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60周年，陳水扁給了一個官方版本的歷史定論：元兇蔣介石。這樣的定論很快在民間獲得呼應：台南市位於公園和成功大學內的蔣介石塑像被相繼潑灑紅漆，並留下「二二八元兇，殺人魔王」等塗鴉。這樣的官方論述與緊隨其後的行動邏輯，似乎為當局大力宣傳的「轉型正義」下了最好的註腳。

　　粗暴、化約的歷史詮釋只能帶來流氓無賴般的洩憤報復，這其中，既看不到「轉型」，也沒有任何「正義」的成份。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過程何其複雜，其中牽涉到後殖民的政經問題，牽涉到台灣人日本兵的皇民意識殘餘，還有美、日代理人以及中共地下黨的組織與動員，再加上文化衝突、物資匱乏、官貪民貧等等個別的因素……捲入二二八的人士當中，有戰場失意者，有理想主義者，有趁火打劫者，有革命者，有反動者，有密告者，有挾怨報復者，有莫名其妙成為當事人者……在事件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有帶領游擊隊伍輾轉山林的地下黨女豪傑謝雪紅，有純漢人血統的卑南族大頭目馬智禮……這樣一個大時代中的悲劇，淘洗過多少英雄豪傑，也蘊藏著多少鮮活而深刻的小人物小故事。這麼複雜的一個事件，其真相的追索是一種永恆的探險，正是在這種歷史探險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社會宿命與意志的辨證，深入人性的高貴與卑微，從而在歷史的教誨中獲得開展未來的智慧。

　　對歷史事件的粗暴簡化絕對是危害「正義」的行為。不管是在非洲或是中南美洲，「轉型正義」的訴求必然與隨對真相的追尋、對受害者的補償、對個別案件事實細節的檢視，以及，最後，深化體制改革，促成被撕裂的社會真正的和解。在這些曾經受過獨裁軍事政權、強權殖民統治或是族群集體屠戮的國家，「轉型正義」的實踐，必然伴隨著「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設置。這個道理很簡單，沒有「真相」，就不會有「正義」；同時，真相的追索若不是以未來的「和解」為目標，「正義」也不會出現。在台灣，我們所看到的，當權者對於二二八的種種操作，只要求於己有利的結論，以官方的化約版本掩蓋歷史的複雜性，蔑視真相，激化對立，社會的和解更加遙遙無期。甚至，就體制改革作為轉型正義的必要工具而言，扁政府也全然交了白卷。昔日做為美國附庸的反共體制，從二二八事件延續到白色恐怖時代，造成多少人含冤莫白。於今，就扁政府的體制而言，從意識形態到政治信眾動員的模式，難道不是「反共體制」的延續？今日，要談「轉型正義」，請先從「反共體制」的變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