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黑麥落 雨，十二萬農 漁民大遊行傳 真》一書書影

　　長年蟄伏台東後山的農民詩人詹澈（本名：詹朝立），在現今以流行文學為主流的出版市場中，逆流揚起了一朵紀實文學的浪花。

　　去（2002）年11月23日，台灣社會運動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抗爭，來自全省的12萬農漁民，齊聚台北總統府前，發出了「要生存下去」的怒火。為什麼鄉村的農民們放下鋤頭上街頭？漁村的漁民們擱下網具闖台北？他們為什麼發火？

　　「七月裡的一天，南化農會剛打算差人去買香檳，好為信用部淨值轉為正數慶祝之際，一紙強制農會交出信用部讓銀行接管的公文恰好送達。『碰到這種事，女人會哭，男子漢會想殺人！』南化農會總幹事張文炎憤憤說：『明明就是要槍斃我們，幹嘛還鼓勵我們逃命呢？』」

　　「台南縣農會總幹事蔡勝佳對聯合報記者說：『資產評估表面上有會計師監督，但會計師是財政部請的，公正性很難不被質疑。如果會計師公正，評估結果正確，各地就不會一再發生資產被低估後，農漁會欲以估價結果加成購回卻遭拒絕的例子』。」

　　「『我問你們，行庫用這種手法承接怎麼會賠錢？如果會賠錢，為何財政部不敢讓其他體質好的農漁會來承接？』學經濟的桃園市農會總幹事劉新培如此分析：『有ＲＴＣ補助，行庫承接淨值負數的農會，先已立於不敗之地，資產現值壓的越低，可從ＲＴＣ取得補助的籌碼越多，此後只要能有效催繳逾放，或者透過資產管理公司（ＡＭＣ）轉移債權，獲利空間更大』。」

　　「來自嘉義縣民雄鄉的一群老農你一句他一句的說著：『一甲地插秧要一萬元，割稻要一萬兩千元，犁田八千，再加上肥料等費用，一甲地稻米的生產成本最少超過三萬元。但是現在一斗米卻賣不到一百六十元，這樣的日子要怎麼過？』民雄鄉代表會主席何聰祺說：『扁政府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台中縣后里鄉八十二歲老花農陳日，揹著背包參加生平首次遊行，陳日說：『我像姜子牙六出歧山，這次拖老命，走到跛腳也要走完，政府要給農民一口飯吃』。他說：『做農六十年了，去年種了三甲地劍蘭、百合，種的愈多賠的愈多，種稻賣不掉還可以自己吃，花能吃嗎？政府規定公家機構不准送花籃花圈，害慘花農了』。」

　　很清楚地，已有一個新的幽靈開始在台灣上空升起。這是一股新的政經勢力，在所謂「改革」的大旗下，用原始、粗暴的手段想生吞活剝農會的心臟──信用部，這必然會使農民的共同組織農會崩壞，以至於使農民淪為任人宰割的境地。

身任遊行總 指揮的詹朝 立先生在遊 行隊伍之中

　　由務農而到基層農會從事農業推廣工作的詹朝立，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他在書中寫到：「在不景氣的大環境下，金融業務本來就經營困難，財團銀行的逾期放款比例雖低，但其呆帳缺口卻是農漁會信用部的八倍，政府豈可把金融改革的矛頭只指向農漁會，並又以粗暴的方法，先低估農會資產又高額補足缺口後，再交給財團銀行，實在太不合理。而且，不少任勞任怨為農民服務的農會竟然也面臨被財團銀行接管的命運，實在太不公平，太沒有天理。因此，答應全力為農漁會自救會和面對WTO壓力的農漁民，再次『撩下去』。」

　　就這樣，詹朝立擔任了「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的總指揮，並且在遊行結束之後，隨即著書寫下這次遊行抗爭的整個過程，梳理了現今台灣農民與農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並揭露了當今台灣社會政經結構的本質。正如為這本《天黑黑嘜落雨──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作序的著名評論家南方朔先生所寫的：

　　「他的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而更重要的，乃是他能經由縝密的分析與觀照，將台灣農漁民怎麼在政治權謀、政商勾結與欺騙的蓄意操縱下被出賣的過程，做了最清楚的剖析。從而點出了十二萬農漁民示威遊行最徹底的意義──那就是對於命運被出賣所做的終極抵抗。」

　　詹朝立以遊行總指揮的身份，參與了12萬農漁民大遊行驚濤駭浪的過程，現在又以他詩人的筆寫下這本著作，為這一段過程留下歷史的見證。他的這本書，不僅反映了現今台灣農漁民的困境，更以歷史的眼光細說農會百年來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