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標（１９３６－１９８５）是一位數學家、詩人、文學評論家、電影評論員戲劇學家。可是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大雜家。

　　　唐文標的興趣、才華都很廣泛，嘗自稱台灣第一雜家，他談詩、說武俠、評張愛玲、搞影評、論戲劇….幾乎是無所不談的，但是我們似乎很少看到他正正式式地談哲學、論宗教，也就是很少看到他談「人學」。事實上他談的那麼多，每一篇文章或多或少，或明或隱都只在談一個問題：人要怎樣地成為人，歷史要怎樣地向前行。人要成為人，歷史要向前行，這就是他的「人學」，就是他在談詩、說武俠…..的起點，是他一切文化批評的基礎。
　　　　　　　　　　　　　　　　　　　　　　　───摘自陳忠信《亦狂亦狷一大俠》

　　他生在中國的廣東開平鄉下，少年時在香港長大，青年時在美國讀書。他喜歡文學和歷史，可是後來轉去讀數學系。以後雖然成爲美國大學的數學教授，最後還是回來搞他的文學和歷史。他生命最後的１２個年頭是在臺灣渡過。他熱愛臺灣的土地和人民，最後奉獻了他的生命，死於臺灣。

心向祖國

　　１９６１年，唐文標在美國伊利諾念數學時，人在美國卻心向祖國。他在給好友曾仲魯的信上說：　　

　　　……但我們的中國呢？我們能說什麽呢？於我，中國一直是一個死氣、無聲、貧乏、蒼老、病痛、麻痺、……一個平坦的劫後廢墟，將古代文明長供在神臺上。我們甚至看不見香煙迷霧中還有人和生命。一想到中國，便好像有哭泣的必要。啊！再多幾本四書，幾篇唐詩宋詞，便可以瞭解世界嗎？通過對它一種像神般的隔離，便可以帶給它生命嗎？也許我愛中國不過是因她的苦難，我也一直和她同在。或遲早我知道我一定要投入它那裏，那裏已是一片風雪，一片洪水，而我定能毫不吝嗇地在其中浮沈，因爲我深信我們仍有新的夏、商、周，新的唐、宋。只有我們努力下去。啊！朋友，讓我們說，在那裏我們再見吧！

　　１９６８年，文標獲得伊利諾大學數學博士學位，被聘任爲沙加緬度的加州州立大學教授。１９７２年他在臺灣大學任客座教授。
　　１９７４年在從臺灣客座回來美國後，他便打算辭去在美國的教授職位，長期赴台教書。來台後就在政治大學教數學。

　　　唐文標之認同中國與他之認同台灣人兩者的立足點，皆出於對弱勢者的同情。這種同情無疑是帶有三十年代中國人道主義的傳統。令人感傷的是這可貴的傳統到了八十年代之後，到處都已扭曲變質或飄零殆盡。唐文標的去世，也許標誌這傳統在台灣的結束。
　　　　　　　　　　　　　　　　　　　　　　───摘自黃武雄〈勇往直前的唐文標〉

　　一些朋友對他的離開美國舒適安定的生活，感到奇怪。在他的《我的詩生活》中，他透露了他的想法：　

　　　從衆生不成道，我亦不成之中，我想起了「集體救贖」這個故事來。我更體會到古人建築萬里長城時的心情了。原來把桃花源擴大到人間來啊！實在，我並沒有再攜帶什麽負擔，我重回人間去，那裏該有我的衣食，我的天國。一個古代禪師，他也出外流浪，找尋他的「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最後我們發現他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鄉小村中，修橋築路過一生。他在人叢中成爲人。你聽到這個無名的故事嗎？聽到「佛向世間求，要向世間覺，離世而求佛，猶如兔求角」嗎？生命在哪裏，愛在那裏。我是那麽愛佛性即人性，集體救贖的感動。兄弟，作夢是不需要勇氣的，生活下去却需要有耐心和勇氣。

