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供職於安徽省合肥市文聯專職作家的陳桂棣、春桃伉儷所著的超過三十八萬字的《中國農民調查》報導文學，據說於２００４年１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迅速被搶購一空，引起中共中央領導的重視，雖有反對再版的聲音，然而聽說至今已暢銷八百萬冊，並被評選為２００４年「最具影響的十大好書」之一，繼而又榮獲至目前為止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關於報導文學的世界性獎項──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首獎。
　　事實上，自２０００年以來，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相繼有了探討「三農」問題的書，就我所知有２０００年１月孟令偉著《中國農民宣言》（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李昌平著《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陸學藝的《三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及２００２年６月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向農民道歉》、《對農民讓利》、《給農民讓權》的套書。當然，其他還有不少專論，因我的接觸面有限，無法獲知及購得。在長期為台灣農民的權益及福利奔忙後，仔細讀完《中國農民調查》，才能更宏觀的觀照佔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中國大陸的農民，因而又增重了憂慮。大陸地區的「三農」問題關係著中國的政經改革，而中國大陸的政經改革勢必影響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及世界。
　　閱讀《中國農民調查》，是我多年來已少有的能一口氣讀完長篇厚書的經驗。此書和前面提到的有關「三農」的書之不同，在於此書是紀實型的「報導文學」。為此書作序的何西來先生說，「現代報告文學，是隨著現代傳媒特別是現代報刊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的文學樣式，它的基本特點之一，是紀實型的真實，而非虛構型的真實」，「在紀實型的真實這一點上，寫報告文學與治史，其實是相通的」，因此我們知道報導文學是介於歷史、新聞之間的文學形式。大陸的報導文學興起於三○年代，而在文革後的七○年代末又見復興，與「傷痕文學」成為新寫實主義文學的典型發展，而且已形成了可貴的傳統與特色。相較於報導文學在大陸的繁榮發展，台灣的報導文學的發展在九○年代後就顯得薄弱，台灣兩大報的報導文學獎已取消，曾經為報導文學盡力的陳映真主編的《人間》雜誌已在　　１９８９年停刊，台灣進入九○年代末的報導文學，以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最被廣泛閱讀。１９９６年人間出版社出版了任職於聯合國中文處的龔忠武所著的《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記述了龔忠武深入１９９１年大陸東北及安徽、湖南遭大水災、澇災為害的農村訪問，可惜此書在台灣開始「去中國化」的動作，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兩岸氛圍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回響。而九○年代以來，兩岸都如陳桂棣在此書引言中所說的：「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至２００２年１月，在大陸，李昌平出版了《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寫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後，「三農」問題才在逐漸西化的知識份子中引起了注意及思考，驚醒了在改革開放後對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化」、「現代化」懷抱了希望，落入其陷阱與誘惑，其實是逐漸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思考的知識份子。至２００４年１月陳桂棣的《中國農民調查》，我們才在這本被定位為報導文學的作品中，比較全面的、完整的看到了中國政經結構的演變過程，在中國的內憂外患中，在農民上訪，知識分子下鄉的互動過程中，中國其實一直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這本書讓我們理解中國為什麼是毛澤東所說「中國的事得慢慢來」的中國特殊國情與特色，也讓我們知道毛澤東晚年在遠離了「調查」的實事求是的方法與研究後所做的一些決定，造成了中國農民的犧牲與負擔。
