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近代化，是伴隨著整個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過渡到「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的歷史過程中完成。「鴉片戰爭」之後，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時淪為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次殖民地，整個社會生產被迫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掛勾，轉而服務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特別是表現在鴉片貿易上）。這個基本形式在日據時期更得到充分的發展，在殖民地經濟的規定性下，本土資本的積累更是一蹶不振，產業資本大多控制在日人手上，而日本帝國主義正式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日本對台統治大約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因此，學生運動做為台灣人民「反殖民、反封建」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一條戰線，也因應著台灣總督府的殖民地政策而有了不同的發展：
　　第一個階段，自1895年至1913年為止。在這一段時期，殖民統治者一方面用暴力恐怖鎮壓台灣人民的抗日武裝鬥爭，以確保殖民地秩序的穩定；一方面實施「土地調查事業」廢除大租權，建立以小租戶為單一土地所有者的地佃關係；成立台灣銀行，統一幣制；確立關稅權和獨立財政，保護和發展日本本國產業，為日本壟斷資本在台灣的發展做好準備。在這一段時期，日本帝國自覺國力有限，而且認為台灣難以統治，曾一度萌生將台灣以一億元轉賣於法國的念頭。正因為日本帝國在這個階段並沒有永久併吞台灣的把握，因此在對台教育政策上也沒有長遠的打算。這一點就表現在1903年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學事諮問會」的講話上：「這個會議是以普及國（日）語為目的，只要討論如何去普及國（日）語就夠了。……對於智育開發，我們必須防止陷入荷蘭及印度之害……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開設學校，乃是貽誤殖民政策的作法。」在這種赤裸裸的殖民地差別教育政策下，殖民統治者只著重於推行日語教育，開辦「國語學校」和「國語傳習所」，藉以建立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橋樑。勉強稱得上是近代化學校教育體系者，只有1899年4月為了培養本地醫師和公醫候補者，並利用台灣的地理環境來研究熱帶醫學而開辦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因此，雖然在這段時期以「台灣民主國」為序幕的台灣官紳階級武裝抗日運動，以及隨後以漢裔族系為主，要求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人民反帝游擊戰爭從未間斷過。但是，做為人民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學生運動，由於新式學校和學生群體尚未誕生，從而也無緣登上歷史舞台。
　　這個基本形式，一直要到1919年由日本總督明石元郎頒佈「台灣教育令」，廣設中等學校和專門學校，並致力於普及實業和科學教育之後，才有了歷史性的變化。
　　第二個階段，是從1914年到1930年。在這段時期，一方面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鼓舞，在西方列強無力東顧的歷史前提下，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戰時繁榮」時代，並且打算以台灣為基地，趁機向南洋及中國大陸擴張其侵略勢力；一方面，以總督府為代表的國家權力開始全面介入殖民地經濟的所有部門，在台的日本壟斷資本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達起來。台灣殖民地經濟被納入以日本為中心的再生產體系，作為殖民宗主國的原料和糧食的供應基地，以封建的地佃關係作為基礎，發達以米糖兩大出口導向作物為主的單一農業經濟，與日本進行農／工業部門垂直分工。在以總督府為核心的日本殖民統治體制下，清代傳統經濟所發達起來的商人資本和貨幣資本逐漸衰退。
　　為了實現將台灣收編為日本帝國南進擴張基地的野心，也為了平撫台灣人民因土地掠奪、農業榨取和課捐雜稅所日漸累積的反日情緒，日本殖民統治者開始對台人採取懷柔政策。這種改良主義的政策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各方面。在教育政策上，殖民統治者一反過去只強調「國語教育」的差別政策，開始致力於初等普通教育的發展。首先，日本總督明石元郎在1919年頒發「台灣教育令」，確立對台教育方針，將行之多年的「國語學校」改制為師範學校，並廣設中等及專門學校，建立了近代化教育體系；明石元郎病歿後，其繼任者田健次郎為了創造對台經濟榨取和永久佔領的條件，更進一步主張： 　　　「台灣是日本領土的一部份，不能同英、法各國一般，只以殖民地為本國政治之策源地，或經濟上之利源地。因此統治台灣需使台灣住民成為完完全全的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引自：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93，時報文化出版社)
　　因此，田健總督放棄殖民地差別政策，改採「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一方面在政治上改革地方制度，於1920年設立州、市、街、庄協議會，做為地方政府的諮詢機關，用以收編以地主和知識份子為主要成分的仕紳階級；一方面在教育上改採同化政策，嚐試推行日、台人共學制度，並於1922年頒佈「新台灣教育令」，致力於普及實業和科學教育，以培養本地的中、下級工商幹部。