　　唐文標１０歲以前是在廣東珠江三角洲的農村生活，以後住在香港７年，上培英中學及新亞書院讀中國文史，然後移民到美國，住在舊金山、柏克萊、紐約……幾個城市做「世紀的漂泊者」。有些到美國的華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識爹和娘」。他怎麽會對中國有這麽深的感情呢？
　　他說：　　

　　　……在我的成長年代中，我經歷了中國多災多難。百年來，西方列强對我國政治和經濟的侵略，甚至於文化上的霸佔局面，帶來了全國的貧窮和饑餓、自卑和恐懼、戰禍和盜賊……，我們中國母親一直抬不起頭來。是的，住在醫院裏的人，沒有不病的理由，在我童年的時候，正是反抗日寇侵略戰爭的最後關頭，我們的國土淪陷，在戰亂中，沒有種植糧食的田地，也沒有培養國魂的學校；我們那一代的人遭遇的是艱苦的奮鬥。我們的生理和心理，因受到外國侵略者所加的殘害，幾乎得不到正常與健康的培育。
　　　我特別回想到童年時我們心理健康的情形。
　　　是的，貧缺的糧食使我們體弱，匱乏的醫藥使我們患病。但是，最後使我們能堅持下去，掙扎著爬過黑暗的年代的條件是，我們有健康的心理。在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下，思想貧血才是死。我們上一代的先驅者致力於醫療的，正是這種「心理病」……』

　　以上是他在台中中國醫藥學院的演講，最後他說：

　　　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同心來建設中國！這一代年輕的醫藥學者，要居住的地方不是美國，也不是已有太多醫生的大城市，而是臺灣的每一個角落，中國的每一個地方。我們要建設一個全民身心健康，要建設一個健康的中國。

燃燒生命

　　唐文標在１９５９年寫《年輕的先驅》引了法國作家紀德的話：『如果說我們的靈魂有什麽值得稱述的話，那麼說它燃燒的比別人熱烈吧！』
　　這令人想起了高爾基類似的話：『生命就像一根木頭，不能燃燒就會腐爛。』
　　文標是在把他的生命燃燒。
　　雖然他年輕時，在香港讀的是教會學校，可是他卻沒有宗教的信仰。他坦誠地說，對宗教一點都不懂，可是卻很佩服那句話：『衆生不行道，我也不成。』像耶穌總與最苦的人在一起。這影響他以後總是同情低層及弱勢團體。
　　唐文標對於在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楊逵非常敬重。楊逵戰後被關禁在火燒島很多年，他寫的《壓不扁的玫瑰》曾是臺灣學生熟讀的文章。年紀大了，在台中『東海花園』當花農過貧苦的日子。
　　楊逵在一次文學集會談起文標第一次來看他，當時他聽不懂文標講的廣東國語，覺得這個人是有些怪，要離開時從衣袋裏拿了東西塞在他手上，後來一看，才知是一疊鈔票。
　　事實上，以後文標每有到台中去，總不忘記去東海花園看楊逵這位他敬重的老人家。每次離開時，總背著他人，把錢塞給楊逵。有時，文標在東海大學演講，楊老先生來聽，文標會請所有的聽講者先向老先生致敬，然後才開始演講。
　　１９７２年，他批評在《中外文學》登的劇本《武陵人》：　　

　　　……但我們反對「爲受苦而受苦」這種觀念，一定要在受苦中才可以夢見天國的話是幻想的失敗主義論調，若我們做錯了事，若我們的環境還未十全十美，那麽我們去認錯，去改正自己吧！我們希望天國就在我們這一代出現，最少我們努力朝這方向走。老實說，我們已倦於一代復一代的渴望天國，也不想把「希望世界和平，人民安居樂業」這類話留給我們的兒孫之輩再說。我們要固執地相信，天國是可以在我們這個地方，這個世紀，我們中間出現的。我們應該勇敢地去接受它。
　　　黃道真是代表了這一代少數知識份子的想法。他們太個人主義的想著自己的小問題，整日將「存在」，「知道自己」，「活著爲什麽」，「天國在那裡」等等抽象問題掛在口中，而不知道人類歷史，國家社會所傳下來的責任：要促使社會進步得更好更快，要幫助這世界更民主、更自由，要所有人活得更舒適、更快樂。其實，只要投身社會工作，這些蒼白的苦悶的象徵就解决了。而我相信對讀書人來說，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放棄知識份子自以爲了不起那種高高在上的傲態，切切實實的工作。…知識是社會的，知識份子不過是管理它的工作人員，可利用他的服務精神，把它還給社會，與社會同甘苦。而不是把知識佔有，並且當作一種特權來欺侮其他社會成員。

