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單一的軍事霸權和武力輸出國家。自1990年以來﹐世界上爆發的每一場戰爭﹐都深深烙印著美國的因素﹐也必然可以找到美國製造的軍火。

　　然而﹐過去由於有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集團存在﹐美國面對一個它所指控的“邪惡帝國”﹐軍備競賽勢所必然﹐不管是整軍經武或是窮兵黷武都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美國國防部所在地的五角大廈和軍火製造商﹐透過武器研發﹑技術轉移﹑軍事採購﹑戰略遊說﹑市場行銷﹑利益輸送﹑政策回饋……等互動關係﹐形成一個獨特的“軍工產業”集團。這個集團﹐天文數字的金脈結合政商一體的人脈﹐呼風喚雨﹐橫行無阻﹐是隱身在白宮背後的國防﹑外交真正決策者。老布希﹑小布希﹐一脈相傳﹐都是這個集團的代理人。布希家族參選﹐資金銀彈供應源源不絕﹐買媒體﹑買廣告﹑買政客﹑買民心……軍工產業所開創出來的“市場”機制決定了選舉的結果。台灣政府急著在美國大選前編列6108億的特別預算﹐黨政軍全體動員推動對美軍事採購﹐於今看來﹐只不過是美國軍工產業運作的一個小小環節。

　　軍工產業的擴張有一個必要的條件﹕那就是敵人的存在。冷戰時期﹐蘇聯做為“理想的敵人”﹐自無庸贅言。1990年蘇聯解體﹐軍工產業如喪考妣。幸好波斯灣事件及時爆發﹐老布希總統迅急啟動伊拉克戰爭﹐以美國出兵﹐盟國提供經費援助的方式﹐讓軍工產業得以延續生產 ─ 消費 ─ 再生產的市場循環機制。老布希的“沙漠風暴”結束之後﹐舉世一片需求和解﹑和平的氣氛﹐老布希的戰爭邏輯﹐一時之間經不起代表新世代活力的柯林頓的考驗。經過8年的養精蓄銳﹐軍工產業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全面反撲﹐老布希的兒子承接了老子的金脈人脈﹐也驚險地演出“王子復仇記”﹐奪回老爸的位子。軍工集團有了上回的教訓﹐為了穩住戰果﹐遂直接推出軍工產業大老闆之一的錢尼﹐卡住副總統的職位﹐直接在白宮中主導美國軍事﹑國防全球佈局。

　　然而﹐2000年﹐布希在最後關鍵險勝﹐卻由於佛羅里達州曖昧的做票疑雲﹐許多不甘心的美國人民視他為“篡位的總統”。小布希總統的正當性﹑合法性不斷受到質疑和挑釁。雖然當了權﹐卻是難以暢所欲為。豈料﹐翌年911事件爆發﹐美國社會在集體恐慌的狀態下渴求鞏固領導中心的心理治療﹐小布希趁機以“反恐”為訴求﹐凝聚全民總意志﹐從而掃除“篡位總統”的陰霾。

　　911事件之後﹐軍工產業集團見獵心喜﹐遂積極擴大奧薩瑪‧賓拉登和“凱達組織”的神話﹐讓“恐怖分子”順利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首要“敵人”。沒有“敵人”﹐美國無以成就其霸權﹔沒有“敵人”﹐哪來軍火消費﹖軍工產業的利潤從何產生﹖

　　也正是基於上述的邏輯﹐美國理想的兩岸關係﹐就是敵對的關係。只要兩岸敵對的關係持續下去﹐台灣就是美國永遠的提款機。不過﹐在美國還沒有辦法全面做到損害控制之前﹐它也必須讓台海保持在緊張而不衝突的狀態﹐因為﹐一旦真正的軍事衝突爆發﹐可能就是殺了台灣這隻金雞母。畢竟﹐6108億﹐只不過是台灣奉獻給美國的金雞蛋之一。

　　布希以“反恐”為名﹐發動了兩次戰爭﹐活絡了軍工產業﹐也攻佔了兩個國家﹕阿富汗與伊拉克。200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爭取連任的布希自然以反恐做為選戰主軸。即使在事實上﹐阿富汗戰爭不僅沒有消滅被指定的“兇手”凱達組織﹐反而讓奧薩瑪‧賓拉登的徒眾無止盡地蔓延﹐恐怖活動向全球擴散﹔伊拉克戰爭則已被證明是謊言的產物﹐布希發動攻擊的理由 ── 巴格達政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根本是惡意的捏造。然而﹐布希在民調上還是獲得過半的支持度﹐許多美國人寧願忘掉布希在國際外交上的無知﹑經濟政策上的無能﹐而接受他“反恐愛美國”的簡單邏輯。他的選戰班底成功地將他塑造為“打擊魔鬼”的英雄﹐既是美國利益的捍衛者﹐也是恐怖主義的終結者。

