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韓國與台灣同樣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於皇民文學要如何看待？

黃皙英：
　　我認為文學是個人的行為，所以皇民文學是作家個人的問題。問題在於長期以來皇民文學這樣的事情不公開，不反省。我們每次都抗議日本歪曲教課書的事情，但是我們韓國社會內部卻不反省皇民文學，甚至是親日的行為。韓國一些有改革形象的國會議員，曾公開一份親日名單，這個名單中有韓國大報《東亞日報》與《朝鮮日報》的老闆，因此引起很大的注意。所以說在韓國皇民文學尚未公開、正當的評論，所以很大的問題是，當時受到日本總督府讚賞、鼓勵的文學作品，有些亦刊載在韓國的兒童書籍上。這些問題在韓國都未得到解決，與韓國的上層階級親日很有關係。
陳映真：
　　關於皇民文學的問題，我同意皇民文學家也是一個受害者這個說法，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害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受害者。所以，我們不主張給他們戴高帽子，拉到街上去批判、侮辱他。台灣目前的現象，卻是要把皇民文學合理化，說那個時代誰不寫皇民文學，就好像在蔣介石時代誰不寫反共抗俄文學，用這樣的理由來合理化。另外一個合理化的方法，認為皇民文學是台灣作家對於日本現代性的傾慕，覺得自己落後而日本進步，要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像這樣的說法是令人無法接受的。索性台灣皇民文學作家只有兩人，一個是陳火泉、一位是周清波，像周清波到死都認為自己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
　　我認為這是可以原諒，但不能翻案，不能遺忘。一個民族喪失了自己的靈魂，使文學精神荒廢到如此的地步，憎恨自己的血液，千方百計要將自己改造成潔白高貴的日本人。因此這樣的文學作品，可以不公開批判，但也不能趨於維護。我對韓國文學不熟悉，但當我知道1931年以後，數量頗多的韓國作家向日本傾斜，我非常的驚訝。因為戰後的韓國文學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反對日本、美國帝國主義堅決的態度，與戰前的態度是完全不能比擬的。
　　在台灣有少數人甚至認為，日據時代日本作家寫的那種神秘的台灣穿旗袍的女性，在芭蕉樹葉下若隱若現的作品，也應該歸納為台灣文學，因為這種作品表現出對台灣的一種熱愛。像這樣的情形，我認為都應該加以批評。

問：在兩位的論述裡，反覆提及帝國主義這個詞，例如美國帝國主義是一種文化霸權、日本也都被稱為帝國主義，那麼帝國主義是什麼？較之於中國、北韓，帝國主義的命題與這兩個地方有無共通性？