　　當然，上述的改革措施，是做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台殖民政策的一個環節，反映著殖民母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需要，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色彩。台灣人民面對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待遇，其民族意識非但沒有在帝國主義同化政策的催折下消滅，相反的，伴隨著近代化教育體系的出現從而在數量上有了飛躍性發展的青年學生，反而通過近代的科學教育，接受了新的知識、文化和思想，歷史性的掌握了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理論武器。同時，自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以來前仆後繼以漢族為主的抗日武裝鬥爭，雖然在1915年西來庵屠殺事件之後正式告終，但台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卻藉由殖民統治者的改良主義而找到新的契機，轉而以「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自治同盟」、「農民組合」、「勞動組合」以及「台灣共產黨」等各種左、右翼組織形式，在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諸領域展開新一輪的鬥爭。
　　總的來說，從1919年戰後和平會議將殖民地「民族自決」納入凡爾賽合約，引發台灣人民的民族主義啟蒙運動開始，到1931年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化，在島內大肆「檢舉」台灣共產黨並禁止農民組合、工會組織、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等左、右翼抗日民族運動組織的活動為止。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學生運動，以師範學校、專門學校和中等學校等「新台灣教育令」下的新式學校為溫床，以學生中具有「台灣文化協會」會員身份者為骨幹，以文化協會與海外留學生組織為思想後盾，在中國的「五四運動」和世界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鼓舞下，「自發性的展開各種形式的抗議事件和同盟罷課，展現出空前未有的活潑氣氛。其中較具規模的有：1920年台中商校學生罷課事件、1922年台北師範學校與日本巡查的衝突事件、1924年台北師範學院旅行事件的同盟罷課、1926年台北商工學校的同盟罷課、1927年台中第一中學學生罷學事件、1928年台中師範學校的小山舍監暴言事件等等。
　　雖然這一連串的學生抗議事件，在殖民地專制政治的規定性下總是以大量的菁英幹部遭受懲戒和退學告終，而學生組織也未能藉此發展出全島性的運動同盟，展現出足以撼動殖民統治體系的社會力量。但學生們高漲的民族意識和革命思想卻在運動中得到新的啟發，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就是經過這個洗禮在日後脫穎而出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鬥士。
第三個階段，自1931年到1945年為止。日本資本主義以世界經濟恐慌為契機，正式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對外發動侵華戰爭，積極準備侵略南洋發動太平洋戰爭，推行侵略和膨脹政策。台灣經濟受此影響，為了讓台灣自己供給部份工業品以及作為軍需品的加工基地，除了以米糖農業為基軸的發展外，日本政府也急速推行「南進基地化」為目標的工業政策。這一點徹底的改造了台灣的產業結構，台灣的工業產在值1939年歷史性的第一次超過農業產值。
　　為了因應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擴張的新發展，殖民統治者的對台政策也有了新的變化。在軍事上，台灣變成了帝國南進的基地；在教育上，台灣更成為日本南進人才的培養所。為了配合南進政策，台灣總督府一方面積極的充實高等教育內容，著重於熱帶醫學、商業和農業研究，以及華南一帶資源與語言的調查，以培養南進人才；另一方面，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並於1937年廢除漢文，強行推行「國語普及運動」，並於1943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度，獎勵「國語家庭」，以求達到台灣人民「皇民化」的目的。（藍博洲，1993）
　　在這一段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暴露出其法西斯主義色彩，前一個階段蓬勃發展的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在變相的軍政控制下慘遭窒息，其中右翼的台灣民眾黨被解散以及左翼的台灣共產黨遭到全面檢舉影響最為深遠。此後，在右翼民族主義陣營中能夠公開從事活動的僅留下漸進派的「台灣地方自治同盟」；而未遭逮捕的台共黨員，雖曾一度企圖以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為主幹，成立「台灣赤色救援會」來做為黨的重建工作的後備力量，並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的刺激下，在大湖、竹南兩地發動武裝鬥爭，卻同樣的在1932年3月遭到全面肅清的命運。與此同時，島外的青年組織，如東京學術研究會以及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也受到「四‧一六」日共大檢舉的波及而遭瓦解；另外，由上海台灣共產黨員所領導的「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廈門本島人學生反帝運動也遭到全面肅清。從此，島內的左翼勢力只能依靠文藝運動在知識青年間延續命脈，或者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個別的投入祖國大陸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為國共合作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
