繳械的理論論述

　　台灣報導文學的發生，脫離不了時代的影響。因此，七０年代現代派與鄉土派（1977年王拓在《仙人掌》雜誌發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文化戰線上的爭論，最後在政治恐怖的高壓手段下，僅僅只能做到左翼啟蒙的階段。如前論所述，台灣報導文學不成為當時的現實主義文化戰線起作用，僅靠自發的作家們零星的寫作，始為國府國家壟斷資本宰制，終將在資產階級民主化的過程中，被收編與消解。試觀1966年～74年的國軍文藝獎「報導文學」類作品：第二屆〈勇士們〉、〈枕戈待旦〉；第八屆〈藍天鷹揚〉、〈大陳、大陳〉、〈生路〉；第十屆〈金門、金門〉、〈英雄島〉、〈太平洋上萬里遊〉等，皆為國府冠上所謂「戰鬥文藝」的名稱，成為1972年國府「退出」聯合國，一片「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的反共文藝操作手段（國民黨第九屆三中全會通過「加強戰鬥文藝之領導，以為三民主義思想作戰之前鋒」，提出「運用文化力量，以加強文化作戰，而利反攻復國」）。
　　從國軍文藝獎斷斷續續的「報導文學」獎項，反映了國府對這個文藝類別的顧忌與謹慎，以及由上而下的政治上層操作的性質。除了國府透過「國軍新文藝運動委員會」推行反共文藝外，從1966年由上海寧波幫來台的嘉新水泥與省政府台灣新生報一起推動的「嘉新新聞獎報導文學類」，選入鍾梅音的〈海天遊蹤〉，也是有跡可尋的。水泥業在1960年以前是台灣第一次進口替代的產業，具有特許經營與聯合壟斷的形式，與國府國家壟斷資本有著相同的利益，因此「嘉新新聞獎報導文學類」獎項的出現，只能看做是國府第九屆三中全會「反共戰鬥文藝」的民間表現。
　　國府透過國家機器的運作所創作的報導文學作品，較之於1975年以後時報報導文學獎培養出來的一批具有素樸正義感的作家群作品，顯然有區別，但這樣的區別總體上說來是不大的。就個別自覺度較高的作品來說，如陳銘蟠的〈賣血人〉、〈最後一把番刀〉、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心岱〈大地反撲〉、古蒙仁〈黑色部落〉等，這些作家面對著台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迅速積累資本的要求，犧牲中小企業、打壓工農階級、污染整體環境，尤其是那些必須面對國家壟斷資本與漢人資本雙重壓迫的原住民族殘破的部落，這些作品的出現，就現實意義的角度來說，是可喜的。但不可諱言，一方面國府透過國家機器對台灣報導文學寫作的反向運作，以及透過對如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等數十文學藝術團體的掌握，撲天蓋地的消解報導文學作為文化戰線上暴露資本主義社會剝削本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夏潮》雜誌為基地的左翼現實主義文化戰線，也曾在屢出屢禁的雜誌上刊登過五篇報導文學作品，但無論就作品的創作量與創作理論的發展，實無法與國府操作下的各種文藝團體與傳播機制抗衡，更何況還要面對雜誌隨時被禁與牢獄的危險。
　　曾擔任第二屆《時報》報導文學獎決審委員的作家黃春明，對這一時期的報導文學作品，如〈阿美族的生活習俗〉、〈國民旅遊專輯〉、〈美麗新世界〉、〈泰北行記〉等發表評論，認為作者們對於其所描寫的生活現場的驚詫和興奮之情，多於對生活現場深入的研究與理解，有時甚至淪於獵奇，僅僅表現了作者對於生活的陌生、新奇所造成的「境內的異國情調」。其次，黃春明認為，這一時期的報導文學作品，一般地缺乏思想。也就是說，透過國府對台灣報導文學理論與創作的全面佔領，台灣報導文學既消解了作為社會運動發展與文化戰線上起作用的可能性，那麼，台灣報導文學的衰微與弱化將是必然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