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
黃皙英：
　　各位好，很高興看到各位。我與陳映真先生相識約十五年，陳先生在韓國也蠻有知名度，並且我們對陳映真先生的理念都相當瞭解，他是一位很進步的，並且在民主的理念上與我們是相同一致的作家。在韓國，對於台灣文化界的人士，我們比較熟悉的也僅止於陳映真先生、黃春明先生以及侯孝賢導演。
　　接下來，我很簡短的介紹一下，第三世界中的韓國文學。事實上，現在韓國已經不用「第三世界」這一名詞，由於冷戰的結束「第三世界」這一名詞已經不符合實際的情況，而是用「亞、非、拉美」來代替。我認為「第三世界」這一名詞應該是70年代在美國軍事霸權、文化霸權宰制下，所有的國家不得不使用的名詞。目前，雖然冷戰時期的第三世界國家仍然存在，但由於明顯的呈現出地區化、地域化而且每個地區都有很具體的情況存在，因此本人不同意再繼續用「第三世界」這一名詞。
　　幾十年來，東亞國家的命題就是完成近代化，但是所謂近代化的意義，也有資本主義化的意義在裡頭。因此，為了克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壓迫，我們必須要從自己的文化中去尋找克服的方式與命題。在這樣的觀點下，對抗全球化不僅是韓國的問題，也是整個東亞國家的問題。我認為，目前「亞、非、拉美」各國仍然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宰制，因此如何從現階段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與命題中，找出對抗它的方法與替代方案，是我目前思考的問題。柏林圍牆倒塌時，我人在柏林，當時我已經在思考這一問題；另外我也與我相熟的朋友一起思考著，如何將既定的框架打破，從而加以改變。對於這一點，待會我再做更詳細的說明。
陳映真：
　　我今天可以跟我非常尊敬的韓國在思想上、文學上都非常傑出的黃皙英先生一起在這裡，感到非常的光榮。不能否認，我們對於韓民族一向知道的太少，實際上韓民族與我們中華民族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有許多相同的命運。首先是十九世紀後半，帝國主義向東方擴張的時候，韓民族也是同樣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其次呢，也是在帝國主義欺凌底下韓民族展開了自求解放與自救運動。同時在自求解放與自救運動下展開了現代化，展開了啟蒙運動。
　　中韓兩國的現代文學，也就是韓國所說的近代文學，都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力求自救解放的過程當中產生。到了二次大戰戰後，兩國的命運更是相同，在戰後冷戰時期，兩國都因為外國勢力的介入，而遭受到民族分裂的痛苦，並且在民族分裂的結構上，兩個地方都形成了所謂國家安全為無上目標的國安國家。在國安國家上產生了非常嚴苛的獨裁政治，並且在這個獨裁政治下發展了經濟，付出了人的迫害和環境的破壞以及其他的代價。兩個國家在經濟、外交、國防上也都喪失了自主權，直到今天，我們都還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生活著。
　　認識韓國，認識韓國的知識份子，認識韓國的思想，對台灣知識份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今天黃皙英先生能夠來到這裡，直接與我們面對面，與我們交換意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機會。

問：夾處在民族（自決）解放和冷戰體制下，二十世紀第三世界文學的處境與經歷的軌跡？

黃皙英：
　　我是1943年在中國的長春出生，長春是日據時代日本扶持的滿州國所在地。光復後，我與母親到平壤居住了一段時間。在1947年我到了南韓，這意味著我是戰後世代，也是受過純韓文教育的「韓國語」世代。1960年我念高中時，參加了419革命運動，那時許多學生都失去了生命，因此在韓國，也將我們稱為419世代，我們認為419世代的任務是實現普遍的民主主義與祖國統一。
　　殖民地時代已經有很多（韓國）藝術家或作家都參加了抗日的民族運動；在滿州也有左翼作家（社會主義者）參加抗日運動；在中國上海以金九先生為領導中心的韓國臨時政府，也進行了一連串的抗日運動。經過1919年三一運動之後，日帝對韓國的殖民方針修改為文化政策面向，這段期間，在韓國可以發行報紙或雜誌。當然日據末期，部分韓國作家有親日行為，但還是有很多文學家因抗日入獄或流亡海外。
　　1950年韓戰之後，從南韓的李承晚政權迫害以金九先生為領導核心的上海臨時政府的人員來看，李政權並未繼承當年在上海的臨時政府法統，故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或進步的自由主義者都紛紛到北韓。至於當時南韓的主流文學則是親日反共的，這些以親日反共為創作內容的作家，也都曾在日據時代表現出親日的行為。經過1960年學生419運動後，經過戰爭的迫害而生存下來的南韓文壇作家，例如詩人金東業與金鄒容，開始反省著主流文學親日反共行為。
　　到1960年代末期，南韓朴正熙政權的軍事獨裁越來越嚴苛。從那時候起，作家們開始著手撰寫南韓經濟開發下被迫害農民的故事。南韓現代文學史家們認為，70年代詩人金志和的「舞者」與本人的「客地」，是開啟民眾文學的代表作品，「民眾文學」這個用語也普遍為人們接受。所謂「民眾」的含義是：佔據國民絕大部分的農民、勞動者、都市貧民以及有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作家們開始著手創作有關「民眾」的作品，進行反維新體制。我擔任的角色是現場戲劇的工作，以韓國傳統的假面劇或人偶劇為表演形式，在一個較小但開放的院子進行表演。
　　1970年代中期，我們經歷過路線的紛爭，形成前衛部隊派，主張進行地下工作；另一派則主張更靠近群眾。而我選擇的是後一個路線，也就是靠近群眾這條路。我們到農村人口較多的全羅北道、南道等地區設立農民學校，也開始巡迴全羅南、北道、慶尚南道等地區做群眾啟蒙的工作。
