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春天，唐文標回臺灣，我們在漢中街幼獅藝廊不期而遇，那次見面，使我從長久浸淫的臺灣現代主義的泥沼中拔出，不致於深陷其中而遭滅頂。我從懷疑、思考到幡然醒悟，再到重新調整步伐向前邁出，唐文標以他不怎麼容易聽得懂的廣東國語，和不厭其煩的大哥態度與我促膝長談，並不斷的重複討論。我不能想像，如果當年我錯過與他不期而遇的緣份，我可能永遠只是一名臺灣現代主義的遊魂。
　　論者皆認為，發表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４年間，關傑明和唐文標二位先生，一系列批評臺灣現代詩的文章，是臺灣詩壇自１９５０年以來的第三次『論戰』。事實上當我們現在回顧那一段詩史，無論如何是談不上『論戰』的，因為被關唐二位先生嚴厲批評的台灣詩壇，並沒有提出足以服人的辯解，有的只是扣帽子，掄棒子，誣告，打理，歇斯底里，顯出一付氣急敗壞的模樣，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兩造根本不成比例。而所謂『唐文標事件』 （顏元叔語：見《中外文學》二卷五期、１９７３．１０．０１），為七０年代後期的台灣鄉土文學論爭，種下遠因，這所謂的『唐文標事件』 （應包括關傑明在內），是１９５０年以來，在批評文字中首揭思想史意義底開端，這個事件將來的歷史必然會有公斷，然而不待言的是，因這事件而順序延發於其後的鄉土文學論爭，以及這些年來詩人關懷民族、同胞、社會、國家，程度容有不同，但它的勃興，畢竟大家有目共睹。　　　
　　唐文標做為一位數學家，在作育英才之外，毋寧是把全部心力投注於此時此地的人文和社會問題，他為此地產生的現代文明焦慮，沒有一刻或忘、也無一刻稍息。平常我們展讀他大塊大塊的文章，但一定有許多人並不知悉為文之餘，他古道熱腸、俠義豪情、表裏如一，在大難與不難發生的地方，一定看得到他，既使看不到他，也一定能尋到他留下的蹤跡。如今他撇下朋友們給他的封號：『頑童』、『大哥』、『老唐』、『唐某』，壯烈的走了。但他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盡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