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年興紡織正太廠事件並不是一個「個案」，自從台資企業將生產觸角伸向發展中國家起，原先在台灣那一套敵視工會、虐待工人的「工作倫理」也就帶到了外移國，引發當地工人的抗爭。筆者無意針對本事件作鉅細靡遺的個案分析，而主要是從國際政治經濟在這二十年的鉅變起，以尼加拉瓜的年興紡織正太廠事件為支點，耙輸出美、台、尼（中美洲）三邊政治經濟關係。為尼加拉瓜部份，本文因時間倉促，匆忙中以美國對拉美政策一節匆匆帶過，還請讀者見諒。謹以此文獻給遠在尼加拉瓜持續抗爭的工人姐妹弟兄，以及共同參與過這一次跨國抗爭的朋友。

　　前言

　　全球化，可說是美國帝國主義延伸的代名詞之一。它代表著金融市場力量的擴張、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散播、剝削的強化（intensification）以及社會不平等的惡化。在「全球化」過程中，階級兩極分化的現象與過程在發展中國家逐步擴展，在已開發國家，則是製造業工人工作的喪失以及第三級產業的工作-服務業、專業工作-的無產階級化，並伴隨著雇用關係彈性化（flexible）、臨時化(casual, contingent)與不穩定化。(Panitch, 2001: 367)
　　台灣自明鄭時期以來逐步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960年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的建議與裹脅下進入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在美國特別開放市場以鞏固「自由世界」的意圖下，日本、南韓、台灣才能夠維持暢旺的出口與經濟成長。在偉德（R. Wade）、愛姆絲丹（A. Amsdan）所指稱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指導下實踐的一直是「重商輕勞」的國內政策。
　　在台灣，經濟成長率成為台灣不分階級的重大使命與精神號召。在缺乏左眼的視野下，即便從1980年代中期起不斷有中小企業外移、或是引進移民勞工樽節勞動成本，眼見頭路即將不保的情況下，只見零星的「關廠」抗爭，無法凝聚起工人階級的團結，反而是在各項選舉中以非工人的身分接受「省籍」、「族群」、「派系」等既得利益下進行政治動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絲毫無法跟得上世界公轉的腳步，遠遠的拋在時代的後方。
　　「年興紡織正太廠事件」不是一個「個案」，更不是一個什麼「新」的工運議題，只是國人之前從未正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而將當今發生的各式工運「議題」當作「個別的事件」加以處理；另一方面，1989年蘇東波共產國家倒台之際，也正是台灣島內政治民主化運動的高潮，許多工運、社運人士埋首與新興資產階級推翻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同時，相當大的程度忽略了驚濤駭浪的「全球化」風潮，以及於1980年代中期啟動的傳統產業外移風潮。因此，當2000年五月二十日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上台後不及週年，島內即蔓延著一股與日俱增的失業暗流，與其說是資本家「不放心」陳水扁的施政能力，還不如說是這十幾年來資本全球化的能量在台灣逐漸釋放的必然結果。
　　此外，1988年前總統李登輝自蔣經國手中接下統治棒子之後，一方面為應付老國民黨勢力的逼宮，另一方面為與新興的民主進步黨相抗衡，李登輝於焉引進地方派系與財團勢力進入中央決策圈（Tsai,2001），藉以穩固李登輝在黨內的權力與並擴大其社會基礎。另一方面，美國在1980年代的貿易赤字激增，使得雷根政府採行貿易保護政策，台灣對美貿易依賴度高，且一慣保持對美鉅額貿易順差（1981-85年間每年平均順差68億美元，1986-1990年間每年平均順差122億美元），使得美國開始利用美元貶值（1985年廣場協定）、台美雙邊貿易談判等方式意圖打開台灣市場、以及打消（非）關稅壁壘。另一方面，自李登輝上台後，在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精神召喚下，李登輝政權開始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名義準備重返國際社會。在這兩大壓力與動力的驅使下，台灣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經濟自由化措施，開啟了從官僚威權政權（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轉型歷程。
　　「建立台灣主體性」表現在外交上，除了積極申請加入關貿總協（GATT）等經濟組織外，加入聯合國尤為其中的重頭戲。因此，如何爭取足夠數量的邦交國在每年的聯合國大會中提出「台灣/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就顯得格外重要。如何爭取？除了國人慣常詬病的「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外，官方外援（foreign aid）與私人投資活動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勞力密集型產業的外移，此時也與官方的外交戰略合而為一，共同合奏了台灣勞工失業/邦交國勞工慘遭血汗工廠剝削的工人階級悲歌。
　　血汗工廠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加工出口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向飽受債務糾纏的第三世界國家推銷的「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直接相關，台灣政府爭取邦交國的同時變相的再生產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所主張的那一套新自由主義政策。
　　面對血汗工廠的出現，歐美的消費者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工人運動開始展開反對血汗工廠的鬥爭。制定「生產守則」（codes of conduct）成為歐美消費者運動監察跨國生產的主要方式。本文在最後將指出這一類消費者運動的內在侷限性，並根據以上的論據，強調除了跨國公司外，「國家」更是反對帝國主義鬥爭中首要的對象。
　　本文第一部份將回顧台灣經濟的跨國化發展趨勢；第二部份討論台灣的統治階級在利用「務實外交」推動國族塑造的過程中，如何帶著資本家以及外援出外「開疆闢土」以「鞏固邦誼」；第三部份則回到1980年代美國的加勒比海策略，回顧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方案（CBI）的產生背景，以及1986年後美國如何從直接的軍事鎮壓轉向幫助拉美國家「民主轉型」；第四部份則在探討1990年代在美國成為話題焦點的勞動人權運動，並提出相當程度的批判。