　　1978年到光州開辦了一個民眾文化研究所，這裡面有前述所說的戲劇宣傳隊，並介紹書籍給群眾閱讀，更設立讀書會、女性會，還到工廠附近設立夜間學校。透過這樣的組織工作，光州這個地方開始活化。1980年，在朴正熙被暗殺之後，新軍部成立，實行軍法統治，光州開始有市民運動起來反抗，這就是後來的光州事件，這時大部分的活動都是由我們這個研究所開始策劃的。
　　維新體制之下，大部分的作家都屬於自由作家文人協會，這個協會是由從國家御用的作家協會中脫離的作家組成。八０年代以後這些文人組織越來越擴大，形成韓國文學界的主流。由於時間的關係我暫時先講到這裡。
陳映真：
　　我虛長黃先生幾歲，我生在1937對日抗戰開始的年代。台灣光復的時候，我正讀小學二年級，因此我差不多目睹了40年代的情況。我們可以從黃先生的報告中知道，同樣在嚴峻的戒嚴體制之下的南韓，70、80年的文學卻有那種意氣風發，貼近人民群眾、關心國家民族、炙熱強勁的實踐力量，這是台灣文學完全不能比的。僅管如此，我仍相應地介紹一下台灣走過的道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自救運動中，有1912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4年的北伐革命。其中，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文學的影響非常巨大，它打破了舊的語言與文學，發展了新的文學，並且跟韓國一樣以反封建、反帝為運動主要的命題。五四運動很快的傳到了被日本殖民化的台灣，在其直接的影響下誕生了台灣新文學運動。
　　台灣也與韓國相同的，在1915年最後一個武裝抗日玉井事件結束後，日本開始對台灣採取懷柔的政策，台灣有了辦報紙、雜誌的可能性，台灣的新文學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到發展。與黃皙英先生剛剛所說的，韓國在1919年三一事件慘烈的反抗以後，日本才相應的採取相對開放政策，使得韓國新文學得以誕生與發展，在這點上台灣與韓國是相類似的。韓國文學到1930年之後，受到日本當局的鎮壓，部分的韓國作家紛紛逃亡或被捕投獄，這時也發生了韓國作家在日本高壓的政策下轉向附和日本當局的問題，而台灣在當時也產生了皇民作家，但在人數上相對是比較少的，作品的品質也很壞。1931年以後，台灣的抵抗運動大致沉靜下來，只剩下文學界在大眾語、大眾文學上繼續做抵抗，所謂「台灣話文」就是大眾語運動的一部份。
　　台灣光復以後，從大陸來的進步文化評論家、學者、文學家與台灣當時進步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共同形成一個文化空間，一起辦雜誌、辦報紙。1946年以後，全中國展開了反對內戰、反對獨裁的民主化運動，這個運動也影響到台灣，1947年二月事變前一個月，台北學生發動了反美，抗議沈崇事件運動。至於二月事變（二二八事件）我個人認為是一個要求民主自治的民主化運動。到了1949年，國民黨對於學生要求民主化的運動伸手，就是百來位台大、師大學生與幾位作家被逮捕的「四六事件」。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至49年即使是在血腥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文學界仍然很勇敢的與外省作家進行了一項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討論，討論的問題集中在反省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極限性與可能性；第二是從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出發，來建設台灣的新文學；第三是討論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一般性如何辯證統一的來看，等等的問題。這些討論，第一次把中國30年代左翼文學帶到台灣，不幸1949年的四六事件使整個的運動遭打壓下去。
　　1950年韓戰爆發，台灣就編入世界冷戰前線，成立了國家安全體制的國家，整個的左翼文學遭到全面的打壓，進行了全面的整肅，殺了七、八千人，關押兩三萬人。從此，反共抗俄的文學與現代派文學或是超現實主義的文學，從19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統治著台灣的文學界。在這裡也必須說，雖然50年代至70年代台灣現代文學與超現實文學是從美國移來的，可是也有一些素樸的現實主義者，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有：鍾理和描寫台灣50年代以後的農村；其次是黃春明先生，描寫台灣社會轉型期間社會農村的底層民眾，並對這些民眾展現了高度的深情厚愛，讀來非常動人，另外他也描寫外國勢力來到台灣以後的諷刺作品，如〈我愛瑪麗〉或是韓國熟悉的〈莎優娜啦再見〉；另外王禛和也描寫了一個鄉下來的糊塗年輕人，在跨國公司裡面遇到的一些矛盾；我個人也有一些這方面的作品。
　　這樣看起來，韓國的歷程與台灣的歷程顯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顯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戒嚴體制下，台灣的文學界基本上是沉默的，日據時代台灣的抵抗運動是伴隨著文學運動同步而行，而戰後的民主化運動，台灣的文學界相對的比較冷漠，較之於韓國更是如此。雖然，台灣的文學界在60、70年代也描寫台灣農村與民眾，描寫了跨國公司的問題，諷刺了越南戰爭台灣變成美軍休假中心的各種情況，比起剛剛黃皙英先生所說韓國文學界強烈實踐性、思想性與理論性，台灣是遠遠不及的。