黃皙英：
　　「帝國主義」這個詞本身就一直在變化當中，面對美國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處於完成的階段，在歐洲，已經自己形成歐盟。而我們所要討論的東亞聯盟有左右派的不同，如過去以日本為主體所提出的「大東亞經濟共榮圈」，反對者以亞洲的社會主義實踐來抗衡。像台灣、韓國、菲律賓、印尼則是透過民主主義的實驗發展起來的。為了對抗或牽制以美國為主的世界化、全球化，我們必須找出一些方案。以一個外國人立場，我不能對兩岸關係應該如何表示意見，但是有一點不能忘記，在亞洲中國與日本有著非常重要的位置。我認為只要日本或中國情勢有所變化，亞洲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韓國經過1987年六月抗爭之後，西歐所謂的「市民社會」誕生，這個市民不是以往階級的意涵，「市民」是近代社會實現民主主義，與行使主權的一個概念。日本的知識份子認為，日本是在六０年代透過反越南戰爭誕生市民階級。我希望台灣也擁有自己固有的市民認同，形成獨特的市民社會，如此才能對等的與中國大陸的市民作對等的交流。如果台灣本身無法形成市民社會，台灣在可見的未來將不可能存在。也只有台灣形成市民認同，才能對等的與大陸交流。我們對北韓也是堅持同樣的理念，我們那些強烈主張南北韓統一者並不是主張要馬上統一，而是透過交流與接觸讓南北韓間的社會逐漸相似。這種自然的和解，古文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我與陳映真先生以及坐在後面的作家藍博洲先生，一起參加了在韓國舉辦的「世界和平大會」，會場上宣布了兩件重要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完成南北韓作家文集共一百卷的發行，雖然北韓作家小說不管在意識型態或想法上與南韓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們還是努力的將他們編成合集。另一件是成立電視頻道，雖然南韓金大中政權屬於過渡性質，但卻也在形式上具備民主主義的形式，因此已容許給我們一個衛星頻道。我們有三十個市民團體合開了一個CTV頻道，這在美國或歐洲都有前例可循，這個頻道涵蓋中國三分之二面積與日本全境以及韓半島全域，同時我們也具備了FM與網路傳播，到目前電視一天播放三個小時，預計從明年開始全天播放，我們希望透過電視傳播這樣一個頻道來形成東亞的連帶感。
陳映真：
　　帝國主義從社會科學上來說有一定的定義，粗淺的說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重商主義時代的為對外擴張，主要是掠奪物資，比方說西班牙人、荷蘭人到台灣來，他需要的是台灣的鹿皮和農產品，他們不在台灣搞生產因為當時的生產方式還未工業化，澳門也就是在這個階段裡形成的殖民地；第二階段是十九世紀發展起來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需要殖民地來取得勞動力、取得原料、取得傾銷的市場，這是屬於第二階段。為了要區別這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一般都稱為殖民主義（Colonism）；第二階段也就是十九世紀台灣割讓給日本與韓國被日本合併的這段時期，叫做帝國主義（Imperism）；第三個階段就是剛剛黃皙英所說的從戰後60年代逐漸形成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構造。
　　今天在台灣甚至在大陸有不少知識份子在歌頌全球化，認為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消費、自由投資，就會帶來自由的選擇，民主與自由就會成為普世的價值。實際上，資本主義形成的世界體系，等級差別是非常嚴格的，先進的、大的國家與次先進、次大的國家跟大量貧困的國家之間有不可逾越的藩籬。大的國家是靠著對科學技術、資金跟金融操作技術，和現代化殺傷武器的獨佔，來取得所謂的全球化。實際上，在全球化的兩極對立落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此，在這個階段學界有一個名詞叫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從這個三個範疇來看，北韓並沒有對外輸出資本去掠奪別人的國家，中國也是一樣，如果不把台灣當作中國的一部份來看，而是把台灣和中國經濟分工當成一個民族的內部分工來看的話，帝國主義恰恰是台灣而不是大陸，因為台灣向大陸進行資本跟商品輸出，向大陸進行資本主義，並且榨取大陸超廉價的勞工。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構造裡面，東亞地區有共同的問題，有民族分裂離散、有被美國當作戰略前線基地、有對美國政治經濟外交附從，有戰爭危機等等的問題。所以東亞地區的作家、思想家和學者，可以共同團結起來，從事創作與思考，抵抗虛構的全球化，來維持這個地區固有的傳統語言文化，形成弱小者的全球化。第三世界邊緣地區，如今天的印度、東南亞、中南美洲、中東，已經出現了世界級的批判西方帝國主義的學者與思想家，全世界反對虛構的、霸權主導的全球化的，關心這個議題的作家、思想家、學者，團結是很重要的。而今日台灣能夠邀請到優秀的韓國作家前來，意義非常重大。

問：黃皙英先生開宗明義的說，韓國文學界認為亞、非、拉美過去同樣面臨近代化的問題，他也提到未來寫作方向也大概以在地化、以描寫敘述地方性、區域性的、在地的各種傳統出發，來作為對抗全球化與反省全球化的策略。但韓文作家除了面臨冷戰時期留下的民族統一問題之外，事實上，韓國幾年前就已經申請加入OECD，已被世界認可進入工業化國家，進入了富國俱樂部，也就是說，韓國近代化的命題已經完成。目前，亞、非、拉美在整個世界的體系中地位已各有不同，黃皙英先生真的認為未來文學上的策略，以地域性的亞、非、拉美概括代替第三世界、或描述在地的傳統文化，就能夠簡單有效地解決全球化或其他的嚴重問題嗎？