　　一、台灣經濟的跨國化發展

　　1950年的韓戰，使1949年潰敗竄逃來台的國民黨政權有了起死回生的機會。十五年間，美國對台高達十四億四千三百三十萬美元的援助，成為國民政府存續的重要支柱（劉進慶,1993:350）。1961年，甘迺迪（J. F. Kennedy）上台，經濟援助的方式從直接贈與為中心的援助改成以貸款為中心，台灣則被美國判斷已達經濟自立階段，不宜再接受直接援助，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於1959年提出十九點建議，其中建議台灣放寬工業及貿易管制、鼓勵出口（吳聰敏,1988:156;劉進慶,1993:355-6）。 之後，美國開放國內市場，鼓勵東亞國家出口。1966年底，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1971年，楠梓加工出口區、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成立（陳素香等,2000:25），台灣自此邁向出口導向發展的道路。約略同時，美國資本開始外移，美國的工會開始出現反對「工作機會外移流失」的聲浪。
　　1985年，美國為鼓勵出口平衡貿易逆差與日本、德國簽訂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美元大幅貶值，影響所及，新台幣大幅升值，再加上本土生產要素成本（土地與勞動力）的提高，環保意識的抬頭，以及國際分工結構的改變，使得勞力密集型產業面臨不是轉型就是退出市場的壓力。傳統產業開始大量外移到東南亞、大陸東南沿海，或是引進移民勞工來台打工（陳素香等,2000:26;周志龍,2000:03）。
　　面對全球競爭的壓力，台灣的傳統產業轉移生產基地到大陸、東南亞，甚至中美洲地區尋求投資機會，成為全球勞動分工/轉包體制的一環，依舊維持「來料加工」的形態，不同的是台商將生產設備外移直接生產，而不是「轉包」給當地廠商。因此，台商還是可以藉此發展出口貿易，但因生產地點的轉移，台灣的工人開始遭到裁員遣散的命運。聯福紡織、福昌製衣、東菱電子、正大尼龍的關廠歇業風波可為代表。而這同時也是1970年代之後福特主義（Fordism）的衰落，彈性化生產方式取而代之的結果。
　　綜觀1960-2000年四十年間的歷史，就傳統產業而言，生產基地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再從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吾人應當理解資本移動的兩面性：它在一地創造某些工作機會的前提是以毀滅某些地區的工作機會為代價的。資本要的是利潤額的最大化，面臨全球市場競爭的壓力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資本家必須壓低可變資本（即勞動力）的成本才得以維持一定的競爭力。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1960年代之後，台灣出口導向發展中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部份當屬代工廠商（OEM），只要能夠維持產品的品質，生產基地外移並不會損及台灣代工業者長期與美國廠商建立起來的轉包默契。國際勞動分工的形式發生了質的演變：台灣從一量產型的經濟體轉型為研發與接單中心，中國大陸、東南亞、甚至中美洲將成為本世紀的世界代工基地。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寶成集團以及這次在尼加拉瓜迫害勞動人權的年興紡織，前者是耐吉（NIKE）亞洲地區最大的代工公司，後者專門代工製造各大廠牌的牛仔褲，都是台灣新國際分工的代表。
　　就年興紡織而言，之所以將工廠設在非洲的賴索托（Lesotho）、中美洲的墨西哥與尼加拉瓜等國家，著眼的不僅僅是當地豐沛且價廉的勞動力、或是當地已建設完善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而是這些國家都加入了「加勒比海振興方案」（CBI），享有對美輸出「免關稅、免配額」的優惠待遇。因此，如果不將美國這塊最終消費市場納入新國際勞動分工的考量，就無法一窺新國際勞動分工體系的全貌。這也是捷瑞非（G.Gereffi:1994）提出的對於「沒有工廠的製造商」這一類由國際買家所驅動的「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
　　一個完善的商品鏈使我們得以有系統的觀察製造業者在全球範圍的「經濟活動」。為什麼說是「經濟活動」而不是「生產活動」，在於生產活動雖然重要（剩餘價值的來源），但還必須向前看--原料的來源、承包的來源，以及向後看--商品銷售市場的所在（剩餘實現的所在）。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認識以全球範圍運動的經濟活動，對於全球化下工人運動的發展方向，當可指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將在本文第四部份再行討論。

