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WTO在世界範圍內的客觀作用：

　　後冷戰時期跨國壟斷資本全球化，追塑其源，應該是以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經濟上台為歷史起點。但是WTO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仲裁機制的確立，卻必須等到1995年，在蘇聯集團瓦解的背景下才成為現實。要以這麼短暫的實踐經驗為根據，來評價一個規制了當前世界經濟活動的基本架構，實在還言之尚早。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科學的掌握WTO作為跨國壟斷資本全球化的本質及其矛盾，那麼，我們就或許能夠從近年來表面混亂的世界經濟現象中，看出一些端倪。

1.多國組織的興起和民族國家角色的變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的基本矛盾，也由於第一部類生產（生產生產資料）與第二部類生產（生產消費資料）之間交換的不協調性，為了維持其生產與擴大再生產，在一開始就是以世界市場為依歸（例如，重商主義時期的航海大冒險；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的毛紡織工業有90%倚賴外國市場、19世紀的棉紡織產品有50%用來出口；又例如從1913年迄今，主要工業化國家，除美國與日本外，都維持30%以上的貿易依存度）。
　　但是，民族國家作為社會階級矛盾的派生物，也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階段性發展，因應其矛盾及矛盾的表現形式的階段性轉化，民族國家在經濟活動中就以不同的面貌出現，起了不同的作用（例如，國家壟斷資本就是為了因應金融壟斷資本生產停滯和資本過剩危機而形成的，企圖通過國家的貨幣管理制度，以通貨膨脹政策抑制實質工資上升，解決和預防資本過渡積累而產生恐慌的機制）。
　　因此，在後冷戰架構底下的WTO，要為跨國壟斷資本打開世界資本及商品市場，就必須改變冷戰時期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作為「跨國壟斷資本／國家壟斷資本」複合體的角色。要完成這個使命，在WTO架構下的各種多邊及雙邊貿易協定，就必須打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打破個別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積累的條件、取消民族國家在經濟事務上的一切印記（例如國內通貨和國際匯價、利率＼匯率決定權、關稅＼所得稅和財政補貼，甚至國內經濟法權等等）。但是，弔詭的是，WTO架構下的任何多邊及雙邊協定，又必須依賴個別民族國家的法權和統治機器來執行，將國家壟斷資本諸國之間的矛盾內在化，加強對國內階級力量的鎮壓，藉以完成跨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以及國內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其次，資本的增值是通過「平均利潤率」規律作用的平衡過程，就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而言，沒有統一的貨幣和銀行體系，就沒有收入和分配結構的統一。在「超民族國家」(Trans-national State)形式尚未發達之前，跨國壟斷資本仍然要受到民族國家和平均利潤率的支配。或許，WTO確實能為跨國壟斷資本的全球流通「剷平基地」(level playing field)，但絕對不能取消金融資本和貨幣資本的民族屬性，更無法取消生產、分配、消費的國民（國家）差異。
　　壟斷資本全球化將會激烈化壟斷資本體之間的矛盾，以及跨國壟斷資本和各國民族資本的矛盾，也會激烈化壟斷資本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在平均利潤下降及世界性產能過剩的前提下，晚進新興的資訊工業已經無法提供跨國壟斷資本超額利潤的來源。因此，在可見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將會看到為防止平均利潤率下降而展開的世界性兼併風潮（已表現在國際金融兼併以及汽車工業兼併的勢頭上），以及透過外債危機所表現出來的南北對抗（先進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尖銳化。
　　同時，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因為其社會剩餘必須集中用來支付國際債務，勞動人民的貧窮與飢餓將會導致人民主義運動的再次興起，至於其運動的性質是朝向社會主義方向？亦或是朝向國家資本主義化？就端看其社會生產的經濟基礎以及階級力量的對比。在另一方面，為了因應第三世界國家日益增強的壓力，帝國主義國家將會強化對區域性多國組織（如EU、APEC、NAFTA以及加勒比海貿易協定等等）支配，在冷戰時期軍事同盟的基礎上進行區域鎮壓，以防止個別國家或地區破壞「經濟新秩序」或與之脫勾，並防止區域衝突的擴大化。但是，在霸權主義國家運用區域多國組織做為世界穩定機制的同時，也將提供這些組織發展的契機，其結果將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一元單極的霸權結構。