黃皙英：
　　以前，第一世界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第二世界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冷戰體系已經結束，已經不存在這個地區，所以過去我們說的第三世界是指這兩個世界之外的世界，既然第二世界已經不存在了，我覺得第三世界這個詞也已經沒有意義了，並不是要以地域性的概念代替第三世界。冷戰後，全球已被資本主義全球化了，所以，第三世界也變得沒有意義了，但是，亞洲、非洲、中南美洲之前的特色還是存在，這些地區的情況在全球化之下變得更不好了，我們從阿富汗的例子中可以看到這些不利的條件是多麼嚴重，韓國文壇透過國際網路，對他們表示支援之意，雖然亞、非、拉美地區的事情我們不可能全部都管，但是，我們的基本立場事先從亞洲開始，這是為了更具體化我們的作業。

問：二十世紀九０年代，因通訊產業更新，引發了新一波全球化現象，所謂第三世界的文學家面臨普世性與在地性的激辯，是否對於第三世界的文學產生隱憂？作家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前景又是如何？

陳映真：
　　現在非常樂觀的說法是全球化是未來世界的福音。可是，實際上馬克思很早就告訴我們，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帶來高度發展的商品拜物主義，使得人類的心靈、精神、文學、藝術面臨困境，先進國家雖然享有非常大的、人類歷史不曾有過的財富，可是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面，在充滿苦難、矛盾、民族離散、民族內戰、衛生教育的不普及、文明這麼多問題的社會，恰恰好他們才有力量思索人的問題，思索人的本質的問題，思索人的解放跟自由等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麼最近幾十年來，第三世界學者，或者在關於發展社會學的理論上，向東方主義的興起，或者在文學的作品上，都取得了非常高成就的原因，因為只有處在如剛才聽眾所說的第三階段，這種地位的人，才能夠有力量、有需要思索人的問題，思索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解放，從這裡出發的學術思想與文學，一定能戰勝飽食的社會所留下來的虛無、只寫情慾的文學。只要文學存在的一天，對人的關懷還是主要的文學課題。
黃皙英：
　　不管第三世界的名詞怎麼樣來，我重視的是冷戰體系結束後，美蘇以外小國家的處境。就像台北站到台中站之間如果沒有其他小車站，並不是完美的事情。陳映真先生一直強調第三世界文學的意義，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記被排除在強大國之外的這些小國家。其實，台灣與韓國嚴格說來已經不屬於第三世界地區。但是，台灣和韓國還是受到很多外來的強烈干涉與支配，兩地的國民也都很努力建立市民的認同，這一點上仍有所謂的第三世界的特性。雖然，現實上的社會主義已經結束了，但社會主義的命題還活著，還是活化的。問題不在用什麼用辭、概念，重要的是我們心裡的希望。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完全同意陳映真先生剛剛發表的看法。

問：請問黃皙英先生，離開都市到鄉村去認識人民，重新從他們的生活中去尋找寫作材料、生產文學作品的過程。我覺得這是所謂的民眾作家很重要的一部份，在台灣農村與韓國一樣日漸荒廢的今天，我們很需要您為我們和現在從事寫作的台灣作家，帶來這樣的經驗分享。

黃皙英：
　　我接近民眾的經驗很多，不知道從何說起，先說一個故事。七０年代，我偽裝成一名勞動者去工廠就業，工作的地方是一個日本企業的下游工廠。那時，我因為戴眼鏡的關係，去求職屢屢被拒，因為戴眼鏡的人通常被認為都很會讀書，我講話時常提到英文，也是當時常被拒絕的原因。所以我想，想跟大眾拉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民眾講同樣的話，持同樣看法也很重要。
　　和我不同的另外一個例子是我的一位朋友，這位運動家現在是在野黨的一位國會議員，他看起來好像不良份子，所以在貧民街沒有受到排斥。我的作法是讓民眾知道自己解決事情的方法，現實主義的小說要走的路也是這樣，讓讀者當起自己生活的主人，不是口號，是實際上的根據，就小說情節讓讀者自己學習思考解決問題之道，才是現實主義作家要走的路。
我這次來更瞭解台灣，也反省自己，為什麼到現在韓國進步知名作家沒有更熱切瞭解台灣作家與知識份子的情況，我希望以後能有更密切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