　　二、外交、援助、投資三位一體的台灣新國家全球戰略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戒急用忍」政策指導及「台灣優先」的意識形態下，面對台灣傳統產業「國際競爭力」衰退的求救訊號，媒合台商赴邦交國或東南亞投資成了執政當局處理國內經濟矛盾與擴大台灣國際能見度的重要政策：國家一方面以國家之力幫助與配合資本家外移，另方面透過資本家的力量，來宣示國家主權。（王振寰, 1995:229）
　　傳統產業外移：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交媾
　　1980年代中期，隨著台灣勞工運動與環保運動的發展，以及土地價格不斷攀升，本土資本家認為台灣經濟出現危機。1989年二月，台塑集團總經理王永在宣佈暫停國內投資（郭宏治,1989），代表傳統產業的資本家一方面希望政府「處理」造成經營成本上漲的勞工、環保運動，另一方面則反應了台灣資本家面對不斷上漲的成本壓力已有產業外移的準備。此外，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ccord）的簽署美元人為操縱貶值，造成新台幣大幅升值，也增加了台灣本地的生產成本。1992年《就業服務法》的通過正式為引進移住勞工（migrant worker）確立法源基礎。而勞委會原本聲稱為「補充性」的移住勞工曾幾何時反成為雇主為省成本的「替代性」勞動力，而從關廠歇業案逐年增多的情況下則不難發現企業選擇外移的比例逐漸增多，「失業」、「產業空洞化」成為陳水扁政府上台後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同時，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在1980年代益發成熟，值得一提的是，這過程同時也是「國族建立」的過程。從李登輝的「外來政權說」、「本土化」、「務實外交」、「兩國論」、「南向政策」、「戒急用忍」政策一路走來，加上李登輝與民進黨的「隔黨唱和」，「獨台」之意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欲「獨台」，除了人民、領土、主權三項外，是否獲得其他國家的承認尤為重要，在「讓台灣走出去」的大前提下，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申請加入進入聯合國，但申請需要其他會員國提案並表決，因此如何使台灣的邦交國增加成為1990年代台灣外交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金元/援外交」。除了政府直接捐助外，政府尚媒合台商赴當地投資。1992年前總統李登輝與前經建會主委蕭萬長赴中美洲訪問時便促成了年興紡織、富太紡織、中國唯一製衣在尼加拉瓜的投資，而遠在東亞的中華民國更是「中美洲開發銀行」的會員國。陳水扁上台後依舊沿用李登輝時代的金元/援外交老路，於2000年8月率領陳榮秋、高清愿等一行資本家前往中美洲考察商機，2001年5月陳水扁總統又將再度前往中美洲友邦進行訪問。
　　1990年代，更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火益發炙烈的時代，各個國家莫不為爭取國際資本的投資而激烈競爭著。同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對發展中國家所開出的藥方--總體經濟的穩定、自由化、私有化的經濟政策也獲得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接受。
　　台商生產跨國化的條件在1990年代於焉成熟：首先，在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上歡迎外資投資的氣氛濃厚，形成了對資本的拉力；另一方面，原在台灣本地生產的資本家有感於台灣生產成本上升而興起了產業外移的打算，形成了對資本的推力；再加上國、民兩黨力求增加邦交國數字，政策性（附錄一）的鼓勵台商赴邦交國投資，或是在「戒急用忍」的指導下赴東南亞投資（南向政策），對資本外移亦起了推波助瀾的功用。
　　外交、援助、投資三位一體的中美洲政經戰略
