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五屆部長會議於9月10日-14日之間，在墨西哥美麗的濱海城市坎昆（Cancun）舉行。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別派出代表團參加。台灣方面由經濟部長林義夫領軍，成員有農委會主委李金龍等35人；大陸方面則是由商業部部長呂福源擔任團長，團員有農業部部長杜青林等60人。這是兩岸於2001年底和2002年元旦先後「入世」之後，首度共同參與WTO的部長級會議。在這一國際最重要的多邊經貿組織中，兩岸如何互動或交鋒，值得我們觀注和探討。
　　坎昆會議是世界貿易組織「杜哈發展議程」的重要關鍵點。所謂「杜哈發展議程」是指2001年在卡達首府杜哈通過的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計畫，要求在2005年元旦之前完成有關貿易自由化的磋商談判，更新全球貿易制度，促成商品和服務全面的自由流通。然而，經過146個會員國或地區長達5天的激辯，坎昆會議重蹈1999年西雅圖會議的覆轍，以失敗散場。法國的《世界報》對此結果有一個很傳神的描寫：「杜哈發展議程」除了名稱中有「發展」之外，其餘全無發展可言！
　　坎昆會議受挫，許多人開始對世貿組織這種多邊貿易協定的國際體制感到悲觀，西方媒體上普遍出現「垂死的WTO」、「WTO還有未來嗎？」、「WTO面臨生死關頭」……之類的標題，世貿組織的存在價值乃至存活機率都受到根本的質疑。
　　然而，若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要不將「市場」視為鐵律，不將「自由化」當作絕對的信仰，坎昆會議的失敗，反而見證了國際社會參與的多元化與民主化。怎麼說呢？因為國際經貿體制從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完成烏拉圭回合談判而於1995年轉化為WTO，其發展路線、議程進度的決策，基本上是遵照實力原則，由美國、歐盟或所謂「七大工業國」（G7）等經濟強權所主導，也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設計，主要在於方便北方國家跨國產業集團的市場擴張和資本積累，南方世界的窮國、小國玩不起這樣的遊戲規則，反而逐漸被推擠到國際經貿的邊緣位置，貧富差距日愈懸殊，南北鴻溝越來越深。對於這種強權主導的決策、進程，發展中國家在1999年的西雅圖會議就已經有相當強烈的反彈情緒，今年的坎昆會議，可以說是全然爆發。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的坎昆會議與1999年的西雅圖會議都出現「內場」（in）和「外場」（off）較勁或裡應外合的激亢畫面。「內場」是與會的各國部長級代表，「外場」則是從全球各地集結而來的抗議團體。四年前的西雅圖會議期間，聲勢浩大的反全球化動員，透過場外的包圍示威，給予場內的窮國「培力」（empowerment）的作用，最後在群起鼓譟下，讓會議敗興散場。這一次，坎昆會議的「內場」，是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強權法則的反叛。「外場」，則讓我們見識到非政府組織（NGO）驚人的活力與越來越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場外的非政府組織已不甘於示威抗議者的角色，而是透過事先細緻的準備與安排，將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與議題提供給場內的特定國家。
　　譬如，在大會上首先發難的是西非的四個窮困國家：布吉納法索、馬利、貝林和查德，它們他們聯合起來指控美國對國內棉花生產者巨額補貼，再以傾銷價格競奪國際市場：美國對國內棉花種植的補貼是每公斤相當於19元台幣，而國際市場價格卻只不過每公斤17台幣左右，這導致以生產棉花為主的西非四國完全喪失在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就布吉納法索來說，它所生產的是世界上最優質的的棉花，棉花外銷佔了其出口總額的60％，兩百萬人依靠棉花種植而生活，棉花是當地的經濟命脈，也是國家永續發展的主要支柱，可是，在美國大手筆農業補助政策的威脅下，西非農民的基本生計已遭受到嚴重的威脅。
　　會議期間，「樂施會」（Oxfam）、「農業團結協會」（Solagral）、「第三世界環境與發展行動聯盟」（Enda tiers-monde）等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積極提供數據資料和指導性行動綱領給場內窮國的發言者，同時也在場外執行媒體文宣的工作，裡應外合，與富國的龐大智庫爭奪議題的詮釋權。
　　上述這些非政府組織主要是擔任研究或救助的工作，另有一個以群眾動員為主的「農民通路」（Via Campesina）也不能不提。「農民通路」是國際性的農民組合，總部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北美、南美、歐洲、非洲和亞洲的好幾個國家都有分部。他們早在坎昆會議前三個月就開始動員，透過全球網路募款，贊助前往坎昆示威者的交通費用。由於農業是此次部長會議的核心議題，透過「農民通路」系統所動員的人數相當可觀。「農民通路」除了發佈一篇題為《糧食主權》的宣言，為場外抗爭的訴求定調之外，還在現場每天召開工作坊，組織農民，教育群眾。
　　面對超過5萬的示威人潮，會議所在地的墨西哥政府可謂是嚴陣以待，街頭布置了6千名軍警，海邊有四艘軍艦備戰，空中有武裝直昇機全天候巡邏。自從1999年的西雅圖會議招引來龐大示威人潮以來，世貿組織所召開的任何一個大型會議，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會出現蜂擁而至的「外場」人潮。而「外場」的強勢干擾，甚至足以延燒到「內場」，破壞大會預設的進程。WTO成為全球性的抗議標的，顯示過去由幾個經濟強權所主導的經貿自由化路線，已普遍遭到有識之士的質疑，對於「市場」的概念，他們要求做更深刻的對話和省思。
　　台灣做為WTO的第144個會員體，固然是已進入「內場」，對於這種新興的、影響力日愈擴張的「外場」力量，還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畢竟，場內與場外合看，才是完整的國際社會。
　　尤其是，若要與中國大陸相較，北京方面早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時期，就有意識地要扮演第三世界龍頭老大的角色。2001年底，北京堅持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入世，除了藉此爭取到更充裕的緩衝期之外，也表示在國際地緣政治上，它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站在同一陣營，有一致的利害關係。反觀台灣，由於當權者「誇富」的習性，不甘與第三世界並列，企求與發達國家平起平坐，在入世談判時躁急操切，未能守住應有的緩衝底線，以致包括米酒、蔗糖、稻米等與人民生計關係緊密的在地產物都提前失守。上述國際非政府組織「農民通路」所主張的「糧食主權」，在台灣，早已讓渡給橫行全球的跨國農企集團。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於坎昆會議「內場」的集團化操作，北京方面是參與到「21國集團」，與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提出一份有關全球農業貿易的建議案，要求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提高這些國家的市場准入機會，同時呼籲重視弱勢農民的權益，強調應採取特別措施為農民生計和農村生活提供保障。
　　台北則是一方面感受到國內農業問題的急迫性，與瑞士、日本、挪威、南韓等小農生產國共同發表「九國集團聯合建議案」（G9 join proposal），反對擴大關稅配額量，讓小農生產者保有一定的內部市場空間。另一方面，卻又貼附經濟強權所急於推動的「新加坡議題」（投資政策、競爭政策、貿易便捷化、政府採購透明化），與發展中國家因此形成對立的態勢。
　　其實，就當前的全球化經貿體制來看，居於主流暨主導地位的美國、歐盟、日本等工業大國正是處於國際社會的「內場」，而要求對既定體制和自由市場信條進行檢討與反思的第三世界國家則是處於「外場」的位置。然則，就未來的發展而言，外場的集結，將越來越威脅到內場的優勢地位。習於在國際社會上觀風向，看趨勢的台灣，這種「外場的力量」，理應受到我們更大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