　　此書以改革開放（１９７８年）後，從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８年發生在安徽省貧困區及洩洪區農民因反抗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而與村、鄉、縣幹部發生衝突的事件開章，例如１９９３年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民丁作明，為「減負」反對村幹部亂收費，而被前村長及村支書記聯合設陷在派出所活活被打死事件。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臨泉縣馮廟鎮王營村選出清算村委會帳目的代表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與村、鎮、縣委幹部週旋，至整村的人大部份為逃離追捕而棄地逃亡，終至發展為在永定門有縣民李新文跳樓自殺，部份村民在天安門廣場向國旗下跪的事件，此事驚動了中共中央及海外媒體。但反諷的是，後來被平反的村民代表王俊彬當選為村委書記後，到了２０００年，也因籌措村幹部工資與業務開支而向農民亂收費，遭到農民反抗及上訪控訴。１９９７年靈壁縣馮廟鎮「大高村事件」被面臨回歸的香港反中雜誌《動向》及《爭鳴》誇大報導為中國大陸農民「大規模暴動」。最令人震撼的是１９９５年１１月阜南縣中崗鎮沈寨行政區，村支部書記兼村長的沈可理，竟然持槍入屋向農民徵收提留款造成槍殺一人，傷二人的惡性案件，以及１９９８年固鎮縣唐南鄉張橋村小張莊的村委副主任，因曾作奸犯科，判刑未定又當上了副村長，為防止農民張桂玉等人的查帳，唆使其兒子打死了張桂玉等四人。在抑制此事宣揚的過程中，縣幹部甚至省幹部及法院，都避談村幹部亂收費及罰款的事實。而以上的這些事件之所以能終被廣為人知，與逐漸改革開放的風氣有關，幾位年輕的、有良知的新華社安徽分社的記者，因眼見村幹橫暴而心中不平與正義感而將這些事件的真相揭露，為農民抱屈為他們申冤。
　　這些事件都發生在一片「大好」的改革開放後九○年代的十年間，改革開放後農民確實好了一陣（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於是官員及廣大的城市居民就以為農民己富的冒油，各種稅賦不斷增加，於是農民又陷入了「增產不增收」的困境，這些裡裡外外，方方面面的原因，陳桂棣夫婦也在兩年深入農村的調查中向我們做了詳細的分析報告。從他倆的分析中，我們了解到為什麼中國的國情是特殊的，大陸政經結構的發展，和國際情勢是相連的；例如寫到人民公社成立的原因，書裡這樣說「但是，新中國剛剛成立，朝鮮戰爭就不期而遇，緊接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封銷』，面對內憂外患，當時的中國再不可能做到從容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而且，迫於那種形勢，我們這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似乎也只能選擇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國家工業化的積累，除了讓農村和農民做出犧牲外又似乎別無選擇。」「如果沒有一種特殊的制度和組織上的安排，任何政府也休想解決從高度分散的四億農民手中獲取農業稅剩餘所引起的矛盾，因此，（解放後—引者加）分到土地不久的中國農民，就在中央政府有計劃的組織下，從互助組、合作社，又從初級過渡到高級，最後走上了人民公社。」，由此我們知道，美國的經濟封鎖及後來的蘇聯撤走協助，使中國大陸成為被封鎖的「鐵幕」長達三十年，中國大陸為了保衛革命，不能不採取「要核子，不要褲子」的發展，整整犧牲了一代的農民，雖然三十年不負國債，但農民的犧牲與貢獻是可悲可敬的。例如１９５７年大水災，１９５８年的「反右」，都使得農民在「剪刀差」的比例中，以降低農產品價格，以「統購統銷」的配給制，以農業積累支應工業及各項建設的資本，而穩定了社會發展及共產黨的領導。而十年文革也是如此；例如１９８９年的稅費改革因天安門事件而延緩，又因１９９１年的大水災再次延緩，１９９５年的分稅法，導致縣、鄉鎮地方政府各種增加的行政項目，但收入反而減少，必須再向農民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而１９９５年的農民爭「減負」的衝突被誇大報導，而無法更宏觀的思考「世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的影響），又因１９９５年台灣放出「兩國論」，１９９７年香港回歸逼近及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大陸在天災人禍後，同樣面臨了新的內憂外患。諸如此類，《中國農民調查》為我們分析了我們一直陌生而難於理解的解放後大陸的歷史行徑。
