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報導文學」作為文藝上的文類專稱在台灣提出，可追溯至1937年2月5日楊逵在《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上發表〈關於報導文學〉；同年4月25日，在《台灣新民報》發表〈報告文學是什麼？〉。6月，又在他自己主編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二卷五號）發表〈報導文學問答〉。光復後的1948年，楊逵又重新在台灣的《力行報》副刊《新文藝》發表〈實在的故事問答〉。「實在的故事」，其實就指著「報告文學」。楊逵把法文的re'portage同時譯成「報導文學」和「報告文學」。光復後，他又顯然要以「實在的故事」代之，其中似乎意涵著此一文類的特殊性。然而，楊逵前後耗費十年對報導文學的呼喚，誠如陳映真所說的「是獨一的、宏亮的高音。但是回答他的，竟是漫長的沉默。」三十年後，也就是1975年高信疆主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開闢《現實的邊緣》專欄，「報導文學」在台灣民間才又較廣泛的為人們所知曉。在此之前，國府於1966年第二屆國軍文藝金像獎設置「報導文學獎」，宣揚反共的「戰鬥文藝」，由於作品內容服務於國府軍事戒嚴體制，並未得到民間自發的回應。
　　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最強音《人間雜誌》，於1986年刊登一系列關於原住民族的報導，獲得了讀者熱情的迴響，其中十月號〈幫你們蓋那個新動物園的時候〉一文，內容以興建木柵動物園的原住民族轉包工人的視角，反應新園工程粗暴的精神面貌，表現原住民族工人的自尊、挫折、鄉愁和祈願。該文透過老邱這樣一個國小畢業後隨鄉人到都市討生活的原住民，從茶室小弟、通用電子作業員到配送醬油、沙拉油，甚至為人洗碗、做豆腐、磨豆漿，然後月入八千五的特殊性，照見原住民族整體的悲劇性：
「以我們宜蘭的四季部落來說，我們耕種的許多地，被山下來的漢人包租去種蔬菜了。因為他們的資本雄厚，市場熟。而我們山地主要特產的香菇，也因近幾年來山下漢人大規模的投資生產，發展出更新的養植技術而迅速敗壞價格了，我們自給自足的經濟破碎掉了。除了每年春來在自家保有的一些狹小的菜園裡種些青菜，或上山砍竹子或打獵外，在家鄉，每年差不多有四、五月的時間無視可做、無以謀生的。」 〈幫你們蓋那個新動物園的時候〉
　　四季部落的實際遭遇，表現台灣社會農村破產的一般樣態，並集中凸顯最底層的原住民族：一方面他們要承受政府實施低糧價政策的壓迫，因而必須將田地廉價包租給需要較多資本與技術投入的蔬菜種植業；另一方面高附加價值的香菇業又因大農場資本的投入，使得生產技術相對落後的原住民族菇農破產。從而原住民族的自然經濟崩潰，一整批、一整批像老邱這樣的部落青年被迫流浪於都市叢林間。
以上簡略的例子，只是說明台灣報導文學材料巨大的差異性，從楊逵的發言、國府的反共戰鬥文藝、高信疆的《時報》人間副刊至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全貌如何拼湊？報導文學做為二十世紀新興的文體，有何特殊性？「台灣報導文學」與「大陸報告文學」的關係如何？諸種問題的說明與釐清，也許可為現階段文化戰線的出發，提供一定的參考，這也是本文寫作的目的。
　　一場詮釋權的爭奪
　　蓬勃於三０年代的中國大陸報告文學，我們以1936年夏衍的「包身工」為代表典型。內容描述上海楊樹浦東洋紗廠，在日本帝國主義母國與蔣介石買辦政權合作推行殖民政策下，一群身處二十世紀爛熟的技術、機械、制度的包身工，過著十五六世紀封建奴隸的生活。「包身工」發表後，在當時社會引起的廣泛影響，並非只是夏衍對「包身工」花費近十年的時間，甚至寫作前在東洋紗廠做了三個月夜工，秘密地觀察包身工的生活情形，所能單獨產生的。也就是說，「包身工」在藝術表現上的成就固然是其成功的原因，但忽略了當時左翼運動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大時代的背景，就無法全面的理解三０年代中國大陸「報告文學」何以蓬勃興起的因素。可以這麼說，中國大陸報告文學是時代召喚下的產物，如茅盾〈關於報告文學〉一文中所闡釋的：
「每一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的特性的文學。」
　　茅盾的「這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其內容是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日益暴露出它貪婪的本性，對內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對外恣意擴張侵略。致使整個世界充滿著尖銳複雜的矛盾，而處在當中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國大陸亦然。可知，中國大陸報告文學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氛圍下，成為1930年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文化戰線上重要的文藝武器。
