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春末，我從澎湖退伍返鄉。

當兵其間，我一直維持寫詩的熱情不減，服役行腳遍及的虎尾、新竹、馬祖、嘉義、澎湖，我均寫下詩篇，在戰地馬祖北竿，還奇蹟般遇見了陸軍砲兵上尉，已故長沙詩人彩羽（1928～2006），一個服義務役的台籍兵員與一個離鄉背井來自湖南的軍官，在福建省連江縣的軍事前線，兩個人並肩站在碉堡前的濃霧中，共同觀望著對岸的黃歧半島。年少的無知，尚未意識到那即是民族內部的自相殺伐。

回家不久，在當時位居台北市鬧區西門町的城中街，與已經多年不寫詩但我依然印象深刻的瘂弦兄重逢，他剛剛留美返台，正接手一份執政黨青年文藝雜誌的編輯。他多年不再寫詩，是否與放洋留學及歸台後，上級交付的工作任務形成矛盾衝突？不得而知。

隨後他約我為他的雜誌《詩專輯》與《青年節特刊》寫稿，兩樣我只交了前者一首〈水鄉〉，以之紀念屈原，之後他再約為十月蔣介石先生的壽辰寫詩，我請求，可否安排在被允許距離蔣先生的保安範圍內，遠視蔣先生的幾些生活剪影，他不予回答，這個跡近天方夜譚的狂想成了我個人的呢呢喃喃，詩也終於沒有完成交稿。

一九七七年夏季，“鄉土文學論戰”發生，一家大報陸陸續續刊出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那些文章不僅止於攻擊而已，已經是描準扣緊不同思想者的帽子，著文發動攻擊一方的人自承他們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的恫嚇，而是顯微鏡裡被虛擬放大的頭圍尺寸適戴的首級，使之血滴落地。

人人熟知當時論戰的名篇，諸如〈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卡爾說〉、〈狼來了〉，都要載入史冊永存在台灣文學史中，供後之來者研究、鑽研，這個不能視若無睹的章節，也是驅動台灣歷史走向的推手，研究這一段台灣文學史無論有意或無意的輕忽、略過，恐會褻瀆了專業的職守。

我四處訪探，也才悚然醒驚，這家大報副刊主編，怎麼會恰恰是離開前書文藝雜誌編輯的同一人，無需追索，只要按常識拼圖，人們皆可以認定不再寫詩的詩人，正忠實執行著他份內的工作“政工”。

詩人與政工，政工與詩人，可交匯可置分，沒有受過專職訓練當絕無法臻此人格與角色渾然融於一體時的出神入化且收放自如。

隨著一九四九年的結束，朝鮮戰爭，美霸第七艦隊強行侵入台灣海峽，被外力扭曲的地理牽引著歷史的曲扭，兩岸分斷，KMT統治集團東挪，台灣劃歸二戰後美霸新殖民主義的勢力範疇，台灣自此臣服於美霸制定規範的國際垂直分工體系，言聽計從步上殊途甘之若飴。

政工詩人在台灣一地遂應運而生，詩人雖有詩證憑，政工實則方為原尊，但這兩個疊重的身份與姿影，何時并攏何時離疏，飾演者都裝扮得恰如其份，他們將在日後偏安的時局統領並傾力捍衛藝文領域裡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防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