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 2 億 7 百萬的人民正面對著龐大的問題，至今仍必須克服永無止盡的經濟危機。1999 年中的貧窮比率 (低於國家貧窮線的人口百分比) 為 20%，而每人的 GNP (國民生產總毛額) 為 580 美元 (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每人 GNP 為 1000 美元)，同時，印尼的平均人口成長 (1993-1999) 為 1.6% (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為 1.2%) 而就業勞動力成長為 2.7% (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為 1.3%)。
　　一個擁有如此高人口與就業勞動力成長的國家需要有相輔相成的條件才能使其人民繁榮：滿足國家需求的民生物資生產、大量的就業機會、充足的衛生與教育設施會是達到如此條件的恰當因素。
　　只要印尼政府能明智地使用與管理，印尼的天然資源原本可以是為上述開銷供給資金的重要收入。印尼豐富的天然資源是舉世公認的。天然的石油與瓦斯、採礦原料 (例如金與鎳)、可做木材的林木與造林地，以及許多美麗的風景區都是珍貴的資產。
　　即使印尼理論上算是富有，但事實卻恰好相反。蘇哈托政權為印尼政府向外國銀行舉債的累積金額，已達到 1 仟 5 佰 9 拾億美元。這些負債則是由世界銀行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和巴黎俱樂部 (Paris Club) 等公共機構背書同意。
　　印尼的第一任總統蘇卡諾於 1965 年讓印尼從 WB 和 IMF 會員中脫離。而之後，蘇卡諾因武裝政變被迫交出政權，讓蘇哈托藉由犧牲超過 75 萬的共產黨人登上政治王位。蘇哈托立即重從新加入 IMF。IMF 的使節於 1966 年中重返雅加達。於 1966 年 12 月，巴黎俱樂部的西方債權國開會並允許給蘇拉托 4 年的延緩償還本金與利息的權利。此後，蘇哈托就對巴黎俱樂部言聽句從，接受 IMF 貶值和自由浮動匯率政策的調整計畫。
　　蘇哈托同意讓 IMF 降低信用，導致 10,000 間印尼公司倒閉，並將先前由蘇卡諾國營化的外國企業歸還。蘇哈托也解除了對國內公司的保障，對外國投資者大開國門。
　　援助金額快速成長，從 1967 年的 2 億美元攀升至 1970 年的 6 億美元。新的貸款也被允許，與蘇卡諾下台的時的 2 百萬美元相比，1979 年，印尼的負債大約為 120 億美元。在蘇卡諾下台當時，那筆數字已被認為是一筆龐大的數字。
　　當借款的延期償付權於 1971 年到期時，巴黎俱樂部派遣 Abs (借款償付規劃協商小組) 向蘇哈托建議一項可以資助更多資金的新規定。根據 Abs 的紀錄，IMF 與 WB 達成共識，推斷每年 2 億美元的付款會超出下一年度印尼的金融財政能力。也就是說，1970年 19.8% 的 DSR 與 1971 年 16,3% 的 DSR 現在皆低於 HIPC 的範圍。Abs 的計畫表示，將不會於延期付還期間增加利息。從 1970 年起，自蘇卡諾以來的主要債務，每年的償付金變為 30 倍 (總計為 6 仟 7 佰萬)，而從 1985 年起每年償付利息的金額也變為 15 倍。此外，Abs 的計畫也表示，如 國償付計畫表太沉重 (是近來 HIPC 標準的四分之一)，印尼可以將一半的主要債務在另一個 8 年中償付。
　　最最的發展是，在 1993-1998 時期當中，Indonesia suffered a net transfer of minus
　　US$5,354 millions. 也就是說，由不同債權人透過貸款所流入的資金 (雙邊、多邊與私人的) 比印尼在付還義務下所流出的資金來得少。印尼必須付出其一半以上的出口所得來付還債務。
　　這表示，超過一半以上的國家強勢貨幣，原本可以用來購買商品與從事經濟復原、強固社會安全網，卻都流入北方富有的國家與銀行。根據信用評等公司 Standard & Poor，若不重新安排支付方式或減輕負債，印尼外債的主要付還將會從 1999 年的 1 年 20 億美元、2000 年的 50 億美元，攀升至 2001 與 2002 年的 90 億美元。今日的印尼負債已超過年度國民生產毛額的 140%，為 8 年前的 2 倍。
　　如此沉重的償債負擔造成了經濟危機，使印尼所面對的條件每況愈下。該危機直接影響了兒童與婦女福利，從下列的事實可見一斑；