　　有一次和一位臺灣的教授談起唐文標。他說他不明白唐文標爲什麽要留在臺灣。我可以瞭解他的想法，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七０年代的許多人嚮往到美國去，臺灣許多菁英更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而唐文標卻是怪，和許多人的想法不一樣，可以成爲美國公民，卻不去申請當「美國人」，他到去世爲止，還是「中國人」。
　　文標他自己解釋他來台灣：
　
　　　是我要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還是第一次真正的到台灣來。我確實可以完全接受這地方的。台灣跟我生長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很相近。我甚至以為我一下子就可以變為這裡社會的一份子。
　　　初來的日子，心中太高興了，意氣飛揚，精神充足，到處結交朋友，大街小巷的入鄉隨俗，有時，我簡直分辨不出，住在美國多年的草率和封閉世界裡的人，怎能一下子便和台灣含蓄但溶合的社會相結合在一起？

　　他在臺灣開始學講臺灣話，看歌仔戲，聽哀怨的南管。在攤販上吃陽春麵或蚵仔麵，他衣著隨便，喜歡穿拖鞋。人們稱他『大哥』、『唐大俠』、『老唐』、『唐某』，卻很少人稱他『唐先生』、『唐教授』。他在臺灣除了教數學、教統計作育英才外，他也編寫中國數學史的講義，以及替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數學傳播》寫一些數學普及的文章。他有兩篇以數學的觀點去解釋臺灣老鼠會，以及國民生産毛額的文章，是非常好的結合科學及文學，又聯繫到社會現象的文章（見《唐文標雜粹》及《夏潮》第二卷第六期）。
　　在他的《實事求是，不作調人》的文章中寫道：

　　　爲了社會的更進步，爲了同時代人更幸福的生活，文學工作者必須配合社會進行的方向，在顧全社會大衆福利下著力，這才是現代社會分工制度下文學家的工作和責任。
　　　因此我反對「個人主義」的文學，反對「逃避現實」的文學。但是，我從未提倡什麽派別的詩作，也不會建議只爲少數人而寫作，我想那是詩人自己的事，他應自由地選擇爲社會工作的方法，然而，文學批評者亦有他工作的範疇，他應和其他文學工作者一樣，探討社會前進的方向，同時，他也應對同時代文學風有所認識，一方面幫助讀者去認識文學的各種表現，另一方面他也要幫助作者，去矯正可能歪了的方向，甚至庸俗的趣味觀。見仁見智，容或錯誤，但是批評者雖不要和作者爭口舌，比一日之短長，他卻無法不把所見所思公之大衆，因爲這歷史本是這樣過來的，各行各業的人團結起來，建設一個新世界。
　　　知識份子在這個社會，仍有他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在論文中寫：「幸福若今日我們不能爭取，明日會從詩中、小說中走出來嗎？知識份子在今日時代却仍有帶路的責任，亦擔負了犧牲的任務。」我的意思是說，在我們國家力求掙脫百年來帝國主義所枷鎖下的貧窮和落後，我們社會要求一個更民主自由的新時代。知識份子受國家的培植，作爲社會的‘先驅’，可以犧牲一點個人的自由享受，不要無禁忌幻想成仙，寫『避世文學，無社會良心的個人呻吟，發狂詩句』，知識份子應更進一步，探索新的途徑，去『建立一個活生生的，關連著社會、國家和時代人的，有生命力的新文學』。我想，我的文學就是一個愛這社會，也愛文學的人的文學觀。我雖然有我的偏見和頑固，我相信我仍本我的良知，誠懇地寫出我的見解。