　　綜觀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雖然在「大檢舉」及「皇民化」的兩手策略下強遭腰斬，但做為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堪稱規模的青年運動，其遺留下的歷史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
　　首先，歷次抗爭事件的伊始，雖然都是從學生群體自身的特殊利益出發（如學習環境、差別待遇、生活條件、管理制度和社會政治氣氛），表現出青年學生在身心成長和發展上的特殊利益和社會要求。但在「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規定性下，台灣學生和人民大眾一起，飽受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和鎮壓。因此，一方面學生群體做為民族的組成部分，面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的對立面，和整個民族各階級、階層有著共同的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學生群體做為人民大眾的組成部分，和台灣的工人、農民以及知識份子等被壓迫、被剝削人民，有著共同利益。所以，這些學生群體的特殊利益，事實上是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學生群體也往往做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在運動的過程中伴演起社會先鋒的角色，對整個人民運動起了促進的作用。
　　其次，學生運動從代表著自身特殊利益的自發性的抗爭，走向自覺的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必要的政治條件，是「革命政黨」的領導。這一點特別是表現在「台灣文化協會」與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的關係上。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1921年10月，是台灣人民抗日運動最早成立並具有全島規模的組織，是由各種不同出身和不同思想傾向的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抗日統一戰線。文化協會在籌備期間便以學校工作為其重點，成立之初就是以總督府醫學校、師範學校、商工學校、工學校等學生為骨幹。根據警察沿革誌的記載，成立大會當天出席的各校學生便有279人。在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影響下，台灣各地湧現出許多愛國青年的進步組織，並且在工作上與文協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從1922年台北師範第一次騷擾事件點燃學潮的烽火開始，在歷次的事件中，文化協會的學生成員無不扮演著基幹的角色，在文協的支援和指導下，學生運動逐步的朝向組織性抗爭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1927年文協改組和全面左傾之後，在文協、農民組合、台中店員會等團體共組的「台灣解放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的指導下，台中師範小山暴言事件便直接提出「打倒總督專制」、「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主要訴求。
最後，在這一段時期，台灣海外留學生組織在台灣抗日民族民主解放運動中所扮演的先鋒角色，也是值得重視的現象。日據時期，一方面因為殖民地政府培植本地親日菁英的需要，積極獎勵台灣人民赴日留學；一方面，因為民族差別政策，限制了台灣學生的就學管道，許多台人子弟紛紛在遠赴日本或中國大陸留學。這些海外台籍青年受到中國「五四運動」、蘇聯「十月革命」、以及世界範圍內的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鼓舞，開始展開各種組織活動，並與島內反帝人民運動組織保持密切聯繫。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在日本的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會、文運革新會、南盟會、留東同鄉會、台灣學術研究會、日本赤色救援會，以及在中國大陸的上海台灣青年會、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北京台灣青年會、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南京中台同志會、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他們當中有許多團體與「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或「中國共產黨」有組織性的聯繫，一方面在當地聯合其他團體展開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一方面潛返台灣投入島內的民族解放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