　　台灣政府的外援政策與日本在1985年後的援助開發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唯在政治上台灣存在「拓展外交空間、爭取國際認同」的國家獨立問題，藉著援助、投資爭取其他國家的承認，與日本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穩定的開發援助取向有著目的上的差異。
　　1985年以來，日本開發援助的一項政策重點在於推動日本製造業在海外的直接投資（FDI），特別是在東南亞的直接投資。面對1985年「廣場協定」的簽署，日元大幅升值，大量的日本製造業，特別是外銷導向的企業，迫於日元上升與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壓力，在彈性化生產模式下，將部份生產工序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生產。日本政府對東盟國家的開發援助，承擔了日本民間企業進入這些國家投資的任務，發揮了先前投資的作用。通產省（MITI）同時倡導將開發援助、直接投資、貿易結合在一起的戰略，政府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目的在幫助並吸引日本企業資本的投資。因此，在促進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發展外向型經濟這一點上，日本的開發援助策略佔有重要的角色。（張光, 1996）
　　台灣的外交、政府主導的援助與台灣私人資本在中南美洲友邦的投資與日本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發展極為類似，國家利用援助的名義在地主國幫助母國的私人資本鋪路，之後藉著投資活動（資本的流入、就業的增加）一方面緩解國內的經濟困境並達成政治、外交上的目的。
　　另一方面，日本和台灣政府透過援助、投資計劃引導或是強化發展中國家走向外銷導向的道路，將其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中，與其說引進外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還不如說盡情壓榨當地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在促進生產全球化的同時，我們看到的是先進國家的傳統產業一家家的關廠歇業（1960年代的美國、1990年代的台灣），以及在發展中國家「血汗工廠」一家家的出現。（倪世傑, 2001）
　　李登輝政權的「外交、援助、投資三位一體」的務實外交（pragmatic diplomacy）戰略在1990年代初期即現端倪。1992年，外交部經貿司成立，首任司長魯炳炎表示，「在業務調整期過後，經貿司的第二步將是拜會民間投資人、大財團，與廠商進行溝通，希望其協助政府拓展經貿外交空間，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胡玉立, 1992）李登輝政權更公開的以「援助友邦」、「鞏固邦誼」的名義經援、貸款予開發中國家，甚至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發展基礎建設，並鼓勵台灣傳統產業、金融業赴當地直接投資。
　　主流意見對「金元/援外交」的批判建立在質疑「國內經濟條件不好的情況下為什麼政府還要拿出大筆銀子外援？」。若非出於無知，便是蓄意模糊、曲解「外援」在現今局勢下的政治、經濟意涵：
1. 　　政府在政治的目的下利用納稅人的稅款補助台灣私人資本赴邦交國投資 ，直接「幫助」台灣傳統產業工人失業，並在缺乏社會安全制度與積極就業輔導的設計下，這些失業的工人直接面臨生存絕續的生死關卡，形成「工人納稅反而促成失業」的荒謬現象；
2. 　　台灣政府金援的邦交國通常由保守政黨把持政權，金援的同時反而進行
　　反動政治勢力的再生產。就尼加拉瓜而言，總統阿雷曼（Aleman）本身
　　就已有貪瀆官司纏身，所屬的自由憲政黨支持新自由主義並壓制勞動人
　　權，再加上台灣政府、企業的援助、輸送，總統本身就可說是「金權政
　　治」的產物。曾被美國時代雜誌封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前總統，與
　　自栩為民主改革前鋒的民進黨陳水扁總統，拿著國內人民的血汗錢去支
　　持、援助如阿雷曼等保守反動政權，不僅有辱台灣民主化的成就，台灣
　　政府更是迫害尼加拉瓜等我中美洲友邦人民勞動人權的幕後推手！（倪
　　世傑, 2001）