　　在 West Sumatra，30 萬名 5 歲以下的兒童中有超過 3 萬 2 千名嚴重地營養不良。在 Riau 省，300 各區中有 200 各區 (kabupatens) 有 5 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的情形。缺乏 Vitamin A的情形也再度爆發。1 歲到 2 歲間未食用雞蛋 (Vitamin A 的主要來源) 的兒童比率幾乎達到 28%，此將會損害兒童的免疫系統與智力發展 (此狀況已從 1985 年的 50% 攀升至 64%)。在經濟危機期間，兒童與婦女的貧血比率不斷攀升。婦女營養不良的情況也持續增加。自 1996，生育年齡婦女的平均體重下降了 1 公斤，幾乎反轉了過去 30 年來的成長趨勢。
　　就學率也減少了 4 - 5%。這表示有 1 仟 3 百萬名兒童被剝奪了接受教育以脫離貧窮生活的機會。而在減少的比率中，女生又是男生的 2 倍。
　　據記錄，入學人數最顯著的減少分佈於爪哇中部、雅加達與馬魯庫。部分在過去影響許多人民生計的政府補救金，現在也減少了。近來燃料補貼的減少導致燃料價格升高。如果燃料價格升高，其他物價也會隨之升高。物價上升並非總是隨著受雇者與工人 (做工人是大部分印尼人民的生計來源) 的薪水提高而上升。若沒有相對地提高薪水，人民每日花費的增加金額將與價格呈現不平衡。這將會降低生活水平並讓印尼增加更多社會邊緣人。
　　印尼政府所實施的經濟政策幾乎 (或許是全部) 都是資助機構干涉下的產物。IMF 借款的交易總是會伴隨著一組稱為結構調整計劃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 的政策。IMF 打算用 SAP 來提生印尼國內的消費以及存款、出口與資本投資。
　　這個計畫特別著重於促進出口架構經濟的成長、縮小印尼政府的支出與角色，以及從稅收來增加收入。IMF 也嘗試藉由實行伴隨 IMF 政策而來的貨幣眨值，來增加印尼的商業競爭能力。除了為助長 SAP 完成的 IMF 政策之外，IMF 亦將他們的工作領域擴展到銀行、工資與政府事務部門 (包括法律改革與預算透明化)。而這些政策的實施是為了擔保債務人能順利地償還借款。
　　印尼每年的債務分期付款印尼政府用掉了政府總收入的 45%。為了償還外國的債務，在 2001 年，印尼政府已用掉了 77.4 兆盧比 (或 26% 的總支出)。這筆數字可說十分的龐大，舉例來說，印尼的教育預算只有 11,2 兆盧比 (或總預算的 3%)，但這僅僅是國際的國家標準教育預算總數的 25%。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政策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至今，國小學生輟學的人數遽增 (從 1997 年的 833,000 名增加至 1999 年的 919,000 名兒童)。 與此同時，在國中方面，輟學的人數也從 1997 年的365,000 名增加至次年的 643,000 名學生。這個數字會隨著學歷程度增加。結果十分明顯，將導致大量貧窮、低學歷的人民與少數高學歷的菁英。
　　若沒有良好的教育，印尼的人民指能做為旁觀者，並且只能成為一個出售農產品與未加工原料給主要工業國家的國家。所有印尼經濟的力量只集中於出口貿易：出售原油、棕櫚油、咖啡、茶與木材。比起為自己的人民生產所需的商品，印尼更急切於賣出自己的資源。
　　IMF 政策基於出口貿易能從國外帶來現金而加強印尼的出口貿易，卻導致印尼人民缺乏大量的產品。本應服務人民所需的國營工業最後竟然只生產要賣到其他國家的產品。這使得國內市場對進口物資愈加開放。由於稅賦政策與其他設施，進口商品的售價比之前更加便宜；且由於對進口商品的喜好 (特別是中產階級)，導致這些進口商品嚴重地打擊本地商品。因為本國公司的當地生產者到小商人的商品失去了市場競爭力，越來越多人都遭受損失。
　　另一項政策是增加稅收部門的收入，最終卻增加了一般人民的負擔。印尼的稅金系統雜亂不堪。從向人民收稅到將稅金存放到國庫，各個層級皆腐敗貪污。稅金的規定模糊不清，並且，近來，政府堅決主張要在任何他們認為能對政府收入有貢獻的事務上徵稅。
　　政府大部分的稅收來源來自一般人民。1999/2000 年的歲收為 41 兆盧比 (或所有非天然油、瓦斯收入的 33%)，然而從進出口公司的稅收 (看似成績輝煌且常被稱為納稅作多的人) 卻僅僅為 5.5 兆盧比 (或所有非天然油、瓦斯收入的 4.5 %)。在 APBN (國家預算) 與 APBD (地區預算) 中，在每一個地區接明顯顯示出政府計劃要提高稅付與罰金的徵兆。這會使得自公共廁所到喪帳服務的服務費用增加，並且這些負擔也都會加在人民的肩膀上。
　　印尼政府為了履行償付外債的款項所做的另一項「努力」為出售國營公司。為求履行合約，政府將國營公司與資產出售給國外投資者。這些出售的衝擊就等於是將許多人民的生計交給外國公司。接管國營公司的私人公司將不會遲疑將他們認為無法帶來收益的產品與服務淘汰。結果會是服務費用越來越高，別且超出一般人民所能負荷。
