領域的領導地位。於是乎，「美國新聞處」成為現代派藝術與文學重鎮；「學生英文雜誌」成為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必讀的課外讀本；「美國之音」是學習美語和接觸美國通俗文化的重要園地；中文版的「今日世界」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散佈在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在窮鄉僻壤打著赤腳的孩子們接觸美式現代化生活的窗口。無怪乎，「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竟成為那一代台灣知識青年的現代鄉愁，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
　　這種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扈從，在六０年代中旬又取得進一步的發展。1950年代末期，由於日本與西歐國家在重建時期的設備投資開始產生效益，先進工業化國家間的生產力水平漸趨一致，大幅降低了美國產業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加上1958年「歐洲共同市場」的成立，以及日本在東亞地區持續擴張的經濟力，造成美國產業在國內、外的市場急劇萎縮，製造業部門的利潤率開始嚴重下降，甚至在1958年出現了33.5億美元的國際貿易收支逆差。因此，美國一方面加強軍事科技的開發，並將先進的科技轉移到民間部門，藉由技術革新和新興產業的刺激來維持商品的壟斷價格和利潤率；另一方面改變市場導向的對外投資戰略，從原本的在地生產、在地消費，轉變為在地生產回銷美國本土市場的成本導向投資模式。正是在這個政策背景下，國民黨政府在1959年公布「十九點財經改革計畫」、1960年制訂「獎勵投資辦法」、1962年公布「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並於1966年後先後建立高雄、楠梓和台中等三個加工出口區，以廉價勞力和軍事戒嚴體制作為條件，吸引跨國資本來台設置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工業。
　　從此，台灣經濟由進口替代的內向型積累轉變為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積累，正式整合進入「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其直接的結果就是台灣產業結構的單一化與貿易結構的對外依賴。在產業結構方面，從1966年起，台灣的工業結構便以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工業為主，其中紡織和家用電器始終是台灣製造業的兩大支柱，其產值合計佔台灣製造業總產值的30%以上；紡織品的生產更有80%依賴對外出口，其比重高居世界首位。在貿易結構上，台灣由於被整合進入美、日國際分工體系，形成了對日進口生產資料和中間產品，在台灣加工生產後，再將產品出口到美國的「三角貿易」循環。從1966年到1980年間，台灣的進出口總額平均成長27%，15年間成長了34倍，創造了高達97%的貿易依存度（1985年）。這個循環結構一直要到1986年前後因為勞力密集工業外移，才產生新的變化。
　　隨著美國全球經濟戰略的調整，其國際霸權體系的軍事戰略佈局也有了新的變化。首先，越南戰場的巨大耗費無疑是已經顯現疲態的美國經濟的沈重負擔。想要從越南戰場撤退，同時又能維持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就必須一方面解除部分對中國的圍堵，利用中蘇反目的機會尋求與中共聯手抗蘇，採取「以華制蘇」的新戰略；一方面迫使已成為亞洲經濟大國的日本分擔東南亞圍堵的防務，利用日本來制衡中國。在這個戰略佈局下，戰後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在聯合國的席次開始動搖，出現了「中國代表權」爭議，而美國則開始尋求中美關係正常化，並於1969年7月底放寬對中國貿易與旅行限制。同年，11月21日美、日兩國發表聯合公報，美國同意於1972年以「剩餘主權論」為由，將聯合國託管的琉球群島（包含宜蘭東方40海浬的釣魚台列嶼）交還日本。
　　這一連串外交上的重挫，在在刺激了台灣學生的民族主義神經。但是，長期在軍事戒嚴體制政治高壓下，在美國現代化意識型態的餵養下，早已呈現「半邊神經麻痺狀態」的台灣學生，要全面恢復其活動機能確實需要一些時日，以及更多的刺激。因此，一場標示著七０年代台灣青年愛國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回潮的「保釣運動」，就首先在美國學生反越戰示威的漫天烽火下，在北美洲港、台留學生間展開。
「保釣運動」與七０年代的思想啟蒙
　　1963年5月，俞叔平和狄仁華兩位教授分別在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日報」的副刊上，發表「遊德觀感」和「人情味與公德心」兩篇文章，受其刺激的台大學生在5月19日發起「青年自覺運動」，以「新希望」做為機關刊物，重新標舉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試圖喚醒的青年學生的愛國意識。這場「自覺運動」為蔣經國的奪權上台鋪平了道路，但也隨著蔣經國在1965年初出任國防部長，接班態勢的底定而歸於沈寂。1965年5月「新希望」停刊，「青年自覺運動」正式落幕，一部份學生退守「大學論壇」、「大學新聞」和「台大青年」等社團，繼續發表言論，延續自由主義命脈。畢業後，他們以鄧維楨為首創辦了「大學雜誌」，集結了當時黨內外的知識菁英，高唱「革新保台論」，成為繼「自由中國」之後台灣自由主義之重鎮，在一定的意義上，影響了日後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留學海外的知識青年，鑑於科學報國的重要性，以林孝信為核心，創辦了「科學月刊」和「兒童月刊」兩份雜誌，由於編輯、組稿和募款的需要，科學月刊成為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聯繫的橋樑，並且在美國油印出版了一份「科學月刊工作通報」。1970年底在美國發動的保釣運動，就是以這份刊物的聯繫網絡為基礎而展開來的。
