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在農民組合、勞動組合、文化協會、反帝同盟、赤色救援會等有組織的社會運動都慘遭禁絕，青年學生缺乏領導和組織的條件下，只能從事各種零星、孤立的反日鬥爭。但是，由於1937年祖國大陸抗日戰爭的爆發，台灣人民反帝民族解放運動擺脫了長期以來孤立作戰的狀態，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員，同時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部分愛國的台灣青年受此鼓舞，在一方面面對台灣人民民族解放意識的日漸消沈；一方面面對戰爭時期日漸嚴苛的軍憲管制的情勢下，認為唯有祖國大陸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才能保證台灣的真正解放。因此，紛紛冒著生命危險前往重慶和延安，積極投入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國領導人在開羅召開會議，做出終戰後將「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等歸還中國」的決議。受到「開羅宣言」的鼓舞，沈寂已久的學運份子開始串連集結，決定投入實際的反法西斯戰爭行列，並積極籌畫各種「響應祖國抗日、迎接台灣回歸」的活動。處於強弩之末的日本憲警，為了抑止這股欲來之山雨，一方面加強對進步知識青年及學運份子的監控；一方面著手部署新一波的整肅行動。於是，爆發了1944年「台北二中學生與謝娥反日事件」，在該事件中謝娥、唐志堂、劉英昌以及十數位台北二中的學生被捕入獄。在同一時間，日本憲兵隊更以「研讀漢語、習國語、抗日」的名義，於1944年4月5日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為軸心在北部校園展開連續三天的檢舉行動，逮捕蔡忠恕、郭琇琮、雷燦南等近千名抗日愛國學生，造成學生領袖蔡忠恕、雷燦南的犧牲。戰後初期的台灣學生運動，正是以這次的檢舉事件做為前史，以台北帝大醫學部學生領袖郭琇琮為中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號召下重新集結，為台灣的再解放與中國的統一做出貢獻和犧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在長期面對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和太平洋戰爭失利的情況下，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抑挹50年殖民地歷史積憤，在抗日武裝鬥爭中犧牲了65萬同胞的台灣人民，終於在這一天看到民族解放的曙光。消息傳開後，台灣各地無不「張燈奏樂、燃炮掛旗」以迎接祖國的到來。1944年蔡忠恕抗日事件中被捕的學運份子，也在這個時代氣氛的鼓舞下於10月初以郭琇琮為中心重新集結，成立戰後台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台灣學生聯盟」。聯盟一成立便積極的以「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為主要內容，主辦一連串的宣傳、演講及教育活動，並在10月26日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主持受降典禮的隔日，發動28所中等以上學校5000餘位男女同學，手持「民族自立自強」、「建設科學台灣」、「打破封建觀念」、「打倒劣紳奸商」等標語，從中山堂廣場出發，經太平町、建成町遊行至龍山寺、靜修女中解散，途中並在長官公署逗留，聆聽陳儀長官講話。
　　但是，台灣同胞歡欣鼓舞所迎接來的祖國，畢竟是一個被封建地主集團、官僚資產階級以及買辦資產階級所把持的法西斯主義反動化的中國，是一個仍然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配與干預下屬於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苦難的中國。因此，台灣人民的命運就不得不與中國人民苦難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台灣青年學生也不得不與同時代的中國青年一起，共同面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法西斯主義軍事獨裁政權的壓迫。
　　光復初期，台灣人民迎接民族解放與統一的狂喜，很快的便隨著陳儀接收政權在政治、經濟、財政及社會等方面的種種惡政而幻滅。11月17日陳儀公布「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命令所有人民團體停止活動，成立不到二個月的「台灣學生聯盟」馬上面臨解散的命運。但是，日據末期以來活躍於民族革命的進步學生，卻隨著台灣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深化以及祖國大陸內戰形勢的發展，逐漸昇高運動的層次，形成一股進步的力量。及至1947年「二‧二八事變」發生為止，在歷次的抗爭行動中，以1946年12月12日，為了抗議東京美軍國際法庭對「澀谷事件」的不當審判，所發動的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反美示威；以及1947年為了抗議「沈崇事件」，響應祖國大陸學生「反美抗暴運動」，而於1月9日在台北新公園所召集的「反美帝、要和平、反內戰」大會和遊行示威等活動最具時代意義。自此，台灣人民的愛國運動與大陸人民反美、反蔣、反內戰運動完全匯流，校園裡的外省學生和本地學生也通過這個運動消除了隔閡。