　　除此之外，也會發生管理階層與工人之間的問題。國營公司常以數千名的冗員著稱。以國外公司的觀點而言，他們只考慮如何獲得龐大的利益，那樣的受僱者數目毫無效率，因此大量的裁員往往會伴隨接管而來。但反之，這些公司卻又利用國營公司的紀律與低薪資來謀利。
　　雖然實際上只有少數的金額會到窮人的手裡，仍繼續同意貸款基金。近半各世紀以來，世界銀行透過意圖開發全球的貸款基金，被動地參與了至少上千億美元的貪污。在蘇哈托獨裁政權期間，就有一百億美元被巧巧奪取。這大約是世界銀行對印尼的第三次貸款。雖然世界銀行完全意識到從一開始基金就被有系統地侵占，他們仍持續提供新的借貸，並預期印尼人民將承擔他們從未收到之開發資金的償還重擔。
　　世界銀行是美國所特許的國際組織，並受國際法律的約束。銀行的章程 (所謂的條款協定) 清楚的聲明，銀行不允許貪污其基金 (第 3 章，第 5 節)。但世界銀行並未在印尼遵守這樣的協定，而造成數百億美元的損失。在國際法律的保護下，印尼人民有權拒絕償還他們並沒有收到的資金。但現在的事實卻是，100 % 債務加上利息的負擔都由印尼人民承擔。原因為何呢？因為，即使今日銀行官員不情願地承認這些錢是在他們完全知道的情況下被侵占，但他們連一毛錢的負擔與責任都不願意承擔。
　　那麼為何印尼政府不要求停止償付，使這些國外帳務一筆勾消呢？因為印尼政府害怕被世界銀行懲罰。從 IMF 解除對銀行部門的管制方面，就可對其使印尼危機惡化的角色可見一斑。當銀行部門於 1980 年代晚期戲劇化地解除管制，在 World Bank 與 IMF 指引與關照下，印尼在上百家私人銀行出現的同時，並沒有加以監督管理、制定法律上的保護以及保護政府的存款。
　　不僅 BI (印尼中央銀行) 於 1988 年尚未為一個安全、解除管制的銀行部門做好扮演監督管理的角色，甚至至今 2001 年，仍尚未對這項任務做好準備。當然，當時的動機是希望能促進財政部門的效率，並增加資本調動與調停的能力。這的確是一項重要的目標。但達成這個目標的方法，以及具備如果處理失當所造成的損失會有多少的體認，也是同等重要的。1988 年實施銀行解除管制的方法呈現了風險的劇烈增加，而最後終於在 1997 年底爆發了此風險。
　　為何 IMF 停止要求冒進的開放銀行部門，卻不參與制定急切的嚴格防禦措施？因為，若要保護印尼人民的財產免於遭受銀行部門極端的疏忽與無法控制的貪污行為，IMF 將會面臨與蘇哈托政權及其親信敵對的狀況。而再一次，印尼人民又必須償付銀行與公司部門破產的緊急財政援助。在 1998 年，估計新的國內 (盧比亞) 債務中至少有 800 億美元是用來穩定可追朔到 1980 年代設計不良的解除管制所造成的混亂。
　　於 1998 年與 1999 年，在短暫的哈比比政權期間針對中央銀行匆促地推出新法律後，IMF 堅持要全盤且獨立地對印尼銀行進行查帳。這簡直是一項回到原點的舉動。像印尼這樣的國家，貪污與管理不善十分猖獗，必須事先進行專業的查帳審計，才能同意中央銀行獨立。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根據查帳顯示，中央銀行的管理無能、疏忽，甚至有犯罪的嫌疑，在同意其獨立前就應先開除這些高級官員。如果沒有，就等於是把狐狸安全地鎖在雞籠裡一樣。這正是印尼所發生的清況。IMF 於多年以後所要求的查帳顯示，超過 90 億美元在印尼銀行消失無蹤。
　　如果肩負著龐大的債務，一個國家又該如何推動發展？IMF 與其他基金機構並不關心他們所借出供開發國家的基金是否被貪污、無能的政府濫用。他們持續不斷地同意以分期付款方式償付的貸款，藉由低利息與分期付款的軟性貸款創造了長期的附屬國家。
　　借貸是債權國進行政策干預的大門，對債權國與跨國企業公司的確是一項有利的條件。債務國一向都是提供債務國所需的所有原料與設施，並且，實際上，債權國也將這些貧窮的國家當作他門商品的市場。因此，無疑地，印尼的經濟危機將會永無止境。這些危機的主要受害人就是一般的人民，他們一開始就十分貧窮且徘徊在社會的邊緣。所有這些債務正在將印尼淹沒，並且會越來越難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我們必須鼓勵人民去了解這些事務，以致於他們將會了解燃料、電、電信費用的漲價源自於他們必須償負債務。如果人民意識到他們從未要求借款，但他們現在卻必須償付債務，則他們將會支持解除債務的運動。同時，學生也將了解教育品質下降的原因是在於，政府強制縮減教育津貼來因應 IMF 與 MNC 公司要求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