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所敬愛的各位鄉親。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次盛會，並能上台給諸位做點報告，感到非常榮幸。鄉弟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客家人，閩南話大概可以聽懂百分之九十。這個可能是得力於我太太，因為她是有四分之三的閩南系血統。在日本我遇到什麼人就講甚麼話，只要對方的話我能講的，我是樂於那樣做的。
　　我並沒有只把閩南話、福佬話當作台灣話來形容過。鄉弟認為台灣話應該包括有高山各族的方言類、客家話以及閩南話也就是福佬話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有些「台獨」元老已把閩南話與台灣話畫成等號，甚至於把它定為他們所主張的「民主國」的國語來看待。這個對我們客家系台灣人來言，的的確確「不是個味道的」。我認為那種看待是完全錯誤的。不過我倒喜歡閩南話的一句話，也就是「騙吃，騙吃」，我在日本已「騙吃」了日本朋友二十八年，授課、寫作、上電視、演講用的都是日本話。但今天不能用日本話，也不準備「騙吃」，只好老老實實向諸位交代並請教罷了。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很慚愧，過去我用中文發表的文章實在太少。主辦鄉親問我，有沒有什麼可供鄉親們閱讀參考的，在身邊只有一件中文一件英文的，我請主辦幹事幫我影印出來，這些原本仍是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找出來的。未到美國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鄉親來找我麻煩，要我獻醜的（笑），所以事先沒有準備，這一點要向諸位央請原諒的。
　　未講本題之前，我先對這兩份參考論文稍微做一點說明。
　　第一件是『台灣風物』雜誌所譯載的「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這個翻譯事先我沒有得到通知，等到譯完後譯者交給我一份譯稿的拷貝。但我一看很傷心，譯的不甚理想。一方面因時間匆促，另一方面無從改起，只好把它懸在一旁。沒有想到終於在第三十四卷第四期被刊出來了。話得說回來，這一篇原論文是在1970年發表的（成稿卻在1967年），當年帶給日本學界一些衝擊，修正了不少日本人，甚至於台灣朋友對台灣歷史的某些砍法。

批評日本刪改教科書

　　另外一件英文是「Advice for Japan as an Asian Neighbor」。這個該翻為「給亞洲的鄰居－日本－的諍言」的原文是去年（1982年）9月發表的。當時日本恰好在鬧「竄改教科書」問題。文章是刊在『世界』（岩波書店發行）的1982年10月號（日本的月刊雜誌通常是提早一個月發行）。
　　我不敢自鳴得意，更沒有臉皮自我膨脹，但這個文章確是得過好評的。或許是因為這個，芝大的一些日本人（包括亞裔系的一群）學者把他翻譯成英文，小弟這一次來芝大訪問也是因為這篇論文受了注意，所以才被邀請過來的。他們翻得不錯，但有兩、三個小地方我不甚滿意，據說他們將要印成書，斯時我當然會把它修改過來的。雖然這兩件都不是完整的論文，但只好暫時硬著頭皮請諸位過目參考就是了。

我為何研究台灣史

　　現在，言歸正傳開始我的報告。今天我分三個大綱目來講。第一個是「我為何研究台灣史」，第二個是「我（我們）的少少成果」，這裡所說的我們，是指在日本我們所組成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同仁而言的。第三個綱目是「來美以後的感觸」，我準備藉第三個綱目向諸位先進請教並一齊來思考一些問題，希望能暫時做出些結尾話。
　　剛才小弟已提過，我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他優點，當然也有不少的缺點。有意識的客家人往往具有甚為強烈的中原正統意識，有時偏激一點的客家老鄉會自稱這一種意識為「客家精神」。老實講小弟本身多多少少也有這種傾向，帶有不知不覺被塑造出來的中原客家意識。從小家人就期待我，後來逼我唸醫，我始終反抗，認為一個醫生，尤其是開業醫生在自己的小醫院裡，一天、一年，甚至於一生究竟能看多少病人，能救活多少人？而這些病人除了特殊的病例（特殊的病人往往私人的小醫生館是無能為力的）以外，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營養不良，公共衛生未完備，教育水平過低而惹起的。既然中國人百分之八十是靠農吃飯，屬於農民地位的話，中國的基本問題當然是在農業問題上面。只要能善於解決農業問題，解決貧困，克服我們的落後性的話，那就等於減少了一半以上的病人，所以我就選了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農學院）念它的農業經濟系。匆匆忙忙地畢了業，受完了預訓班第三期的軍訓，我就出了國。這是1955年秋天的事。原來想的是留美，已申請到印第安那州立大學（昨天我頭一次跨了印第安那州界，有不少的感慨）的獎學金，準備來學美式大農經營，尤其是機械化稻作農業，準備將來回國對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事業能奉獻出些能力。

