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陸對台灣的認識淺

　　第三個因素是與大陸有關係的。在1955年前後，當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我很好奇蒐集並閱讀大陸出版有關台灣的書籍。中共從1950年初期大喊它的「解放台灣」，特別在我們受訓期間（1954年秋至1955年夏），台灣海峽緊張過一個時期。不待說小弟也與其他有心人一樣對台灣海峽的情勢是懷有甚大的關心的。
　　當年我能蒐集到，能閱讀到的差不多，是小冊子之類，很難找出一部經過學術研究而推出來的文獻。它們除了論調差不多以外，有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發現，編著者連漢族系台灣人的風俗習慣與高山諸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沒有搞清楚的實例。這個可叫我傷心並帶給我無限的失望。幹部級如此的話，我們數億大陸平民對台灣的認識一定不會太深，也不可能全面的。他們很可能隨口在空喊「解放台灣」而已，其實台灣究竟在南北或在東西，一般老百姓很可能不甚了解。中國太大，大陸的「政治掛帥」太猛，老百姓沒有太多的空閒來認識台灣的真面目。我發現這種情況值得憂慮，認為我得好好研究台灣而把成果呈現給大陸同胞，最好能幫一幫他們開一開眼界才對。
　　下面我繼續講我的第二個綱目。我的野心是蠻大的，但工作進展卻是遲慢，成果也微不足道。今天只好藉我（我們）微不足道的「成果」來道出我研究台灣史的心得。

研究台灣糖業史的目的

　　大概是1963年前後的事，我終於決定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暫訂為台灣糖業史。我最大的木地勢想搞通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真相。我們都知道日本統治台灣是依糖、米兩項農產品為中心而展開的。尤其以糖業為最重要的榨取手段。
　　很多日本知識界的朋友，包括以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來看問題的一部份學者先生們，他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把糖業搞起來，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所以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是成功的，是少有罪過的。
　　據我廿八年的日本生活「體驗」，一般而言日本人對侵略中國大陸是有他的罪惡感，同時亦具有他的贖罪感的。但他們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卻少有罪惡感和贖罪感。原因何在，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現在我可以把我整理出來的未成熟的看法向各位披露。
　　第一、「健忘症」是人的通性，尤其是加害者往往不願記取有關因自己的加害而惹起的不愉快的一切史實。這種心裡的作祟，加上光陰的無情流逝，亦加劇沖淡一些歷史的悲劇面貌。台灣被納入殖民地早於九一八，更早於七七，因而後生日本人易於忘記。隨日軍在清末期侵台的一輩也早已不在世了，這個也幫了他們的健忘。
　　第二、日本史書一直以「割讓」來敘述日本統治台灣的契機。清朝既然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這個該是合法的，不能視為侵略。日本人如此主張。

「負」的歷史意識

　　第三、第一代台獨人士的言論，尤其是邱永漢、王育德兩氏的言論給日本人帶來「負」的歷史意識。他們以東京帝大的校友，以台灣人的菁英（elite）姿態立論著書來肯定日本帝國主義給台灣農業帶來了資本主義，給台灣現代化奠了基，給台灣農業帶來了現代化水利設施－－好比嘉南大圳等等。這些言論以日文發表，它不但變成了「媚藥」還幫助了日本人，把他們原來已經很稀薄的殖民地統治罪惡感沖淡了不少。
　　我沒有意思苛求日本老百姓，一般來說，文化水平在平均線上的一般老百姓，不管他是屬於何種民族、何種人種，我想人人都不願第三者來指摘自己的先人概為敗類，父祖的一切事業都被第三者否定，一筆勾消的。
　　儘管人的常情是如此，但我還是力主歷史問題是要交代清楚，要說清楚才對我們未來開創共同的新歷史有所幫助的。因此我點出，第一，我們中國人（包括台籍省民）並不是第三者，就近代日本、中國關係史來言，我們是不折不扣的第二者或是當事人，我們有權揭開歷史的真面目。如此作不但對我們有利，對日本人也具有幫助的效能的。
　　第二，看待與評估殖民地統治史，被殖民、被支配的歷史，我們需要全面地，從殖民地支配的動機開始分析，一直到統治的具體過程和結果來做整體的調查、研究才稱得上社會科學的。