　　三、重回1980年代-里根時期的加勒比海政經佈局

　　年興紡織之所以在尼加拉瓜設廠，除了台灣政府「牽豬哥」來個一石二鳥之計外，在CBI下尼國輸美產品享有「免關稅、免配額」優惠為其中主要原因。對許多研究政治民主化的學者來說，1980年代同時也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擅場的時代，但這「民主化」的內涵究竟為何？抑或是「美國化」的翻版？就讓我們將鏡頭對準二十年前的里根政府，方可一探年興紡織及廣大台商前往中美洲投資的場地究竟如何得以成形之奧妙。
　　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方案（CBI）：美帝觸角的延伸
　　自「門羅宣言」提出之後，美國一直將拉丁美洲視為「自家後院」，墨西哥就有一句玩笑話足以說出「後院人民」的心聲：我們離上帝如此之遠，卻離美國如此之近！1959年卡斯特羅（F. Castro）革命成功，激發了各地反美帝的情緒。但1973年智利社會黨籍民選總統阿葉德（S. Allende）上台（但隨即遭到中情局CIA暗殺），以及之後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格瑞那達的左派游擊隊革命或是奪取政權，都讓美國當局感受到莫大的壓力，深怕拉美國家「赤化」與蘇聯互通聲氣以損害美國在拉美的霸權利益。
　　1980年里根上臺之後，一反之前卡特的「人權外交」政策，對拉美的左派政府、游擊隊採取強硬的態度：先是在1983年派兵推翻格瑞那達的社會黨政府，再來在宏都拉斯邊境藉口演習實則攻擊尼加拉瓜桑定政府。對於其他國家，則採取開放美國市場的方式拉攏，使得加勒比海國家將貿易活動朝向美國，建立北美貿易區塊，使其在經濟、政治上依附美國的統治。另一方面，為解決197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危機，雷根政府期待藉由打開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壁壘以活化美國經濟。1984年起實施的「加勒比海振興方案」（CBI），便是在冷戰的對峙氣氛下出台的成果。
　　CBI以鼓勵投資與貿易為主，在反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意識形態下，該方案內容明定美國總統得以單方面的選定施用對象，並選定合於方案規定的產品給與免稅待遇；而在CBI開始實施的1984年，美國馬上提供三億五千萬美元的外援與CBI適用國家。自1984年起預定1995年截止。（Bakan, 1993:3）
　　第一批的適用對象共計27國，適用國的條件限制主要精神主要在於「反共」與「反美」。像是美國認定的共產國家就被排除適用，以國有化、沒收或其他方式取得美國公民財產者；曾經廢止美國公民、公司、協會所簽訂的合約、協議或任何有關專利、商標、智慧財產者也一併排除在外。（林享能, 1986:52; Bakan, 1993:3）
　　CBI的出現同時也反應了美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在1970年代疲軟的現實。以電子產業為例，面對日本與歐洲國家的競爭壓力，以及對抗利潤率下降的趨勢，美商想發方設法的減低成本，外移到拉美進行生產於是成為熱門的選項。而其中加勒比海國家的利基約略有三：（Cox & Skidmore Hess, 1999:189）
1. 　　對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美國-地理上的親近性；
2. 　　該地區的加工出口區迅速出現，提供美國企業許多租稅與投資上的誘因
3. 　　相較於其他地區，像是東亞，加勒比海地區的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技術工人供應穩定，在1980年代該地區國家貨幣貶值提供了更大的誘因。
　　但也不是每一種商品都能夠自由的進入美國市場。以紡織品為例，在美國國內生產商公會，諸如美國成衣製造商協會（American Apparel Manufacture Association）、美國紡織業製造商協會（American Textile Manufacture Institute）等美國國內市場導向業者與工會的反對與遊說下，紡織品、成衣排除在CBI的免歸稅優惠商品之列。（Cox & Skidmore Hess, 1999:190）之後，CBI國家紛紛向美國抱怨對於紡織業的限制過於嚴苛，1986年後美國逐步在CBI的架構下放寬紡織品輸美的限制，直到今天，CBI國家成為向美國出口紡織品重要產地之一。
　　CBI不僅從地緣政治上穩定了霸權的地位，經濟效益方面同時收穫頗豐。1987年，美國與CBI國家的貿易順差高達六億二千九百萬美元，1988年更暴增到十四億美元。（Bakan 1993:8）
　　冷戰結束後，美國官方、主流學界在一片「中國威脅論」的危機情境下，為恐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加勒比海「後院」發生密切關係，美國對中美洲國家態度更趨積極。但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再面臨全球性的威脅，美國政府無法找到充足的理由國會或是民眾在外交與對外援助上的大量開支。（Hass,1999:114, Ruttan,1997:53）適逢李登輝欲藉由「務實外交」強化與中美洲邦交，美國便主導台灣加入「中美洲統合體」，這些國家的「發展基金」便由台灣當局承擔，以滿足這些國家的「需求」。（王雲怡, 1996）
　　就在讓李登輝「走出去」的前提下，台灣當局再次跟隨美國老大哥的腳步，活脫成了美帝在中美洲幫忙出銀子的小幫辦。是第三波民主化，還是去激進（de-radicalize）的美國化？
　　 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面對拉丁美洲的社會革命總是不假辭色地以引發暴動、甚至軍事接管的方式從中破壞，支持的對象多為官僚威權型的統治者。智利的阿葉德被軍事政變推翻後由及右派軍事獨裁強人皮諾契（Pinochet）上台便是其中著例。
　　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一反之前支持獨裁者的態度，轉向拉美推動「民主轉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也開始藉由各種計畫在拉美「推行民主」。一夕之間，美國的對外政策方向做了如此重大的轉變，果真是如自由派學者所言「民主普世價值的終極勝利」，抑或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計劃拖不了干係？（Robinson, 2000:42）
　　推動民主轉型只能說是銅板的一面，另一面則是推動「自由市場」、「經濟自由化」。這與二戰之後資本跨國化發展達到另一個高峰，以及1970年代那一場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密切相關。如果吾人將1970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大致定性為「利潤率下降所引起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Clarke,1988; Harvey: 1989），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反革命的任務，相當程度定位在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並進一步地整合進入全球分工體系。然而，面對1970年代拉美不斷升溫的左翼人民反帝運動，跨國資本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鼓足幹勁進行全球擴張的當下，勢必不能來個「硬碰硬」，因勢利導的結果，美國政策轉向「推動民主」。以W. Robinson 的話來說，美國推行的是「多元民主政治」（polyarchy）（借用R.Dahl的概念）:一個由少數團體統治的政治體系，該體系被少數菁英所管控，民眾的政治參與侷限在選舉領導人，這無疑架空民眾進一步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以變革社會的可能性，但的確可達成疏導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Robinson, 2000:43-4）市場開始逐漸取代槍桿子，披在多元民主之下的，正是帝國主義全球化這隻張牙舞爪的大野狼！