考進東京大學的因緣

　　出國留學，我先到東京看我二哥，他長我十歲，非常疼我，我們已經十年沒見面了。他到日本留學以來，除了暑假回台省親一次外，因戰爭無法回家，光復後他一直沒有回台過。我二哥希望我留下來好好唸幾年書。但我卻討厭日本，罵日本人，也不能原諒日本人。
　　我哥哥反而勸我說「我們得好好研究日本與日本人，你我都吃了日本人的苦頭甚多，我們當人可以討厭他們，當然亦可以大罵他們，但是那種情緒化的所作所為，尤其是謾罵與恫嚇決不是真正的『戰鬥』，更不屬於社會科學的。日本人在台灣，在大陸以及東南亞做了不少壞事，他們的的確確胡作非為做出違反人性的甚多錯誤。但我們得知道那些日本人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體制下，也就是說在一種非正常的體制的框框下做出來的。我們是否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其實日本的老百姓也跟我們一樣是受害者的呀！廣島、長崎的原子炸彈帶來的災禍是悲慘的，這些災禍多半是由日本老百姓來承擔的呀！你該克服你的情緒化思考，同時你有與他們共謀光明的降臨之意願的話，你得原諒『過去的敵人』，這兩點若是你自己做不好或者做不到的話，是沒有資格搞社會科學的。最好改行。」
　　我被二哥說服了，很幸運的考上了東京大學，當時我對台灣史是有些關心，但並沒有太濃厚的興趣。所以我第一篇論文為「稻作農業化與農業機械化」，第二篇為「中國農村社會的近代化與家族主義」，是探討家族主義（familism）如何阻礙了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業的發展。不但不搞歷史，連研究對象也不屑放於區區小台灣。心理上一直嘀咕了有這種不甚成熟的「感覺」。現在想起來有一點可笑。

慢慢走上「歷史」道路的小插曲

　　直到了準備寫第三篇，也就是博士論文時才慢慢走向歷史，同時把對象拉回海峽這邊的「寶島」來。這一段心路歷程是有個小插曲的。前年剛剛退休下來的徐慶鐘博士（前國府行政院副院長），他在1960年代中期邀過我回台服務，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我們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請他來開座談會，因他是我們台灣人第一位拿到農學博士學位的好學之士，亦是我們龍潭鄉做為原籍的客裔人士，雖然他不會說客家話，我們都很尊敬他。他問我準備寫哪一種題目的博士論文，我回答準備寫中國大陸的農業問題。他說，你為什麼不研究台灣農業，我說台灣太小不夠味道，他笑一笑，「小是小，是我們鄉土呀！」，他說。
　　大概晚了半年左右，當時還在農復會當技正的李登輝兄（現在的台灣省主席，當年他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也來了東京大學訪問。我們東京大學農學院的中國同學們也請他來座談。散會後他邀請我到他住的旅社，我們喝了茶、聊了天。他也問我，你準備以什麼題目作博士論文，我同樣地回答他，雖然對台灣有關心，但總認為台灣太小，不過癮等等的話。李學長勉勵我說，「真正研究台灣經濟史的人才太少，老戴請你多多考慮，用一點心研究台灣經濟史好不好？」

下功夫研究台灣史的原因

　　他們兩位學長的勉勵，當然只是後來促成我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一少部分的理由。真正喚起我對台灣史下功夫的原因，現在整理起來不外是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當年在東京的台獨運動主要人物有廖文毅、邱永漢、王育德等人，他們的主張當然不會是百分之百是錯的，並不至於百分之百沒有人去同情它的。後來我發現「媚日」不限止於他們台獨人士，甚多台灣知識份子犯有同樣的毛病。這可不得了，我認為如此下去將自誤誤人，將給台灣以及中、日兩國國家間的未來關係都可能帶來災禍。

歌頌殖民主義的危險

　　第二、台獨的言論同時也可能給日本人帶來了禍水，台獨認為日本給台灣帶來了資本主義，促進了現代化云云的話，日本人一般聽起來很順耳，很可能就變成了甜言蜜語，這個可要害人不淺。危害的範圍很可能還要擴展到東南亞。
　　這個話怎麼說呢？一般來說，日本的一般老百姓是較為單純，心機也較為善良的。因為他們的社會不像別的國家那麼複雜，民族、語言、宗教並不甚為多元的。所以反而較易受騙，容易上煽動者的當。
　　一般日本人若是認為殖民地統治能做出好事，並且有「曾經受過統治的民族」出來見證時，日本老百姓向哪裡去學歷史的教訓呢？很可能他們還會重踏他們的老路子也說不定。如此的話，當然亞洲全域難保和平，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也無法樹立。
　　我的憂慮從台灣出發一直到有關亞洲的和平。我認為，我們台籍人士假若沒有搞好台灣史的話，將會自誤誤人，同時也擔心台籍知識份子因不諳台灣史的真面目而被借為「殖民統治史的見證人」害己禍人，並且可能給亞洲帶來了不幸，所以我立志修台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