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自上台以來，不斷地推出各項「擴大內需方案」，以期能夠減緩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對執政當局的衝擊。不管是去年推出的「102項重大經濟建設計畫」，或是今年重新包裝後的「8100億元啟動國家建設新方向」方案，還是明年度將要大張旗鼓正式開動的「1115億擴大公共投資提振景氣方案」，探查其政策立意，不外乎是打算以增加「國家消費」來擴大內需市場，藉以達到景氣復甦的目的。表面上看來，這個政策似乎是「斧底抽薪」的良方妙藥，可以達到「雨露均霑」的作用，但是，如果我們考察台灣的經濟體質以及當前危機的性質，這個政策施行的客觀效果，不過是圖利財團的「劫貧濟富」方案，不過是新政權意圖切斷其與市民階層的臍帶，全面向民營壟斷資本靠攏的政策宣示而已。
　　怎麼說呢？
　　首先，這種透過國家財政挹注試圖刺激景氣回昇的作法，是在面對生產過剩危機所帶來經濟衰退時，由國家出面擴大「公共消費」，特別是集中在「公共工程投資」上，以確保基礎工業如鋼鐵、水泥、石化業的再生產，防止這些基礎工業因市場萎縮而進一步關廠、歇業，造成失業問題擴大化，陷入惡性循環的泥沼。這樣的作法，一方面確保了這些基礎工業產品的銷路和再生產，確保了這些生產部門的勞工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所得，從而也就確保了這些勞工對消費產品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國家在公共工程的投資也可以創造營造業勞工的就業機會，從而也創造出新的社會購買力。在理論上，保障了上述二者的購買力就保障了一部份直接消費品的再生產，從而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刺激市場需求，恢復景氣循環。因此，創造就業機會，保障勞動人口的購買力，才是刺激景氣回昇的關鍵因素。
　　但是反觀新政府的「擴大內需方案」，向來只著重於國家消費，反而忽略了更為關鍵的人民群眾的社會購買力的確保，他在挹注大量國家財政挽救市場危機的同時，卻一方面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全力推動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勞動彈性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方面為了因應WTO的挑戰，制訂政策鼓勵資本集中、企業兼併，大力培植本土型的產業壟斷資本以及金融寡頭。而上述二者的客觀結果，便是以「經營合理化」和「提昇競爭力」為名的大量裁員，製造日益擴大的結構性失業人口，深化社會財富的兩極分配。而公共營造部門所提供有限的就業機會，非但不足以解決這種結構性失業，更由於允許營造業者專案引進外籍移住勞工，其低工資、低消費的特質實在無助於擴大直接消費品的內需市場。因此，只有鋼鐵、石化、水泥和營造業等資本集團，才是龐大的公共建設投資的最大也是最終的受益者。
　　其次，新政府的「擴大內需方案」，具有一定程度凱因斯主義經濟政策的色彩，而凱因斯主義的前提，是承認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均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更承認在壟斷資本主義體系之下，根本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平衡機制可言。因此，凱因斯建議要解決生產過剩危機，必須從分配問題入手，一方面透過國家財政手段對資本利得課徵高額累進稅率；一方面將所課得的稅收用於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支出，以保障基本的國家消費和民間消費，用以防止危機擴大化，帶動景氣復甦。簡言之，就是以國家財稅手段來縮小貧富差距，用以確保社會購買力，刺激生產。
　　反觀新政府的財稅政策，非但遲遲不敢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落實遺產稅和贈與稅的稽徵、加大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級距等等有助於社會財富平均化的措施，反而在消費者所最終承擔的間接稅（如營業稅、貨物稅和菸酒稅）上大動手腳。以90年度的歲入預算來說，營利事業所得稅才只有2000億新台幣，占歲入總預算的15％不到，而遺產稅與贈與稅也只有81億，占總預算的0.6％左右，但同時，以受薪所得為大宗的個人綜合所得稅就有2000多億，而屬於間接稅方面的預算收入，也有3800多億。後者比前年（88年度）足足增加1000億，成長幅度高達35％左右。這種不平衡的財稅政策，加上圖利資本財團的「擴大內需方案」，無疑是制度化和國家化的劫貧濟富，是將在受薪大眾瘦骨上所刮取的油膏，用來塗抹少數資本財團早已肥胖出油的臉頰。
有鑑於此，八四工十大聯盟在推動此次的「勞工要生存、社會要改造」五一大遊行活動時，特別針對新政府的財經政策提出我們的看法和要求，我們認為新政府所提出的各項財經政策，諸如擴大內需方案、積極推動加入ＷＴＯ、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鼓勵產業兼併且主導金融業合併、訂定人力派遣法、勞動三法修惡，無一不是加劇社會財富兩極化，瓦解工會實力，製造大量失業人口錯誤政策。它非但無助於景氣的提昇，反而會將台灣經濟推向結構性蕭條和恐慌的泥沼，從而爆發出總體性的社會危機。
　　我們認為「要搶救社會的危機，就必須先改造製造危機的社會」，而自主勞工運動的再出發，正是改造危機社會的重大契機。
　　因此在這一次勞工五一大遊行的總訴求上，我們強烈的要求一個公平社會的來臨，拒絕社會財富兩極化，要求縮小貧富差距。在財經政策上，我們主張：

　　1.二億以上重大工程應雇用1/3以上當地失業勞工，並將失業勞工的招募委交當地工會組織統一執行。
　　2.改革不公平的財稅制度，擴大課徵資本稅和財產稅，用以擴大政府稅基，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以保障基本的社會購買力。
　　3.反對鼓勵資本集中、企業兼併、市場壟斷的經濟政策，保障中小企業和自營作業者的生存空間，並制訂「解雇法」，以刑法限制資方解雇權。
　　4.反對自由化、私有化和勞動彈性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重新檢討加入世貿組織的既定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