　　四、工運跨國化發展的現況-批判性分析

　　在IMF、WB推動的華盛頓共識之下，「結構調整計劃」在發展中國家大行其道。在出口導向的政策指導下，加工出口區（Free Trade Zon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Maquiladora）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為跨國公司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優惠的租稅減免進行生產。
　　血汗工廠的現象經由NGO、工會披露後成為1990年代美國消費者運動、學生運動重要的議題，不僅全球知名品牌REEBOK、NIKE、GAP半推半就下訂定內部生產守則，1998年美國政府主動成立「公平勞動協會」(FLA)推動「勞動人權」。
　　另一方面，自1960年代起美國製造業開始外移，保守有餘的美國工會視第三世界廉價勞工為潛在的競爭者，並採取保護主義的方式「保飯碗」，「可維生工資」（living wage）、「與貿易掛鉤的勞動標準」等思惟均可視為保護主義的「換膚工程」。以下將簡介國際工運中極富爭議性卻又佔據相當戰略高度的「運動策略」，並對此提出簡略的批判。
　　國際勞動人權檢查：市場壓力下的產物
　　台灣產業的跨國化發展，以及國家在「外交、援助、投資三位一體」的政經戰略發展下，跨大步伐向外挺進。經過了四十年經濟成長的台灣，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一躍成為進行「資本輸出」的「次帝國」（相關討論見陳光興1994）。這些赴外投資的台商與台灣政府，和當地統治階級聯手推動加工出口基地的設立，維持在台「來料加工」的模式，利用當地極其充沛且價廉的勞動力，推動著「血汗工廠」一家家的成立。
　　1990年代初期，「血汗工廠」工人的不人道生產情況被美國的消費者團體與親勞工的NGO在媒體上揭露之後，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引起消費者的迴響，許許多多的調查指出消費者願意多花幾塊錢購買不是在「血汗交織的工廠中」生產出出來的商品。首當其衝的，正是那些委由台、韓商人代工製造的品牌-耐吉（Nike）、銳跑（Reebok）、李維（Levi's）、GAP等等國際知名品牌，
　　1996年8月，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在白宮與成衣、製鞋業的代表以及關心勞權、人權與消費者權益的團體代表舉行關於如何遏止「血汗工廠」
　　的會議。1997年4月，這些代表再度返回白宮並推動一項名為「成衣工業夥伴」（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 AIP）的計劃，減少為美國市場生產的第三世界成衣、製鞋工廠中侵害人權的行為該計劃主旨。白宮與團體之間的協商與溝通又持續了一年半，1998年11月，成立了一個由白宮資助、並負責監督生產守則（codesof conduct）是否獲得廠商落實的「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
　　但是勞工團體的代表在最後拒絕簽署這項協定。這些代表指控，尤其是對成衣業工人而言，這些看似保障工人權益的生產守則無法強制生產商提供足夠工人基本生存所需的工資（living waeg）；此外，跨國企業得以「自行指派」勞動檢查機構、自由選定時間前去檢查，這無異是做做樣子；最後，FLA的調查結果幾乎不公開亦遭人垢病。FLA成立之後白宮隨即提供營運資金，白宮並敦請美國產聯-勞聯（AFL-CIO）以及其他成衣工會出面，化解退出AIP計劃的工會的矛盾，並希望他們能夠重回計劃。在2000年的會計年度中，國務院尚編列400萬美元的預算供其提出「停止血汗」（No Sweat）計劃使用。（Stigliani, 2000:187）AIP計劃台灣部份由台灣勞工陣線協會負責執行。
　　與貿易掛鉤的勞動人權標準
　　從GATT變身的WTO，推動自由貿易的雄心更見偉大，反應在解決貿易爭端問題上，原來在GATT的架構中只要有一個國家反對，該項爭議便無法成立；WTO則改為所有成員國必須全數反對的情況下，只要有一個國家不反對，爭議案便算通過。爭議成立後先經爭議雙方確認，如不成載交由會員大會決議。制度的轉變，使得WTO的爭議解決速度突飛猛進，確保了「自由貿易」的時效，同時，也使得部份工會意圖將國際勞動標準與貿易掛鉤，使得違反勞動人權的國家亦能因此受到貿易制裁。
　　在那驚天動地的WTO西雅圖會議中，國際自由勞聯(ICFTU)的代表提出了貿易勞瞪人權掛鉤的構想，也得到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支持。這樣的舉措讓開發中國家的代表深感不安，甚至包括在場外抗議的、來自開發中國家的NGO、工會都為此緊張不已。
　　最後，在政治上出現了如此令人感到疑惑的景象：美國的工會和柯林頓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發展中國家的工會與其本國政府一同站在另一陣線，發展中國家的工會並宣稱由於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所以無差別、普適性的國際勞動標準是無法全體適用的。（Sze, 2000）
　　然而，這問題卻與中國加入WTO關係密切。由於中國代表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代表在西雅圖會議中強硬的反對社會條款後，工會和非政府組織更加堅定地確立了如果中國是在不承諾改善工權與人權的前提下加入WTO，改良WTO將隨著中國的加入而變得更為困難。
　　反對美國給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的運動與改良WTO的態度想法相關，工會和非政府組織在運動時提出將勞動、環保標準列入WTO相關貿易協定中，以此限制向下沉淪的範圍。他們相信藉此將可限制全球化下的比賤效應，進而承認WTO的權力。（Sze, 2000）