評估殖民地統治的功過

　　第三，只從殖民地統治遺留下來的「成果」來評估殖民地「母國」的功過是不充分的。就台灣而言，日本人把糖廠留下來並不是他們自願的。日本戰敗了，被逼捲了鋪蓋滾回日本，萬不得已留下糖廠這才是真相。去年暑期在日本九州開幕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曾經引起一項不大不小的爭議。有一位留美回去的日本人教授，他在會場為了敷衍討好日本文部省，主張日本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行為不能通通算入罪狀裡頭去，好似日本軍也訓練一批土著人才，他們目前活躍於東南亞諸國是個好例子。鄉弟義不容辭地站了出來，很冷靜地反駁了它的言論。
　　我說，我們都知道日本名古屋戰後所見的地下街，都市計畫是非常漂亮且成功的。因為名古屋被美軍B29炸平而後有所新建。我問當時在場的諸位，名古屋市民該不該感謝美國空軍，需不需要請美軍再來轟炸一次。還有日本醫學界有關「原子炸彈病」的醫療技術水平是冠於世界的，我不相信日本人將來會為了再提高「氫彈受爆病」的醫療技術水平而央求蘇聯學美國炸廣島和長崎一樣的來轟炸東京，造出病人來貢獻日本醫學界做研究。
　　我本人，是在台灣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的。家叔念了後藤新平所創立的台北醫學校（後昇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成為開業醫生並賺了大錢，在個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許該感謝後藤新平也說不定，但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民族的尊嚴來言，絕沒有感謝後藤的道理。因為後藤在台灣開辦醫學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業，更不是為了台灣島民的真正健康、福利來辦的。它的真正目的在於，為日本資本家準備健康的投資地，為資本家提供既健康又高效率的勞動力等，卻非靠台灣人醫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台不久就開辦醫學校培養台灣人的醫學人才。模仿英、法諸國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樣。諸位若不相信我的話，請你們想像一下，「瘴癘之地」有何資本家肯前來投資，若殖民地的基層勞動力統統是病弱不堪者，要從何種人的勞動來榨取剩餘價值呢……..。們有良知的台灣人不至於感謝日本人的統治，更不會再度邀請日本人來當統治民族，重新光臨台灣的……..。在場的日本朋友吃了一驚，與會的外國學人們給我鼓了不少的掌。會後他們還特地跑來誇獎鄉弟的道德勇氣。
　　話有點說遠了，其實並沒有離譜。我能得出如上的邏輯，主要得於我寫成了「中國甘蔗糖業史」的心得而形成的。

馬關條約裏日本要佔台的經濟原因

　　當我進行台灣糖業史的研究過程時，我整理出來，日本當年的政權為何在「馬關條約」向李鴻章極力地主張侵佔台灣、澎湖的真正經濟原因。日本明治政府，當年為了蹈襲諸先進西歐帝國主義奪取殖民地，確立它對外擴張勢力的軍事基地外，日本當權派是另存有它的經濟理由的。日本資本主義在明治維新以後漸漸脫穎而出，它為了搞起了資本主義工業化，需要一大批外匯來向西歐購進新式工廠設備。
　　但它的國內市場因資本主義經濟的釀成，慢慢地亦形成新的有關「吃的」消費構造來，因而年年得從外國輸進一大批食糖，花費它25﹪的外幣支出，它的主要輸入市場之一是我們台灣。
　　諸位千萬別吃驚，大概我不會記錯。我們台灣的糖商在日本橫濱開它的分行是遠在1873年（清朝同治十二年），是明治六年間的事。這個糖商即為陳中和一家，它的後裔就是光復後在高雄縣市作他們的地盤而活躍的陳啟川昆仲。
　　台灣當年已是「寶島」呀，我們千萬不能被當權者、統治階級、體制派文人官員給台灣及台灣居民所套的「瘴癘之地」、「化外之民」、「三年小反五年大亂」或「好亂、好鬥成性」一些「框架」語迷亂的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老早調查清楚台灣的社會經濟，他們在侵台以前和治台早期很少提到台灣是不毛之地。其實日本人自明末清初已從鄭成功一家治台、開拓台灣、振興台灣糖業得到不少利益。鄭家三代人能依靠「彈丸之地」來抵抗還沒有腐敗，正在興旺的大清帝國，它的主要財源主要靠的是輸出紅糖的。當年的紅糖除了輸到日本外還輸到波斯（現在的伊朗）。國府中央剛遷台不久的局面有些類似於鄭家治台的歷史局面。
　　我們清朝期的台灣糖業已具有相當規模的基礎的。日本人絕不是憑空在荒地把台灣糖業搞起來的。
　　奪取台灣的頭十年，日本資本主義的盤子尚是脆弱而淺薄的。狡猾的日本商人以及當權的財政官員，他們並沒有忘記了台灣的殷商和洋行買辦等人的資金。日本當局動用了台島富庶人家的資金參入了他們的糖業資本，一方面運作了台島土著豪商仕紳的資金搞他們主導的工業化，另一方面驅策了我們台籍的勤勞階級盡其所能榨取了他們用血汗產出的剩餘價值。
　　在我的台灣糖業史研究過程中，我不單單發現了以上我所報告的史實，我還發覺到台灣糖業有它本身的前史，有它的「根」。因而我開始追索到海峽對岸的福建，為了弄清楚福建糖業，我繼續探索古籍，然後我遇到「本草書」之類書以及「糖霜譜」等的貴重古文獻。「糖霜譜」還告訴了我，四川的糖業早在十二世紀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不管是在製糖技術或在社會經濟的水平。
　　我的博士論文終於1967年3月印成書，書名為「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這是我生平第一本書，它幫了我不少忙。我雖學農，但我能在日本的立教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謀了一個教席，百分之六十是靠它的。它不但是世界第一本有關中國甘蔗糖業史的書，並且它敘述了七世紀到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個側面。我引用了不少內外古籍因而受到學界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