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下面我繼續要談的是我的小論文「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這篇文章雖然公刊於1970年，收錄於「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東京勁草書房），但成稿卻是早在1967年夏天。
　　仁井田陞博士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他是中國法制史的權威。1956年我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科碩士、博士班聽過他的課。他在東京大學的受業學生和他後期同學們（他們多在日本國、公、私立大學佔有重要的教席），大概在1960年代中期，為了紀念他的退休（東京大學是60歲退休，因為東京大學是國立他們叫退休為「退官」）而籌備公刊「紀念論文集」三大冊。但退休不久的他很不幸地得病於英輪（他退休後受聘於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送到東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開刀，藥石無效謝了世。因而書名才改為追悼論文集。
　　很幸運地公刊了我生平第一本書後，得到了好評，籌備仁井田陞博士紀念論文集的委員先生們知道我是仁井田陞先生的受業門生，故邀我寫一篇論文紀念他的「東京大學退官（休）」，並祝賀他的「還曆」，六十大壽。
　　鄉弟說了這麼長的「多餘的話」為的是對歷史要說個明白，所以如此嘮嘮叨叨的。請各位多包涵。能夠在「仁井田陞博士紀念論文集」發表論文，當然是光榮同時也是難得碰上的良機。這裡所謂「良機」含有公私雙重的意思。有關「私」的部分我不必「點睛」，但有關「公」的重要意義我非得詮釋一番不可。
　　先前我已經稍微提過仁井田陞先生是位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世界性權威。紀念他的論文集很可能也可乘他的權威受學界注意並將收藏於各權威圖書館，如此的話當然附帶地也可給我們帶來好機會。我們可以藉這個良機來向日本以及世界來揭開，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一部份真相。
　　我開始擬稿準備詮釋，為何日本帝國在台灣能夠「留下」較有規模的「殖民地遺產」。我開始整理日本治台前期，也就是清末期的社會經濟概況。
　　一般日本人大多數都不知道，我們台灣早在日本侵台以前就有了鐵路、煤礦的開採，與對岸福建之間已敷設有海底電線等等。
　　日本學界，知識界向來不甚注意台灣。他們認為台灣只不過是大中國大陸的一個「小盲腸」而已，可有可無，無關緊要。加上他們所普遍尊重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文物大可在大陸尋找，不必在「國內殖民地」（明清時期的台、澎兩島可當中原大陸王朝的國內殖民地、邊陲之地來看待）的台灣來撈。人人都瞭解，國內「殖民地」是不會存有或者是很少存有古色古香的文物和文化的。
　　日本人打敗了帝俄，乘機向「滿洲」侵透，隨著日帝擴張它在大陸的勢力圈後，他們逐漸消失對台灣的好奇和興趣。日本人已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不沈航空母艦，對他們來說，台灣篤定是屬於他們控制的，不可能變更其既定「存在」的。如此一類的念頭普遍存在於日本人的思考裡頭。這種思考當然不會促進他們的學界去研究台灣史，尤其是去研究日本治台以前台灣的的確確有過的「前史」的。
　　我寫「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來詮釋這個「前史」。讓人人能知道，日本人帶進台灣的資本主義，一些現代化的設施等等並不是從空中飛下來的，憑空創造出來的。我用了甚多的資料，包括日本人在未治台前所發表的有關台灣的報告文章之類，來證明台灣並不是人云亦云的「不毛之地」。的的確確治台十年以後的日本人，居心不良，為保持既得的利益，為了自誇其成就，為了向第三者討回其花在治台的「血汗」功勞，而盡其所能醜化台灣為「化外之地」、「瘴癘之地」、「三年小亂五年大亂」的難治之地的一些假象。

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

　　我盡力排除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我說，難道後藤新平是「孫悟空」嗎？好！就讓你一萬步，我也來個肯定吧！那麼為何日本政府不學後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鮮半島來試一試，明治政府對外一直是相當團結，相當有其高效能的政府，為何日本人在朝野半島得不到你們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張，殖民地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為一個整體的。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還都具有其當為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台灣島民雖被逼當了「客體」，飽嚐了不少的苦頭，但我們的父祖輩早在日本侵台之前已在台灣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不然，如何做合情合理的解釋，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會在「邊陲之地」的台灣敷設鐵路，搞了劉銘傳的新政？我向學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迷了心靈的台灣知識界提出了問題，投了一個小小的「炸彈」。
　　但這個「炸彈」好像效果不甚大，在這個時候還有位高伊哥先生寫出「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生根第8期）一文，我發覺到我們台籍知識份子病入膏肓與問題的嚴重。俟後我們再給高文來一下論評。
　　繼「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我連續發表了「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有關『台灣舊慣調查』的札記」、「戰後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清末期台灣農業的實貌」等等，以及參加了「台灣經濟與日本資本的進出」等座談會，繼續我對日本和台灣關係史的詮釋。現在時間已不多，有關我個人的研究心得報告暫時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