　　然而﹐“反恐愛美國”的信念能夠如此深入人心﹐絕非一時一刻的選舉宣傳所能夠竟其功﹐它其實是冷戰時期“反共”意識型態的變型延展﹐將舊日對抗勁敵蘇聯﹙雷根總統口中的“邪惡帝國”﹚的反共論述直接嫁接到恐怖主義或被布希總統指定為恐怖主義代理人的“流氓國家”身上。藉由美國獨特的媒體─文化工業﹐順理成章地完成了從“反共”到“反恐”的移花接木。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文化工業其實也是軍工產業的一環﹐透過資金供給﹑廣告供應和政策上的置入性行銷﹐軍工集團掌控了文化產業的運作。前者所泡製出來的“敵人”神話﹐透過媒體﹐透過對智庫或期刊的贊助﹐透過學術包裝的政策導讀﹐蘊育成以“反恐”為最高主導原則的當代“美國意識”。

　　冷戰時期“共產集團”與“自由世界”二分的概念﹐迅速被轉化為恐怖與反恐的二元對立﹐在此邏輯之下﹐“不與我們站在同一邊者﹐就是敵對者”﹐不反恐﹐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有通敵的嫌疑。

　　這套二元論述結合了右翼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於冷戰結束初期所經營出來的“文明衝突論”﹐更方便美國人在伊斯蘭教徒的身上找到恐怖份子的面貌。從伊朗﹑敘利亞﹑伊朗﹑蘇丹﹑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國就此從這些伊斯蘭國家中發現一條“邪惡的軸心”。布希是如此引述文明衝突論的﹕所謂反恐戰爭﹐也就是“文明”對抗“野蠻”的戰爭。

　　長期處在美國翼護之下的台灣﹐自然不存在選邊站的問題﹐美國的好惡向來也就是台灣的好惡。而所謂台灣文化﹐說穿了﹐無非就是美國文化工業的餘緒。“反共愛台灣”之成為執政當局的選戰主軸﹐以及在教育﹑考試﹑文化政策上“去中國化”與“台灣聖化”的交互運作﹐所複製出來的﹐正是一套本土版的“文明衝突論”。“文明”台灣和“野蠻”中國的意象﹐在本島小小的文化工業中﹐不斷被生產﹐被消費。布希的“反恐愛美國”論述許能夠贏得選舉﹐但是他因此造成美國社會的嚴重撕裂﹐恐怕好幾個世代都無可彌補。這只要看看“反共愛台”文化工業在台灣因為生產過剩而廉價化﹑低劣化的情景﹐大概可以預見其恐怖的結局。

　　然而﹐小布希的兩次大選﹐均在重重疑雲中低空掠過﹐許多清醒的美國人民對於布希總統的正當性依然存疑。一個正當性不足的總統﹐先天上即潛藏著一個危險的訊號﹕他會刻意甚至急切地擴張自我﹐竭盡所能耗用國家資源﹐以證明自己手上握有“真實”的權力。心虛的情境激發了虛妄的權力意志﹐於是﹐他會竭盡一切手段﹐只為了告訴別人﹕看吧﹐我是總統﹗我是一個真正的總統﹗

　　於是﹐這四年來﹐我們看到布希對於“總統”權力的使用﹐幾乎已到了狂妄荒誕的地步﹕首先是瓦解了傳統的社會保險制度﹐以便為富豪資產階級創造更大的利益﹔其次﹐打破政教分離的歷史性共識﹐基督教義再度強勢地進入校園教育體系﹔最後﹐以武力橫行世界﹐無視於國際法和聯合國的制度性約束。

　　這種權力的焦慮與歇斯底里的擴張﹐甚至會使得當權者刻意否認在野勢力存在的正當性。譬如﹐當在野黨批評其反恐政策或出兵伊拉克的決策時﹐立即扣以“不愛國”﹑“不團結”﹑“恐怖份子同盟者”的大帽子。於是﹐在整體社會的寒蟬效應下﹐連做為民主制度基本法則的“政黨輪替”幾乎也不被允許﹗正由於不允許被輪替﹐各種齷齪的割喉招數都被允許﹔同時﹐布希陣營大砸銀彈﹐選舉開銷成為無可解讀的天文數字。四年政權﹐滋生出一個骯髒而又窮奢極侈的民主形式。

　　這樣惡質的民主發展﹐不管大選結果如何﹐美國這個國家﹐已經輸了﹗

　　反觀台灣﹐自320以來﹐總統大選的有效性以及陳水扁連任的正當性依然處於官司纏訟的狀態。這樣一個合法性極端脆弱的總統﹐卻也同樣將個人的權力意志發展到極致。譬如﹐使盡手段阻撓319槍擊案真相的調查﹐國家資源瘋狂地投入於6108億的軍火採購﹐以“不愛台”的指控摧毀一切反對的勢力﹐否認在野黨存在的正當性。這些都是正當性不足的總統先天性潛藏的危險訊號。為了證明一個“真正”的總統﹐其代價是何其高昂﹗美國的現成案例﹐台灣豈能不有所警惕﹖◎

﹙2004. 11.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