同處三０年代的楊逵，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自覺的隔海呼應著祖國左翼作家對「報告文學」的要求，做為台灣人民抗日思想啟蒙的重要武器。可惜1937年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加劇，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逐漸法西斯化，並在一片皇民文學的聲浪中，台灣新文學被迫組織到日本侵略戰爭體制，楊逵對報導文學的呼喚，在嚴格的思想控制與政治壓迫下終歸失敗。光復後，1948年楊逵以「實在的故事」做為出發，然隨著國共內戰形勢的急轉直下，國府開始打擊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對於文學上的進步主張亦不鬆手。1949年春天，楊逵因發表「和平宣言」被捕下獄，台灣報導文學的聲音至此湮滅。
　　七０年代台灣報導文學又成為媒體副刊的主題出現，卻於八０年代中末期沒落，推動人高信疆先生在1982年〈或多或少的偏失〉一文中總結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說道：
「今天的報導文學不但沒有它足以可依恃的理論，也缺乏相關的方法的研究。」
台灣的報導文學無論在作品的創作量上、在理論研究的深度上，都出現無以為繼的現象，當時從事報導文學創作的作家群，如古蒙仁、陳銘磻、李利國、翁台生、林清玄、馬以工、心岱、胡台麗、關曉榮等人，如今也都不再從事創作，後繼者似乎也未冒出頭，使得台灣報導文學在短短十幾年內，從誕生到沒落，至台灣報導文學最後一塊戰場《人間雜誌》停刊後，就只能於某些報導文學獎裡奄奄一息的存活著。
　　關於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學院的研究者傾向於將報導文學區分為「社會主義報導文學」、「美式報導文學」，而台灣報導文學則被歸類為受到美式新聞學的影響，衍生了「新新聞學」，建立了台灣報導文學的理論基礎。其沒落，則認為肇因於台灣政治解嚴後，媒體多元化的興起，承擔了報導文學的功能，壓縮了報導文學的空間；更有學者認為是受限於報紙對報導文學篇幅的限制以及雜誌基於客觀中立的編輯方向與銷售考量，不再樂於刊登意識型態較重或大篇幅的報導文學作品；甚至以為報導文學的現實題材盡是描寫社會黑暗面，不適宜存在於台灣社會，報導文學因故向歷史材料的重新挖掘、地域性觀察寫作、自然寫作轉向。種種對台灣報導文學的研究，都朝向消解報導文學作為一個時代命題的形式出現，成為僅僅是知識份子個人基於社會的道德良心，從事對不公不義的事件進行報導。從而否定台灣報導文學與三０年代伴隨左翼運動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興起的報告文學有本質的聯繫。
上述所論，學者對於台灣報導文學的詮釋，朝向去社會主義化引進美式新聞學概念，試圖切斷與中國大陸報告文學的關係，從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出發，虛構一種「客觀中立」的意識型態，掩蓋台灣報導文學的歷史來源與階級意識，從而使台灣報導文學在文化戰線上繳械，作為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上疏漏的補充或庸俗成化妝師的角色。進而對台灣報導文學的沒落給予「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虛假肯定。對於文藝理論是否有「客觀中立」的問題，英國文學評論家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在《文學理論導讀》一書中剴切的呼籲道：
「我在本書中一直想要說明，現代文學理論史是我們當代政治與意識型態歷史的一部份…的確，文學理論本身與其說是一種知識探索的對象，不如說是一種觀察我們時代歷史的特殊視野。」
　　所謂「特殊視野」是伴隨世界觀的差異存在的。也就是，文藝理論本質上是什麼，代表著什麼意義，是歷史的、同時也是階級的；因此，向來就不是誰代表什麼，而是掌握在誰手裡的問題。故對台灣報導文學展開全面性的批判與清洗，是台灣現階段反帝、反獨、反壟斷在文化戰線上一場必要且急切的鬥爭，只有揭露資本主義社會處理報導文學的虛假性，從而重新找回報導文學作為文化戰線的思想武器，這場鬥爭才能在各個領域展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