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６月間，我在《工商時報》當記者。一天晚間，我正伏案寫新聞稿，突然間《工商時報》副刊總編輯陳曉林在偌大辦公室的另一角喊我的名字，我猛然抬頭一看，陳的身邊站著兩個訪客，王拓和唐文標。陳招手示意我過去，於是我放下筆，走向他們，心想他們怎麼會無預告的來報社找我呢？王和唐把我拉到一邊，劈頭對我說：『時候到了！』，要我即日辭去報社工作，加入正在籌辦的《春風》雜誌陣營。
　　當時正是『黨外』運動的高潮，夏潮陣營的人打算重新集結在《春風》雜誌的旗號下，積極介入運動。
　　『時候到了！』就是歸隊展開行動的號召。當晚我就向報社遞出了辭職書，跟著他們走了。
　　在這之前，我已經認識唐文標，從他犀利幽默的文章中，吸取了不少前衛的知識，尤其對他的大氣爽直十分欣賞。他的思想直接師承自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塞，帶著濃厚的６０年代的批判與革命的氣息，對於當時還相當閉塞的台灣知識　界來說，自然會有鉅大的吸引和震撼。而他來台不久就和具有左翼傾向的夏潮諸人走的很近，也就是不難理解的事。
　　唐文標喜歡找朋友聊天，但從不言不及義，每每在言談中深含寓意和啟發，和他在一起聊天是件令人受益而又愉快的的事。有一次，讓我印象特別深，他打電話約我去周渝那裡聊天，地點是和平東路某棟公寓的四樓，還約了當時並不太出名的李昂。我和李昂先抵達，才知道那裡是李敖入獄期間委託周渝看管的藏書處，整層樓的每個房間包括走道，全都自地板到屋頂擺滿了書架放滿了書，連地板上也隨處堆放著書。隨後唐文標來到，手中拿了一瓶洋酒請大家喝，在邊聊邊喝中，唐文標建議我入寶山不要空手而歸，找找看有沒有什麼稀奇的書，借回去看一看。於是我東找西看，赫然發現一本精裝的《資本論》第一卷，是王亞南和郭大力的譯本。這在７０年代末的台灣可算是驚人的「發現」，當時我頭腦發熱眼睛發直，此前我只讀過從德文翻譯的《資本論》節譯本，篇幅只有百餘頁，從未想到能在台灣看到原著全譯本。當時還想，李敖膽子真夠大，竟敢私藏這種書，真是沒有白被抓。
　　在《春風》雜誌工作的那段緊張又刺激的日子裏，整個社會似乎處在暴風雨的前夜，瀰漫著混亂和不安的氣氛。唐文標已被情治單位的人跟監，行動格外謹慎，每次要找《春風》的同事，都不直接走進雜誌社，而是打電話丟下一句：『老地方見』就掛斷了。大家都知道他所說的『老地方』是哪裡，趕緊去見面交換訊息就得了。當時雜誌社內部盛傳當局正打算收網抓人，《美麗島》和《春風》雜誌的人都在黑名單之內，不過並沒有人因此而膽怯，大有準備當『烈士』的氣慨。
　　後來，的確發生了風暴，那就是『高雄事件』。事後許多人被捕，包括《春風》雜誌的王拓和蘇慶黎。沒有立即被捕的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事件之後，有一次我上花園新城去看望唐文標，他正在家裡燒燬『有問題』的藏書，並隨手拿了一本英文的馬庫塞著作《革命與情慾》送我，說：『這一本留給你作紀念，英文的，比較沒什麼危險。』那時，他的追隨者和密友陳忠信就住在他的附近，也在家裡燒書。他們的舉動影響了我本不在意的心情，回家後也趕緊把一些自認為『不妥』的書燒掉了。我母親看到我的奇異舉動很是驚訝，大概猜到了什麼事，從此開始為我的安全操心不已。
　　不知道是否時局和心境的關係，幾年之間，唐文標的健康每況愈下，最後確定得了癌症，據說是像他這種老廣最容易患的鼻咽癌。他開始變得消沈易怒，說話不再像以前那般豪邁自適，而是略顯犬儒般的虛無了。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花園新城他的新居，當時的他已很虛弱枯瘦，另有一位剛從海外回來的年輕學人在場。唐文標問了我的近況，當知道我還在研讀馬克思的著作時，他突然生氣的質問：『你還讀這些書幹什麼！』在場的那位朋友也接著說：『我們在海外的人早就把馬克思當武俠小說來讀了！』當時的我聽了這些突如其來的話，既尷尬又不服氣，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應，甚至有點怯於反駁，只好憋在心裡暗自生氣。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局勢和心境的變異真的會挫折一個人的豪情和銳氣嗎？雖然在理智上可以理解這樣的情緒和反應，但終究在我的內心深處仍是甩不開那份深沈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