　　1947年7月19日晚間，在東京澀谷地區，發生日本警察與台籍華僑的鬥毆事件，有兩名台灣人被歐致死，14名受傷並被美軍國際法庭起訴。12月初，東京美軍國際法庭做出不當判決將些台籍華僑驅逐出境。消息傳回台灣後引起學生不滿，於是在學生領袖郭琇琮、吳克泰與陳炳基的指導下，發動台灣學生有史以來第一場反美示威。當天學生首先在中山堂集結，由劉英昌（謝娥事件中受難學生）主持大會，並邀請林茂生博士演講。由於參與的群眾和政治團體很多，大會的性質很快的就由單純的學生大會發展成市民大會。會後群眾遊行前往美國在台領事館抗議美國帝國主義扶持日本右翼勢力、迫害華僑，並轉往長官公署遞交抗議書，批判長官公署的「媚美外交」。
　　學生反美示威才剛落幕，隨即爆發震驚中外的「沈崇事件」。12月24日北京發生美國軍人皮爾森強暴北大先修班女學生沈崇事件。沈崇事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根據統計，從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為止，僅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青島五地，駐華美軍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橫行霸道，欺壓中國人民的事件就有3800多起，中國人民死傷3300多人。當時正值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為了拉攏美國支持其在全中國範圍內實行獨裁統治的野心，不惜出賣主權與美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美換文規定下，在華美軍人員享有不受中國法律制裁的特權，因此違法亂紀的美國軍員一概逍遙法外。沈崇事件傳開來之後，積挹已久的不滿情緒立即在全國各地爆發，學生「反美抗暴運動」就以燎原之勢在全國各地的大學校園中沸騰起來。1947年1月9日，台北各大專院校和中學學生一萬多人不分省籍的在新公園集結，響應祖國大陸的「反美抗暴運動」，大會以「抗議美軍姦污北大女學生」、「要求美軍滾回去」、「要和平、反內戰」為訴求，發動了一場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空前規模的反美集會和遊行。這場大會消除了校園裡外省學生和本地學生的隔閡，大會之後他們更團結在一起，以搞讀書會、辦海報及各種社團活動來展開全省性的學生串連，並在這個基礎上組織學生聯盟。這場「反美抗暴運動」的意義在於，廣大的青年學生經由這場運動的洗禮之後，放棄了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最後幻想。

「二‧二八事變」中的台灣學運

　　剛剛在沈崇事件中初步組織化的「台灣學生聯盟」，在尚未形成統一的組織和行動綱領的時候，就不得不投入戰後台灣最大的一場民眾自發的抗暴事件——「二‧二八事件」。在事件中，絕大多數未經組織生活洗禮的青年學生，由於經驗不足、認識不深，在這場運動中被特務利用而慘遭殘殺；郭琇琮、陳炳基、吳克泰、葉紀東、楊建基、陳金木等自日據末期便已活躍於反帝人民運動當中的學運份子，則在事變中開始轉入地下的武裝鬥爭，與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觸。事變後，這些倖存下來的鬥士更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的指導下，響應大陸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並在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慘遭肅清，將他們的鮮血灑在這塊他們所熱愛的土地上。
　　「二‧二八事變」導因於2月27日專賣局武裝稽查員不當取締女菸販並開槍射殺圍觀群眾的「林江邁事件」。徹夜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的憤怒群眾，在屢次交涉無效下於2月28日中午轉往長官公署抗議。沒想到，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群眾竟遭到武裝衛兵以機關槍掃射，被憤怒的台灣人民在戒嚴令的威脅下展開全市的罷市、罷工、罷課風潮；喊著「打倒國民黨官僚」、「打倒貪官污吏」的台北市民，面對憲警人員的瘋狂掃射，開始佔領廣播電台、警察局等公務機關，透過電台的廣播向全島人民控訴當局的暴行，革命的風暴頓時席捲全台。
　　根據當年學生領袖吳克泰的證詞，自3月1日起台北的「二‧二八」鬥爭就分別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以地方仕紳（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參政員、省市參議員等）為主以及部分的群眾代表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他們整天在中山堂開會卻一無所成，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心存幻想、蒙受欺騙，有的妥協、有的投降。只有王添燈等少數人代表民意，利用這個公開論壇進行艱苦的鬥爭，以爭取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另一條戰線是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他們一方面對「處理委員會」不寄厚望，一方面看到國民黨一再的挑釁和屠殺，認為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制服反動的武力，因此決定用武裝鬥爭來攻破國民黨的行政機關和軍事堡壘。地下黨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支持群眾的意見，開始領導和組織群眾發動武裝鬥爭，並指派李中志擔任台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