　　1970年11月23日，留美學生胡卜凱、李德怡等7人在普林斯頓召開「科學月刊」編委會，會中決議由「科學月刊」海外負責人林孝信發起聲援活動。林孝信隨即在「科學月刊工作通報」中出版「釣魚台問題專號」，呼籲「堅決保衛釣魚台主權、維護我國東海石油礦權之完整，保護我千萬漁民之生計」，並利用「科學月刊」在美國聯絡網串連各地學生成立「保衛釣魚台委員會」，並於1971年1月29、30日分別在美國東西岸六個地區舉行示威活動。留美學生保釣示威並未得台北當局的正面回應，2月5日，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日報」更以一篇題為「論日本的軍備」的社論，影射海外愛國學生「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口號，是與中共「三反路線」隔海唱和。中央日報的這篇社論，在以反共為唯一國策的肅殺的年代，引起海外留學生的不滿與不安，也埋伏了海外保釣運動迅速左傾和分裂的因子。4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表態度強硬的聲明，堅稱戰後美國從日本取得南西群島行政權，釣魚台列嶼即為該群島的一部份。4月10日全美台灣留學生再一次集結華盛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是日，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釣魚台列嶼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留美學生的示威運動開始感染到島內來，4月12日香港德明校友會在台大貼出第一張抗議海報，13日台大「代聯會」發表六點聲明，抗議美國國務院9日的聲明，並奉勸日本勿重蹈軍國主義覆轍。從五０年代白色恐怖以來，沈寂了二十年的台大校園開始沸騰起來。
　　4月14日台大僑生自動前往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同日，政大學生在校內舉辦保釣座談會，通過由學生代表向美、日使館遞交抗議書，並在校內遊行抗議。4月15日各校僑生1000餘名在美國大使館集結抗議，並從使館由行至台大解散。兩次僑生的示威活動未遭當局禁制，突破了五０年代以來台灣學生運動的禁忌，一時間北、中、南各大學無不發起一連串的示威請願活動；4月20日，另一個禁忌也被突破了，台灣大學學生正式宣佈成立「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6月12日美國宣佈將於17日與日本正式簽署轉移琉球管轄權的正式文件。15日台大「保釣會」決議於17日上午發動示威，並與校方達成「人數越少越好、節目越簡越好、路線越短越好、時間越快越好」的「共識」。17日上午9時，學生在校方的安排下搭乘15輛巴士前往美國大使館抗議，由學生代表張台雄宣讀抗議書並與其他二位代表一同進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隨後學生轉往日本大使館抗議，沿途散發「告全國同胞書」，並忍不住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日本鬼子滾出去」等口號。
　　正當島內外保到運動如火如荼之際，4月14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解除對中共的禁運；5月份中共乒乓球對訪美，喧騰一時；7月9日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面對這一連串美中關係的劇烈變化，9月留美學生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召開「國是大會」，在會議中海外保釣運動正式分裂，左派學生從釣運轉向民族統一運動發展，並掀起重新認識中國當代史、認識中國革命史和重新評價中國三０年代文學與台灣現當代文學的風潮；右派學生籌組「反共愛國聯盟」，部分成員在駐美機構的慫恿下，開始羅織「海外黑名單」，造成上千位海外留學生返國無門； 9月下旬首批留學生代表李我焱、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訪問北京，由周恩來總理接見。10月25日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至此，政權存續的危機掩蓋了釣魚台的外交危，台大「保釣會」由於海外釣運的左右分裂，在國共內戰陰影下，一蹶不振。
　　1972年5月15日，美日兩國在琉球首府那霸近5萬名示威群眾的抗議聲中，完成琉球的移交手續。5月22日台大「保釣會」自覺無所做為而宣布解散。同年12月4日，台大「大學論壇社」主辦「民族主義座談會」引發第一次校園統獨論戰。隔年2月，參與釣運並在統獨論爭中支持民族主義的台大師生開始被警總約談，12日，釣運學生領袖錢永祥、盧正邦、黃道琳陸續被捕；17日，陳鼓應、王曉波被捕後釋回。73年夏，陳鼓應教授遭台大開除；隔年夏，趙天儀、王曉波也「不予續聘」，台大哲學研究所停止遭生一年。島內保釣運動所掀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和校園言論自由風潮，就在轟動一時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中倀然落幕。
　　海外釣運的左右分裂刺激了島內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經過保釣運動洗禮，站在美、日大使館前看到了蠻橫而不可動搖的帝國主義強權，開始有了社會主義的反省和民族主義的覺悟。這個反省和覺悟就具體的表現在1976年「夏潮雜誌」的出刊。「夏潮雜誌」集結當時島內外主張民族統一的左翼知識份子，以繼承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為職志，致力於青年學生的思想啟蒙，培養了不少優秀的鄉土文學作家，先後發動了「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並在八０年代初參與了「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論戰」，為八０年代台灣學生運動保留了「左」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