　　我一直以為中國人都天生知道什麼是明哲保身。那是做一個中國人的基本本能，不是嗎？但是唐文標回答我的是一記當頭棒喝。他說：『做中國人也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一記棒喝，令我終生難忘，從此，我才知道做中國人，也是可以挺起脊梁的。
　　　　　　　　　　　　　　　　　　　　　　───摘自徐松梅《一顆又厚又細的心》

　　文標性格像武俠小說裏的『老頑童』。喜歡朋友，喜歡熱鬧，喜歡跟人起哄爭辯。可是在去英國進修前，有一個時期，他是有些孤寂的感覺。在英國給汪益的信，他說：『才小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作先生，一如但丁說，在這生命，中年有荷戟獨徬徨之感。』
　　他在另外一封信，感嘆地說：『在臺灣看來不易混，因爲人情太多啦！吹噓非吾願，馬屁不可求。』
　　從英國回來之後，他就有一種「急迫感」，覺得有許多事沒做，有許多書沒看，他托汪益先生，還有其他朋友，替他買一些歷史及社會哲學的書籍。可惜身體卻難耐苦勞，寫字也吃力，工作能力受到限制。文標常腹痛，在寫給當時在英國的汪益的信中，他說：『腹痛依然，可能是三代之下，誰不腹痛？不過生理比較難受而已，現已不太嚴重，可能是轉爲心病，相思病——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矣！……唉！人生在世不稱志，明朝散髮弄扁舟。唐某少而不當，壯不深思，老而無成……唐某言之，心胸爲之一悵。』
　　在他去世前兩個月，他住在醫院治療，出來後，人變得消瘦，講話會使頭部疼痛，晚上只睡三、四個鐘頭，沒有什麽胃口吃飯。可是見到好朋友，他就忘了要保留精力，忍不住就大聲講話。他想要研究臺灣的清朝民變；請陳昭容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圖書館印一些臺灣史的文章。
　　他去世前曾對尉天驄說：『人壞了，什麽主義，什麽方案，都會變質——先有人的墮落，才有藝術的墮落。』他想寫《臺灣新文學史導論》，希望用嚴重的詞句批評臺灣文壇——許多作家變得庸俗。
　　他希望寫了以上的東西，就不再寫這類東西，退隱江湖，老老實實地讀十年書，六十歲東山再出，寫幾本傳世之作。他說：『中國的政治我們沒有能力管，而且也管不了——現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寫幾部傳世之作，爲中國人打下一層文化基礎。否則成天鬼混，墮落，後來的人怎麽會瞧得起我們這一代？』可惜他的理想不能實現。
　　陳映真的輓聯正確地總結唐文標在回臺灣後所起的作用：

　　　您回來使睡夢的人驚醒，讓盲者開眼，教迷失的時代找到方向，
　　　臨終留言：深以中國爲憂；
　　　您大去使朋友震悼，讓夥伴悲泣，叫奔馳的歷史駐足，
　　　我們誓言：再不讓您爲祖國擔憂。

　　郭楓曾寫道：

　　　在這個人與人競利爭名達到尖銳而冷酷的時代，純真的愛心，不僅是至高的情操，而且也是維繫我們生活中精神層面的梁柱。世界越是混亂，對象越是迷茫，在溟溟濛濛中發光發熱，照亮一顆顆心寒的希望。”（《永恒的島》）

　　文標就是這樣以自己的心點燃他人的心。
　　唐文標在１９８５年走了。他逝世前留下兩句遺言：『我的朋友，國家留給你們了！』每一次，我看到他手寫的遺言，都會引起我淚水流下。我們這些還在世，還能工作的人，是否應該繼續他想做而不能做的事？
　　
　　路漫漫而修遠兮，我欲上下而求索。
　　風月如晦而昏暗兮，雞鳴報曉而驅魅。

【編按】本文摘自關博文編《我永遠年輕－唐文標紀念集》（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９５）。又文中小標係《夏潮通訊》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