　　這兩條不同戰線的分歧也反映在學生運動上。以成立不久的學生聯盟為基礎，台北大專院校學生一開始就佔領了市區各個警察局。3月2日上午，包含台灣大學、延平大學、師範學院、法商學院以及各中等學校學生數千人在中山堂召開學生大會。會中高呼「政治民主」、「教育自由」等口號，痛斥國民黨暴政並做出積極投入鬥爭的宣言。大部分的學生隊伍被編屬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下，負責維持治安和宣傳工作。該隊伍隨後被警備司令部軍統特務所組織的「忠義服務隊」控制，並在國民黨增援部隊抵台前夕遭到集體屠殺。
　　另外有一大群進步學生，認清了陳儀的狡猾和詐欺，認為只有進行武裝鬥爭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於是紛紛潛入地下，到處覓索武器準備武裝起義。3月4日，學生領袖們在延平大學集結，討論地下黨人李中志的「作戰計畫」。按照計畫，學生隊伍編為三個大隊：第一大隊在建中集結，由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帶隊；第三大隊由李中志親自指揮，在台大集結。他們打算先由第一大隊會合烏來原住民同胞攻下景尾（景美）軍火庫，再與第二大隊會合攻打馬場町軍火庫，並用奪來的武器武裝學生隊伍。武裝後的學生隊伍分頭攻取市區內各軍、警、憲武裝據點，再於天亮後會合一起攻打「長官公署」。
5日凌晨3時，依計畫在各校集結的學生隊伍，仍然等不到第三大隊的信號彈，這表示新店方面的起義未能發動。黎明時分，這個起義計畫終於因為某些組織聯絡工作沒有落實，蒐集武器的任務又落空而宣告流產。倒是在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地的學生武裝鬥爭組織得較為成功，並且成立了「台灣民主聯軍」和「台灣自治聯軍」。
　　3月9日，陳儀從大陸調來的增援部隊在基隆登陸，隨後在台北展開屠殺和掃蕩。參加武裝隊伍的學生被迫分頭逃亡，一部份人不幸遇難，一部份人則南下參加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繼續鬥爭。至於那些被特務利用而參加「忠義服務隊」的天真學生，在維持了台北市一週的治安之後，8日晚間便遭國民黨軍隊集體屠殺。
　　總的來說，這次的事件將戰後學生運動的性質昇高到武裝自衛的層次，成為二‧二八事件中人民武力的決定性力量。學生運動在這一次事件中的積極表現，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一方面是繼承了日據時期台灣青年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光榮傳統；一方面是在腐敗官僚的壓迫之下，官逼民反而成為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愛國群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最值得重視的一點是，在沈崇事件中剛剛結合起來的本地學生和外地學生，不但沒有在這事件中對立起來，反而有許多外省籍師生在事件中接受本地學生的保護，部分瞭解事件性質的外省學生更是積極的投入鬥爭行列。誠如在二‧二八事件擔任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的台中農學院學生陳明忠先生所說：「二‧二八事件絕非台獨人士所主張的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開始』。對於當時的知識青年來說，只有『左、右』的問題，並不存在『統、獨』的問題。在當時，不論左右陣營沒有人否定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分的這個事實。二‧二八事變對島內知識青年的重要啟發，是在對殘暴腐敗的白色祖國失望之後，轉而朝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這一點可以從學運領袖們在事變之後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並在隨後的「四‧六」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時期的肅清中，終於為了他們的信仰而犧牲的事蹟中，得到充分的說明。

「四‧六事件」與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大肅清

　　二‧二八的人民起義被國民黨增援部隊鎮壓之後，學生運動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漸歸沈寂，學運領袖郭琇琮、陳炳基、吳克泰、葉紀東……也都潛入地下。事件中倖存下來的進步學生，看到中共地下黨人在事件中的獻身和犧牲，紛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部分地下黨員則轉入山區進行游擊戰爭。根據國民黨官方的統計數字，原先僅有70名黨員的地下黨，經過二‧二八事件之後激增到285人，客觀的反映出當時台灣青年的思想認同和學運發展的性質。
　　在這一片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低迷之氣中，1947年在台籍進步民族資本家劉明先生的資助下，在大陸升學的公費生所組成的「台灣同學會」利用暑假組織九人巡迴演講團，回台灣各地巡迴演講，介紹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運動狀況並傳播新的思想，藉以打破二‧二八屠殺後的恐怖陰霾，為台灣知識青年指出一條前進的道路。透過九人演講團的介紹，台灣的學生開始對祖國大陸的政治局勢和紅色祖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而也與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產生新的聯繫。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台灣的師範學院也於1948年春季展開一場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
