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諸位大概已經過了目吧！我在櫃臺上展覽的『台灣近代現代史研究』第一集到第四集的全套和鄉弟編著的「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另外一本是我的第一位學生若林正丈君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這三部刊物可以說是我們在日本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同仁的小小成就。可惜的是統統是以日文書寫，不能提供給鄉親們做為參考。
　　有關我們研究會的緣起，我已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的末頁「補白」上道出一些。我們的研究會創始於1970年初夏，本來沒有正式會名，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會長，只有輪流義務承擔的「事務局」以及年報的編輯委員會。
　　我們的會一貫保持公開，我們沒有會章，但我們有共同的默契三項。
　　第一，我們同仁不能作假，不做虛，不做「排場」。
　　第二，我們主張不受「正統」和既存的「框架」的束縛，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我們同仁願能驅使富有彈性的思考。
　　第三，我們反對任何人給研究會帶進「政治」。
　　同仁們，曾經要我寫創刊詞，但我力主排除形式主義，反對「排場」而改用「補白」塞了責。
　　我們沒有接受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的資金援助，每一個月開一次「月例研究會」，除了每年八月休一次暑假外，差不多沒有間斷過。事務局每個月還出通訊頒佈給會員，有一些台籍同仁出了一次席，交了通訊郵資以後不曾出席，當然不做報告和不參加討論。但他們可藉我們的通訊所載的「學界情報」來向台灣或者我們同仁少有機會見到的中文刊物發揮他的「文才」。最近我察覺到其中的奧妙。我們不反對有關學界情報的廣泛傳播，但我們覺得那些「不參與」的台籍同仁，如此下去是很不易樹立他們自己在學術上的風格的，因而惋惜和憂慮。我們得老老實實做學術研究才有前途，抄襲和騙個學位的作風，我們應該盡快把它丟進垃圾桶裡才對。抄襲日人著作，改譯、改編日人著作等並不是真正學術工作人士應該採用的正途。別再企圖瞞住台灣後生，以為他們不諳日語，不通日文資料而來嚇唬。我們可以預料到，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後生會站出來，大大地給「你」來個當頭一棒的痛擊。
　　對不起，話亦離了一點譜了。我們再回頭談正題。我們的研究會，有種種行業的研究家，有醫生、有小學教員、有商人、有文學家、有搞物理的、有出版社的編輯，但大多部分是在研究所、大專、高等學校服務的老師與研究員。

「霧社事件」的研究

　　因為同仁行業的多元，我們常常選出同仁能保持持久關心的共同研究題目。第一個是霧社事件，第二個是後藤新平。第一個題目我花了十年，收集了不少日方的機密資料，包括一些不曾公布過的殘酷照片。我們等一下再用幻燈機把它放大並加以說明。
　　這一部「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很是大部頭，加上照片、資料的排版花了甚多精力和成本因而定價很貴。是日圓一萬三千圓，折美金等於五十多塊。出版社早期認為難銷，只印了一千部，沒有想到銷得很好，據東京來信說，最近能出第二版（補記，1984年7月30日已出第三版）。
　　出了這一本書，我雖然曾經受到日本右翼、國粹激進派的恐嚇，但我還得提一提，日本人裡頭畢竟仍有他們的良知的。不然的話，這一本書不可能售完了第一版。他們看了這一本書當然會很難過，不過我相信，我們這本專著對日本人而言是一部「苦書」。藉「良藥苦口」來比喻的話，屬於他們的「苦書」當能成為日本朋友的「良藥」，也就是正面的歷史教訓才對。
　　鄉弟亦希望這一本書將來能譯出來，同樣地變成我們自己的歷史教訓，我們同胞間的「苦書」。
　　我在此還得特別表明，我沒有意思揭發日本朋友的瘡疤，我始終是保持「可恕不可忘」的態度來對待中、日兩民族間在近代史所扮演的一切「悲劇」。鄉弟認為揭發瘡疤一類的行徑是屬於低層次的。那一種作法不但不易說服對方，同時亦不易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精神糧食」。
　　但很可嘆的是，我們同胞間很多人把批判和謾罵混在一起，始終沒有能夠把學術上的互相論評，互磋互勉，接受批判以提高研究水平的一種學風樹立起來。這一點，我們同仁和鄉親們以後還得加緊努力。
　　第二個共同研究題目的後藤新平研究，我們同仁雖然已陸續有過他們個別文章的發表，但我們還沒有編成為一本書。這個得等我明春（1984年）返日後再重新籌畫。
　　我們同仁除了對共同研究題目下功夫外，個個同仁，各有各的研究題目。其中已印成書的算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究出版刊行）為第一冊。若林君為了寫這一本書訪台多次，目前他是東京大學的「助手」（等於美國的assistant professor），我來美後，不久他到大陸廈門大學去做半年的有關台灣學術研究。
　　明年以後，我們的同仁將陸續公刊他們的有關台灣文、史類的著作。敢請諸位拭目以待。

來美後的感觸－－後藤新平風波

　　時間已不早了，我們繼續來談我的第三個綱目，也就是「來美以後的感觸」。
　　最先，我們可以藉高伊哥先生所著「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為引子。
　　高文我已詳讀了。這一篇論文據內容來言，沒有什麼突破亦沒有什麼新鮮的資料被引，我猜高君可能連後藤的女婿鶴見祐輔所主編的「後藤新平傳」都沒有詳讀過。高文一出，台灣內部的黨外雜誌顯然吹起一陣一陣的「狂風」與「反狂風」。據我看問題有兩個：一個是高文的subtitle（副標題）標了「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引起了爭議。「現代化」在高文並不等於中性詞彙，顯然這個詞彙是有正面被附的價值的。下面還來了奠基者，這個就不是個味道了。不但有失民族的尊嚴，同時亦有失被殖民地統治大眾的立場。因而引起眾人的批評。
　　第二個問題該是「被殖民心態」病入膏肓，並不只是屬於高君一人，很多中產階級以上的台籍知識份子，因在台灣戰後史遇到太多的挫折和傷痕，必然地生起了憎恨以及不滿現狀，反對體制的強烈願望。但這些一直停滯於情緒化的層次，不易被提升到理性的層次來處理。這種心態的繼續反映了我們台灣內部社會的落伍，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我們聽說坐過將近十年的政治牢的人士也犯有同樣錯誤，沒有來得及克服與揚棄那種「被殖民心態」，我們感有無限的悲哀和說不盡的內疚。
　　高文叫我痛心，但是來美以後的所見所聞並不全是叫我失望的。不少的年輕朋友，搞台灣史的不管他們的省籍和國籍，甚至於不分人種，不分民族來找我談，與我交換意見。他們不單單正在克服老一代台籍台灣史家的「框架」途徑中奮鬥外，他們的熱情很感人有一批年輕朋友排除了「美元」的誘引力，繼續為他們的理想而在掙扎，叫我感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