　　沒錯，讀此書正如陳桂棣夫婦所說，「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然而他倆畢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讀此書除了讓人有無與倫比的沈重感，也寫出了「不能悲觀」的前景。他們以安徽省政府的一位參議何開蔭及河北省政府幹部楊文良為農村稅費改革奔波、受辱、歷經十餘年終獲肯定的過程，讓我們看到了在龐大的中國「體制內改革」的困難，何開蔭也認同了毛澤東「中國的事得慢慢來」的看法，因為縱使是深思熟慮，反覆辯證及試點辦理而後才決定實施的稅費改革制度，也會因「人」及各地區風俗的關係而在執行後有落差，也會顧此失彼，必須不斷地再修正。書中關於稅費改革的歷史，為我們分析了唐代的「兩稅法」、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火耗歸公」稅費改革，也為我們提供了中國歷代官民比例的數據，從西漢的七千九百四十五比一，到現代的六十七比一，看來怵目驚心，不禁想到詩經「魏風」中那首「碩鼠」，生動的反映了農民對於亂收稅費的地方官僚的臃腫與顢頇的不滿。
　　書中最後為我們提出了「黃宗羲定律」的思考，也強調了中國領導人要「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與解決「三農」問題的勇氣和決心。也為我們提供了多位長期以來投入農業研究的專家學者的看法。其中有些看法和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有類似之處。例如農民必須有自己的組織「農會」的看法。然而，具有百年歷史的台灣的農會，是台灣農民最龐大和完善的組織，也在台灣於２００２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之後，被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以商業金融的苛酷要求，以改革之名，企圖消滅農村金融及農民組織，變相的圖利財團銀行，在執行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近二百名鎮暴部隊圍著高雄縣內門鄉農會，與農民組成的「宋江陣」對峙，鎮暴部隊在接到「層峰」「不惜流血」的電話後不久，就把一名欲維護農會的老農婦打倒在地，頭血流於農會門口，導致農民與鎮暴警察的衝突。屏東縣長治鄉農會，也被二百多名鎮暴警察包圍，財政部與銀行聯手僱用怪手，打破農會金庫牆壁搶走金庫，農會員工與農民抱頭痛哭。台灣為了能同時與大陸加入ＷＴＯ的面子與「國際地位」不惜以「已開發國家」條件加入，只有三年緩衝期，為討好美國，什麼條件都答應，大量進口美國的稻米及水果，導致２００２年農產品價格下降三至四成，引起２００２年「一一二三與農共生」十二萬農漁民集結台北的大遊行。而中國大陸也在２００２年加入ＷＴＯ，但以「開發中國家」條件加入，有約十年的緩衝期。縱使如此，《中國農民調查》也在「市場不相信眼淚」的分析中，報導了農民自２０００年已開始自己想辦法解脫困境增加收入，但也正如書中所說「市場經濟，對許許多多農民來說，還十分陌生，並且有太多的『陷阱』」，「經濟學上叫作『合成謬誤』，即『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農民說：「你調，我調，他調，調來調去，大家的產品都賣不掉」，這如台灣農民也說：「台灣沒有三日好光景」相類似。
　　我們從此書中的調查報告及分析知道，中國大陸的政經結構與九億農民息息相關，也受國際情勢影響。世界冷戰結構的「武力」表相雖已解除，但在世貿組織（ＷＴＯ）的經濟較勁已開始，能源、媒體、尤其是糧食已是戰略因素。中國的、兩岸的農業發展，甚而是民主政治的發展，在這個後冷戰的結構中，若不能同心協力，還是會受制於外部形勢，而成互為內耗的不正常發展。此書在對中國大陸的「三農」調查報告中，也間接給我們這些啟示。
　　「農業靈魂的消失，是人類危機的開始」，文學也是如此。陳桂棣認為「文學對社會的責任不是被動，它不應該是生活蒼白的記憶，而是要和讀者們一道，來尋找歷史對今天的提示；因為中國的明天，只能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努力」。對於文學的功能，我們不得不想到魯迅棄醫從文，就是因認識到只有文學能拯救中國人的靈魂。於今歷史的發展，歷經「文革」的動亂與洗鍊，尚不能清楚歷史，或者文明，到底是鐘擺的，左右蛇行似的匍匐前進，還是染色體似的雙螺旋上升。此時此際，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確實是一部難得的，適時出現的、振聾發聵的報導文學作品，何西來說「我覺得應該把陳桂棣放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報告文學發展的這一主導趨勢和主要傳統中來評說」。上世紀九○年代以來，兩岸對於寫實主義文學傳統的遺忘，正如陳桂棣說的，和「對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徹底的一件事」，然而從「紀實型的真實」的報導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及「非紀實型的真實」的文學作品小說《狼圖騰》的廣被讀者閱讀，已為寫實主義文學新的發展及做為文學的主流傳統，顯示了一些新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