2.全球經濟的兩極化、區塊化與資本過剩危機

　　生產之前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了生產過程的社會關係，從而也制約了生產後的分配關係。這種生產和分配的同一性，不僅存在於資本和勞動之間、存在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同時也適用於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依照IMF國家集團分類，23個工業國家佔世界人口總數的14.4%，其國內生產毛額(GDP,不含海外產出)就佔1997年世界生產總額的53.0%，佔世界出口總額的67.9%。其中G7集團國家就佔世界產出的45.4%，對外出口總額的48.8%。而光是美國的國民生產就佔世界總產出的1/4以上。然而，佔世界人口總額77.1%的127個發展中國家，GDP總額僅佔世界的39.2%，出口總額的17.3%。而被謔稱為「經濟世界陷落的地塊」的非洲國家，僅佔世界總產出的3.4%，出口的1.9%。另外，在全球貿易上，就有34%屬於大型跨國公司在其海內外企業之間的商品流通，而這種性質的跨國流通是以「新世界分工」體系為基礎。
　　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1997年世界投資總額約為4000億美元，其中投資到工業化國家的就佔58%，只有5%投資到中歐和東歐等轉軌國家。而整個90年代投資到發展中國家的FDI，有76%是集中在東亞地區10個國家和經濟體。同時，從1980年新自由主義經濟登台亮相以來，全球僅有33個國家和經濟體享有3%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卻有59個國家（東非和前蘇聯社會主義集團）面對大幅度的經濟衰退。
　　如果不以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總資本在各資本體之間更為更為懸殊的分配關係及其集中化的程度。以1998年為例，世界行業別前10大企業佔股市現值的比率：電信業為86%、殺蟲劑業為82%、電腦製造業是70%、動物用藥是60%、藥劑業是35%，連方興未艾的商用種籽業都佔股市總值的32%。而全世界最富有的200人其年淨收入佔全人類的41%；全世界人均所得最高的5%人口，就消費了全世界86%的商品和勞務，但是卻有13億人口的日所得低於1美元的國際貧窮線。
　　而在債務結構上，1997年整個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有1兆760億美元，佔其GDP的34.2%，佔其出口總額的155.6%，而本息償還總額就佔其出口總額的22.4%；如果以地區別來看，以非洲國家的處境最為嚴峻，其外債總額為2920億美元佔其DGP的61.7%，佔其總出口的231.1%，其總出口所取得的外匯，就有23.5%用來償債。其次是拉丁美洲，外債總額有6700億美元，佔其GDP的36.0%，佔其出口總額的247.8%，而本息償還總額就佔其出口總額的47.5%，也就是有將近一半的出口是用來償還債務。亞洲國家的情形也不遑多讓，5740億美元的外債，佔其GDP的23.6%，佔其出口總額的118.4%。另外，根據統計，從1982年到1990年的8年中，第三世界負債國僅是利息就付出了1兆3500億美元，如果減去這同一期外國資本的流入，則有4180億美元的淨資本流出。
　　然而，這種世界經濟分配的兩極化，以及勞動人民的貧窮化（從1973年到1992年20年間，實質工資下降11%，而最富有的1%人口，其財富總值增加2倍，佔有全球新創利潤的80%），將會進一步深化1973年以來的生產過剩危機。只不過在壟斷資本的限制生產和資訊技術所提供的流通管理的條件下，這種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並未表現為商品過剩的恐慌性危機，而是表現為資本過剩危機，表現在生產停滯的深刻化以及非生產性的虛體經濟擴大化的現象上。例如，目前每日在國際匯兌市場流竄的過剩資金將近2兆美元，其中僅有2%與實物貿易有關，其餘的98%都只是在匯兌市場上套利的資本投機。從1992年的英鎊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龍舌蘭酒危機，以及1997年以來波及全球的東亞貨幣／金融危機和蘇聯盧布危機和巴西里拉危機，都是這種資本過剩危機在世界貨幣／金融市場衝撞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