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報導文學理論批判
　　台灣的諸多報導文學理論學者，討論最多的理論面向是「真實性」、「文學性」與「新聞性」三方面。根據大陸學者丁曉原的〈台灣的報導文學理論批評〉一文，歸納出三種主要的觀點：一是以張系國為代表，認為「真實性」與「文學性」應該是並重的、平衡的，他說：「報導文學作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即是如何在客觀報導及主觀感受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另一種觀點以李明水發表於1983年〈從新聞學觀點探討所謂的報導文學〉一文的看法為代表，認為報導文學應該更注重的是報導性與新聞性；最後一種觀點則是以林清玄認為的，「報導文學雖然有報導的內容，重要的應該是它文學的形式與架構」，甚至認為「人物的姓名不必全真，時地不必全真。」總的說來，在國府有計畫的消解台灣報導文學作為一種有傾向性文體的環境下，台灣涉及此一文體討論的學者們就只能侷限於創造出來的「客觀中立」框架中思維，並為這三個特性：「真實性」、「文學性」與「新聞性」的比重爭論不休。
　　台灣的學者一般主張「真實性」的要求，必須是與客觀性聯繫在一起，因此，也意味著不能有作者主觀的成分在裡頭，它必須是完完全全表現事實，除了事實，別無所有。卻忽略所謂「真實性」除了獨立於人存在的客觀事實，尚包括人的主觀因素的選擇。如1937年楊逵在〈報導文學問答〉主張的，「報導文學即思想性與紀實性的兩位一體」，也就是人的客體化與客體人化之間的同一。從這個角度來看，人作為一種有抽象思維能力的類，在討論報導文學的 「真實性」特質時，就不該僅停留在「真實就是絕對的客觀」這個虛構的概念中。意即所有的真實，包含著「二律背反」的真實，因為位置的不同、世界觀的不同，從而對真實的詮釋必產生歧異。那麼，這時問題的焦點就該是：作者為什麼選擇具有 「真實性」的甲事件，而不選擇同樣有「真實性」的乙事件？如前所述，「包身工」作品的成功，除了夏衍實際的調查訪談所展現出具體深刻的內容外，作為正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夠自覺的投身抗日救國運動，大膽揭露日帝與中國買辦政權勾結，不是任何一個知識份子都會從事的事情。也就是說，在當時，與日勾結的讀書人有之、與買辦政權勾結者亦有之。但夏衍選擇站在受壓迫的群眾立場發聲，選擇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報導，而非報導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下，上海楊樹浦東洋紗廠創造出的高額生產量為主題的「事實」，正是「真實性」包涵著傾向性的最好證明。
　　其次，討論到「文學性」的含意，常常是多義的，它可以指的是作品的結構與佈局，或是指作品的人稱視角，甚至是修辭的手法。但無論如何，「文學性」作為報導文學的特質，至少包含一個意義：即如何在一個經過作者選擇過的、具有現實意義的事件上，透過藝術加工，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從而達到作者的「意圖」，起著不僅僅是報導，而是改變的作用。從上述的角度來看，報導文學由於受到「真實性」的制約，應該異於其他文類關於文學性的論述。因此，報導文學惟有將「文學性」集中於典型性的問題上，才能與其他文類有所區隔，也不至於背離「真實性」的規範。
　　報導文學的典型塑造不僅是要寫出具體的形象，而且必須是有生命、有個性、有特徵而又有代表性和有意義的典型形象。俄羅斯文學家高爾基說：
「文學的事實，是從許多同樣的事實中提煉出來的，他是典型化了的，而且只有當它通過一個現象真實地反應出現實生活中許多反覆出現的現象的時候，才是真正的藝術品。」
雖然這段話是針對小說而發的，但拿入報導文學的「文學性」特質裡探討，卻別有新意。首先，在夏衍那裡，「包身工」作為一個分散的眾多個體，有著各式各樣的差異性，他們的故事亦每天反覆發生於楊樹浦，但透過作者的藝術經營，分析出「包身工」的一般性：一貧如洗的窮家女孩、帶工老闆的人身附屬、極差的生活條件、致命的工作環境、慘無人道的凌虐…，從而凝結在「蘆柴棒」骨瘦如柴、面容慘白的女工形象上。這是作者從分散概括一般，以集中塑造典型的手法。透過「蘆柴棒」的典型塑造，被飄散在工作間的棉絮遮蓋住的「包身工」身影，面容逐漸清晰，當冬天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時，也在讀者心理澆灌了變革的種子。其次，報導文學「文學性」的典型塑造，並非否定其他文藝創作方法運用在報導文學上的可能性；也並不是說，其他文類就不能使用典型塑造的命題。恰恰相反，正是確認了典型性作為報導文學「文學性」的主要內容，其他的創作方法才能更好的表現於報導文學作品中。「文學性」特質的討論，只有從典型塑造出發，才能呼應「真實性」的要求。作為抽象概念的「文學性」，也才能由此得到具體的血肉，由概念世界的片面性過渡上升到現實世界的具體性。
　　世界報導文學評論家巴克在〈基希及其報告文學〉一文說：「報告文學的物質基礎，就是報紙，它的存在是為了要給讀者以新聞。」對「新聞性」討論，筆者以為應該從所謂「物質基礎」的角度切入。物質基礎是各種文藝藉以表現的場域，故報紙即作為當時報導文學表現與宣傳的場域。擴大來說，現今台灣報導文學的物質基礎，已經不限定於報紙，包括雜誌、書籍甚至是網路。但問題重點不在於報導文學的物質基礎處在一元或多元的情況，而在於誰掌握了物質基礎。以「包身工」為例，夏衍在醞釀包身工的寫作時間裡，曾幫助沈西苓完成以包身工為題材的電影劇本，但由於遭到買辦政權電影檢查官的一再刪減，上演時，內容已不成樣。由此可知，對「新聞性」的探究，如果還只停留在所謂「宣傳性」、「客觀性」、「時效性」、「永久性」上，而忽略新聞媒體因具有深遠影響力，總是為既得利益者所掌握的事實。那就無法真確掌握報導文學能夠產生的作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