　　批判

　　無論是利用生產守則、爭取「可維生的工資」為血汗工廠工人爭取權利，或是希望透過WTO架構下既有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就相當大的程度而言，其實是有「找錯對象」的嫌疑。
　　眾所周知，亞非拉許許多多的發展中國家早已是陷入外債泥沼中而無法自拔，雖說借錢的都是當權的權貴，但實際承受外債壓力的卻是這些國家的貧下工農。
　　（Chomsky, 1999:24）這些國家一但接受IMF的援助，勢必同時接受不分情況千篇一律的「結構調整方案」（SAPs），也正是這致命的S（structure），造成了出口導向發展下血汗工廠層出不窮的現象。站在全球視野觀之，除非根本否定SAPs的正當性基礎，不然血汗工廠就像是滿地亂跑的蟑螂-繁衍迅速且怎麼打也打不完。
　　從世界體系下降到民族國家的層次，生產守則的實施也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般治標不治本。如欲使勞動者在資本主義體系下能夠維持起碼的生活與實現ILO公佈的核心勞動標準，不是僅靠「生產守則」、「有效監察」就夠的了。如果不考慮國家社會政策協作的可能性，諸如就業政策、社會福利、安衛體系等考慮進去，成為社會發展、變革的目標，生產守則能夠達到的目標勢必受到相當大的侷限。（Diller, 1999）
　　企業利用「民間機構監察」的方式取信於消費者，在新自由主義「市場好、政府壞」的邏輯下，無異讓國家迴避掉管制的責任。企業的「義舉善行」，讓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蒙上一層人性化的面容，實則是「企業主權」的登基，「公民權」（citizenship）的退位。（Diller, 1999）
　　就應用對象而論，在著重「最終商品」是否合乎「生產守則」的情況下，非最終產品的生產者，像是零組件外包廠的勞工、製造生產機器的勞工，並未直接承受消費者團體壓力部門的勞工，則常常是被忽略的一群工人，這也是從「完善商品形象」出發的「勞動檢查」的必然結果。（Diller, 1999）
　　社會條款的問題在於它試圖將勞動標準與貿易議題聯繫起來。一旦和貿易聯繫上，違背勞動標準的行為不會因為「違背行為」而受懲，反倒是違反勞動標準的行為違反「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原則而受罰。而貿易制裁明顯是服務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因為經貿制裁對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威脅較小。（Sze, 2000）
　　更重要的是，社會條款可能不會處罰那些實際侵害工權的加害人，藉由貿易制裁的機制強制推動社會條款可能傷害被制裁國家內的勞動人民，而不是制裁真正傷害工權的資本家。如果今天工人面臨最大的挑戰及鬥爭的對象是在全球化下勢力日益壯大的資本，那麼社會條款真的是可欲的嗎？
　　但問題在於美國囚犯也同樣從事勞動生產，但囚犯生產的商品僅供國內消費而不外銷，因此不適用於WTO「公平貿易」原則，社會條款也因而沒有拘束力。由此點不難發現，從貿易觀點出發的勞動問題塑造了雙重標準，而核心勞動標準據稱是放諸四海皆準的。(Greenfeild, 2000:5)
　　該怎麼辦呢？美國勞聯－產聯(AFL-CIO)的訴求之所以受到歡迎，在於它動員了美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反中國、反共情緒。AFL-CIO總裁John Sweeney力主「以社會條款改良WTO」，以及「排除中國的入世」。（Sze, 2000; Greenfield, 2001:85）它之所以吸引人在於採取一種簡單的發洩方法對抗全球化：相較於動員全世界的運動來對抗WTO，發動反對美國給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顯然容易多了。
　　更重要的是，與其將WTO視為推動自由貿易的機構，還不如將其視為跨國企業在世界範圍內自由運用各項生產要素的「自由貿易與投資建制」（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Greenfield, 2001:89）。WTO成立的目的不僅與推動勞動人權渺不相涉，問題也不在於「WTO的透明度」、「是否開放市民社會參與」等旁枝末節，「獲取最大程度的利潤」才是它本身存在的目的。ICFTU、AFL-CIO站在「改良WTO」的立場帶入勞動人權議題，無異與虎謀皮。