　　1948年初，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正面臨著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面危機。為了支援大陸的戰事，國民黨當局開始加強在台灣的經濟搜刮，搞得物價天天上漲，貨幣急遽貶值，迫使依靠公費為生的師範學生發動罷課請願，要求省教育廳提高公費待遇，改善學生的生活處境。這場經濟鬥爭的成功，一掃二‧二八事件以後校園的沈悶氣氛，各種社團和學習活動又再度活躍起來。師範學院的學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再度凝聚起來，並於是年秋天，以周慎源、陳金木、鄭鴻溪為首發起普選運動，組織「學生自治會」，否定了「官辦」學生會的代表性。
　　同時，「台灣升內地大學公費學生演講團」的巡迴講演，也刺激了台灣大學的學生。1948年他們在「台大黃河合唱團」的基礎上，成立了「台大麥浪歌詠隊」，開始巡迴台灣各地演唱台灣及大陸各地的民謠和革命愛國歌曲，以消除民間的省籍隔閡，鼓吹愛國主義思想並唱出他們對民主的想望。
　　通過台大、師大校兩社團活動的重新活絡，伴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利、蔣介石宣布下野、國共雙方在北京重開和談之門的歷史條件，二‧二八事件之後沈寂已久的台灣學生運動也進入了另一個歷史高潮。1949年3月19日，兩名台大和師大的學生共乘一輛自行車，遭到第四分局的警員的盤查及毆打。消息傳開後，兩校住宿學生五、六百名連夜集結前往第四分局要求分局長出面解釋未果，於次日清晨決定罷課抗議。上午10左右，2000多名學生從台大宿舍的操場整隊出發，前往台北市警察總局抗議，迫使總局長在局前廣場當眾向學生道歉，並答應保障學生人權。遊行的學生隊伍沿途高喊「警察不能打人」、「反對法西斯迫害，我們要民主」、「反對內戰，我們要和平」等口號，並散發「告台灣同胞書」，在街頭演講揭露警察暴行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3月29日台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在台大操場舉行盛大的營火晚會，台中農學院及台南工學院也派代表與會。當天大會決定以「爭取生存權」、「反飢餓、反迫害」、「要求民族自由」等口號作為號召，宣布正式成立「學生聯盟」。 台灣學生這一連串的示威和結盟行動震驚了國民黨當局。台灣省長兼警備總司令陳誠於四月初自南京返台後，便下令清查「主謀份子」，羅致「黑名單」，並於4月5日傍晚展開逮捕行動。頭一個被逮捕的對象就是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周慎源在兩名特務挾持下路經台大醫學院宿舍，適時的擺脫控制奔向宿舍求援。當天晚上，兩校學生自治會幹部群集師院男生餐廳召開緊急會議，學生代表在聽完周慎源被捕經過後，當場決定兩校分別部署應變措失，連夜趕製傳單標語，準備於次日上午上街頭示威遊行。
　　當天半夜，也就是4月6日凌晨，國民黨發動警備部隊、憲兵和警察，重重包圍了師範學院男生宿舍與負隅頑抗的學生展開對峙，並於是日清晨展開攻堅，當場逮捕了學生300多人。因為當時適值國共和談期間，國民黨不敢擴大整肅，因此被捕學生中有100多名在偵訊後獲釋，19名移送法辦，數名學生領袖以首謀罪嫌執行槍決。這就是著名的「四‧六事件」。
　　正當陳儀當局大肆逮捕青年學生的同時，海峽彼岸的內戰情勢也有了決定性變化。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兵分三路強渡長江，23日攻佔南京，國民黨希望隔江而治苟延殘喘的美夢至此幻滅。5月25日上海失守，蔣氏父子退守台灣。台北國府為了穩定政局，重振軍心士氣，鞏固蔣氏軍事獨裁政權，首先透過第一屆國民代表會，強行制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建立軍事獨裁統治的法源依據。隨後於1949年5月先後實施全島人口普查，並發佈軍事戒嚴令。加上國家總動員法、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匪諜檢肅條例、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法等戰時法條的制訂和實施，逐漸打造出一個極其嚴密的軍事控制體系，開始對學運份子和「政治嫌疑犯」進行秘密逮捕。根據統計，從1949年秋季台大商學院畢業生王明德失蹤案件開始，到1950年5月底為止，被各地軍、憲、特務機構秘密拘押的「政治嫌疑犯」已有上千人之多，但由於當局顧忌貿然執行軍法審判必會引起新的動亂，因此除「基隆光明中學事件」以「裁定感訓」處理外，其他都尚未依法移送法院偵辦。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開始協防台灣海峽。原本猶如風中殘燭的台北國府，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撐腰下成為西太平洋的反共前哨，並且在「麥卡錫主義」的助威下正式發動了一場殘酷血腥的肅清活動。一直到1955年4月29日台大法學學生葉城松等五人在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為止，這場被通稱為「台灣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掃蕩，才算是正式落幕。整整一個世代的熱血青年就在這場肅清中，為了祖國的命運以及自己的理想獻出了寶貴的青春和生命。根據藍博洲先生的調查，在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犧牲的校園菁英，光是台大和師院兩校起碼就有100人以上，而目前已公布的資料中有案可考者，就有88位。戰後台灣學生運動的主要領袖：郭琇琮、許強、鍾浩東……等知識菁英也都在這場「肅清」中慷慨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