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０年代一場隱誨的文學論戰
　　1949年國府退守台灣，50年韓戰爆發，台灣成為兩體制對立冷戰架構下的軍事戒嚴體系以及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並在美國麥卡席主義主導與國府反共／恐共的軍事戒嚴體制下，進行了一場世界冷戰架構下的白色恐怖，整肅了台灣社會中左翼知識份子與工農力量。在這場殘酷的撲殺中，一切來自於中國大陸左翼文藝的理論與歷史傳承均遭到國府的斬斷與掩蓋。故從楊逵1948年發表〈實在的故事問答〉之後，直到七０年代初期經由「保釣運動」的刺激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的開展，「台灣報導文學」才又重新尋回失去的土壤，重被提出。七０年代文化戰線上的左翼知識份子，開始從歷史的及當代的文學作品解讀，也開始鼓勵批判性的台灣文學創作，提出「現實主義文學」以開發七０年代的文學風氣，如1976年尉天聰為陳映真《知識人的偏執》一書做序，發表了〈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文學〉、1977年陳映真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
　　然而，不可諱言，在當時國府持續利用戒嚴體制整肅異己的恐怖氣氛下，左翼知識份子在論戰的過程中處於守勢，甚至遮遮掩掩的以三民主義作政治上的包裝。1977年以後，國府御用文人彭歌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余光中〈狼來了〉等一連串的反撲與扣帽子，更增加了左翼知識份子在談論文藝問題上隱誨的態度。總之，七０年代那場既驚天動地又隱誨不明的文學論戰，確實影響了一代的人，如在六０年代末轉變的黃春明與王禎和，七０年代初期出現的施淑青、王拓、楊青矗以及寫詩的吳晟、施善繼、詹澈等人，但也因為客觀環境的不允許，這批人並不具有「黨性」的工作分配，從而只是素樸的反對現代主義主流霸權，自發的在作品裡透露出革新意識。這也正說明他們當中如王拓、楊青矗等人，為什麼會在八０年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中為資產階級政權所收編。
　　台灣報導文學就是在這樣的文學論戰中產生，並且同樣面對戒嚴體制下的恐怖氣氛。高信疆本人雖然不直接參與七０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但他當時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作為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相對於聯合副刊作為國府的政治打手，其對左翼知識份子的態度，基本上是較為寬容的，以此映證八０年代中期高信疆與陳映真共同主持《人間雜誌》，這個推論是合理的。因此，高信疆在人間副刊推動的報導文學專欄——「現實的邊緣：本土篇」，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代對文藝上現實主義的要求，但其捨棄可能造成危險的「報告文學」用語，改用「報導文學」作為名稱是可以從時代上予以理解。
　　從時報人間副刊主辦過的五屆的報導文學獎作品裡，如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陳銘磻〈最後一把番刀〉、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心岱〈大地反撲〉等作品，均反映了一種對現實主義素樸的理解，與創作風格。當然，七０年代自發性的報導文學寫作，無論從客觀上、主觀上並不作為左翼知識份子文化戰線上起作用的文學運動，因而只是透過個別的知識份子基於對社會廣大底層群眾的同情，從事零星的寫作。再加上資本主義商品邏輯運作下，反體制的體制化與反商品的商品化雙重的收編，報導文學寫作最終失去反省力成為文人作家的心靈抒發，與百無了賴的懷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