　　代 結 語

　　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證，市場經濟無法自行運轉。同樣的，「比較優勢」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由國家政策所形塑，日本通產省制定的產業政策，美國對軍事-工業聯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的補貼，台灣的國營企業與各類租稅減免，以及當今第三世界國家大力建築的加工出口區等等，無一處不見國家斧鑿的痕跡。
　　企業固然是剝削、壓迫的來源，但若忽視了國家強制性（coercion）的角色，僅僅將矛頭指向企業本身，不是無知的忽略，便是蓄意的遮掩。
　　小心政府！當心國家！

　　參 考 資 料

　　中文部份
　　王振寰 (1995) 對＜帝國之眼＞回應之二：由南向政策，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帝國主義、資本國際化、或不知名的新現象-兼論對勞工的影響,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八期,
　　王雲怡 (1996) 美以台資統合中美洲, 亞洲週刊
　　林享能 (1986) 綜論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方案, 問題與研究, 第二十五卷 第三期
　　吳聰敏 (1988) 美援與台灣的經濟發展,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一期
　　周志龍 (2000) 兩岸三通、全球化與台灣經濟圈的再結構想像, 理論與政策, 第十四卷 第四期
　　胡玉立 (1992) 外交部經貿司正式成立, 中國時報 民81.04.16
　　倪世傑 (2001) 金元/援外交？外交、援助、投資三位一體的中美洲政經戰略, 聯合報 民90.05.22
　　張光, (1996)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研究,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陳光興 (1994) 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七期,
　　陳素香 等 (2000) 加工區女工處境及官、資壓制勞工自主力量的控制機制, 收錄於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主編, 亞洲出口加工區女工, 香港：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MRC）
　　郭宏治 (1989)王永慶放棄台灣？, 新新聞週刊, No.100, 1989.02/06-19
　　劉進慶 著, 王宏仁、林繼文 譯 (1993)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台北：人間
　　翻譯部份
　　Greenfield, Gerard, 施鵬翔 譯 (2000) 勞工議題入世 工人何所得？ 全球化監察,號外：回顧西雅圖, Jan. 2000
　　Hass, Richard N. 陳遙遙 容凌 譯(1999) 規制主義-冷戰後的美國全球新戰略,北京：新華
　　英文部份
　　Bakan, Abigail B., David Cox, Colin Leys (ed) (1993) Imperial Power and Regional Trade-The 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ob (2000) The Crisis of the National Spatio-Temporal Fix and the Tendential Ecological Dominance of Globalizing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4.2, 2000
　　
　　Chomsky, Noam (1999) Debt, Drugs and Democracy-A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interviewed by Maria Lusia Mendonca, NACLA, Vol. XXXIII, No.1
　　
　　Clarke, Simon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x, Ronald W. & Daniel Skidmore Hess (1999) U.S. Politics & the Global Economy - Corporate Power, Conservative Shift, Lynne Rienner Press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ller, Janelle (1999) A Social Consequence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Labour Dimensions of Codes of Conduct, Social Labelling and Investor Initiative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138, No.2
　　Gereffi, Gary (1994)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mmidity Chains, in Leslie Sklair ed.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Greenfield, Gerard (2001) Comment: The success of Being Dangerous: Resisting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64, Spring 2001
　　Panitch, Leo (2001) Reflections on the Strategy for Labor,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Robinson, William I. (2000) Polyarchy: Coercion's new Face in Latin America,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Vol.XXXIV, No.3
　　Stigliani, Nicholas A. (2000) Labor Diplomacy: A Revitalized Aspect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1, 2000
　　Sze, Pang Cheung（施鵬翔）, We Have Met the Enemy: Fighting China or WTO?, Against the Current #87, 2000,Vol.XV, No.3
　　Tsai, Ming-chang (2001) Dependency, the State and Class in the Neoliberal Transition of Taiw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2, No.3
　　Ruttan, Vernon W. (1997) Rapidly Changing World Challenges U.S. Policy, Forum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Winter 1997
　　作者簡介
　　倪世傑(George Nee)，現為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班研究生，亞太勞動快訊(Asian Pacific Labour Update, APLU)編輯，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Taiwan Solidarity for Nicaraguan Workers, TSNW)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