　　直到1970年台灣的文壇才突然產生變化，那是受到1960年代末期美國學運左頃化，一些港台到美國的知識份子也跟著左頃，開始張開了對新中國的眼睛，開始研究中國革命，重新認識30年代的左翼文學。我們都知道50年代以後，30年代的中國文學和日據時代的文學在台灣都是被禁止的，因為那時代的文學都是左頃的文學。這件事影響了兩個運動，一個是1970年至1973年對現代詩的批判，在這個批判中，提出詩歌應該有自己的民族形式與風格，應該用大眾都懂的語言來寫，反對惡性的、外來西化的文學；另外一次是1977年到1978年所謂的鄉土文學論爭，提出大眾的文學，文學應該寫一般的民眾，用一般民眾懂得的語言來寫，以大眾為主題的文學，並且提出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這樣一種看法。主張台灣文學應該有中華民族自己的形式風格，也提出了非常素樸的理論，認為台灣經濟是殖民地經濟等等。一般說起來，50年代到70年代主流的文學是親美的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它的支流才是素樸的現實主義文學。以上是我的簡短說明。
黃皙英：
　　韓國有一個「文學作家會議」的團體，當我們派文人到海外開會時，不說我們是民族作家而是改成民眾作家。為什麼我們不用「民族」呢？提到民族主義總是讓人聯想到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即是為了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利益可以犧牲別的民族的利益。我們卻認為西方的民族主義與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是不一樣的。為了不引起誤解，我們內部雖然討論民族主義的問題，但卻又不好使用這個用語。但是無論如何，南北韓的統一問題又是民族的問題，故一但涉及到南北韓的統一問題時，卻又不得不提。
陳映真：
　　我想民族主義在台灣是一種罵人的話，特別是受到西方影響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說法是民族主義是獨裁者拿來利用的口實。實際上，就像黃皙英先生剛剛所說的，民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強大國家的民族主義，像拿破崙、柴契爾、雷根。或是現在的小布希，他到處說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都與其國家利益有關，並藉此出兵、經濟封鎖，就要這樣那樣。
　　面對強大國家的侵略，若小的國家必將興起另一種民族主義與之對抗。這也是從國父孫中山先生以來，再到毛澤東一直到今天都存在的命題。在美國干預下，台灣成為美國戰略基地的前線，從而使兩岸民族分裂。因此作為台灣的進步知識份子，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克服由外力干涉下造成的民族自我敵對、對立。在這個意義上，我明白清楚的說，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我們很多左派的朋友認為左派應該講的是國際主義，不是民族主義，這是是是而非的說法。馬克斯與恩格斯很早就支持波蘭獨立運動、德國的獨立運動、愛爾蘭的獨立運動。馬克斯認為，一個國家若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就無從成長，無從發展。
　　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是否帶來殖民地國家現代化的先機，這也是現在台灣很流行的一個說法。實際上，有兩點要說明，遠遠在日本帝國主義未來台灣以前，清廷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台灣已經有全中國最具現代化的建設，它鋪過鐵路，有礦產、郵政局等等的現代化措施，這也是當時全中國所沒有的。因此把台灣的現代化歸於帝國主義殖民的統治，這是不現實的；第二，帝國主義有兩面性，它有建設性的一面也有破壞性的一面。它的建設性，比如日本在台灣發展米糖經濟，但其目的也並不是為了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福祉，而是為了帝國主義的發展。日本人走了，留下了水壩，留下了鐵路、公路，這不是它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所留下的，而是因為戰敗，這些設施搬不走，不得不留下來的東西。所以我們應該瞭解到，殖民主義留下來的好處，不是它的真心本意。在破壞性方面，殖民地所帶來的殘酷破壞，比方說對人格，對民族的差別待遇，對思想、政治運動的鎮壓與殺戮，這反而是它蓄意的措施。
　　此外，談到民主我覺得在台灣經常只解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就像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歷史，一般人都僅從50年代的「自由中國」運動開始算起。實際上，前面的五年，特別是1946年到49年這段期間，我們也應該稱為民主運動，當時全中國的青年學生熱烈起來反抗蔣介石的獨裁、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卻遭到逮捕殺戮。這樣的民主運動不只在大陸發生，在當時的台灣也受到影響。
黃皙英：
　　聽到陳映真先生關於殖民地現代化的說法，我發現台灣與韓國有非常相似的經驗。對於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有一個賊掛著梯子要進入別人家裡偷東西，用梯子進入後，將屋內的東西全偷走了，但是卻留下梯子，這才是殖民地近代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