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出生起，到高中畢業以前，生活在澳門，對於來自殖民地的欺壓與歧視，有一份素樸的痛惡。來台升學以後，意外地在就讀研究所時聽到林書揚先生的一場演講，題目是「台灣五0年代白色恐怖」。當時對於白色恐怖歷史，乃至於有關左統的各種理論，似懂非懂。但講者犀利的分析與有別於主流觀點的論述憾動著我，燃起內心想要一探究竟的慾望；另外，時值台灣２０００年總統大選，親眼目睹各種扭曲的政治論述高舉主體意識、卻流於高度排他、跡近種族中心主義的旗幟高揚，煽動著群眾的情緒。至此，更確定了我拍攝林書揚先生－－這樣一個歷史見證者的決心。這是拍攝紀錄片＜在團結的路上＞的原始動機。
　　影片藉由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坐牢最久的紅色政治犯－林書揚逾半生的牢獄歲月以及獄後猶能堅持在左統的道路上，以反映二戰後台灣５０年來反共謊言下的政治犧牲、意識污衊、以及一段真相被湮滅、人性遭覆埋的歷史。
　　這部影片，從選題、構思、企劃、蒐集資料到進行拍攝、結構與剪輯，到了最後完成階段，所經歷的，相較於在南藝紀錄所一、二年級所學得的經驗，可說是一種延伸、發展，其中卻存在非常巨大的差異。首先，從拍攝對象的選取，一年級拍攝身邊的同學、朋友；二年級先設定題材、再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而這部影片卻由於題材與對象相互間有非常緊密的內在關聯，從而引發拍攝動機，經驗可謂十分不同。
　　影片的表現方式，主要以拍攝對象直敘式訪談（talking-head）、輔以歷史資料影片，以分段形式結構影片。
　　在敘事結構上，以４段不同顏色的段落式敘述，呈現左翼理念及行動的相關意涵。放棄時間縱軸、採意識的橫向探索。以訪談為主要呈現方式，蓋因拍攝對象的特殊身分，希望透過口述方式回憶重大歷史事件及對其進行分析，期反映出其人格、與理想的堅持（或某種意義上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堅持）。
　　直到拍攝＜在團結的路上＞，我才稍微可以理解，一部紀錄片除了創作的樂趣以外的實質意義。它變成一種觸媒，引爆了我與紀錄電影的新的關係。回顧整個創作過程中，我才猛然的發現，格里遜所說的：「紀錄片是槌子，而不是鏡子」。至少對我而言，擺脫了對於劇情電影與紀錄電影的模糊分界、創作與社會實踐的間的曖昧不明。由於這部電影，我拿起了攝影機、又放下了攝影機，我是紀錄者、同時又變成了參與者。在兩年多的拍攝時間中，這兩種身分一直糾纏不清，才讓我得以從中反省到藝術創作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實際關係，兩者並不矛盾。需要思考的是，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到，要呈現給觀眾看的是什麼？是一個怎麼樣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