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試圖根據自己的形象來設計全世界，這個努力的主要場所是聯合國，在這裏，美國和它的盟國一起串通活動，達成有關人權、核子試驗、環境等方面的協定，並堅持使這些協定反映出美國自己的價值。”
　　據稱戰後歷史便是這樣的，《紐約時報》的政治分析家戴維·桑格寫的一篇頭版評論的開篇段落，便這樣告訴我們。但是，時代已經變化了。如今，報紙的標題已經變成：“美國正通過全球商業協定輸出它的自由市場價值觀念”，克林頓政府正逐漸地摒棄通過聯合國的傳統的方法，轉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來實現“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在將來，桑格寫道（引用美國貿易代表的話），世界貿易組織可能是一種最有效的工具，用來推廣“美國對反調控以及對自由市場的的狂熱”，“自由競爭、公平原則、有效的執法等美國式價值”，把它們帶給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全世界。這些“美國價值”在未來的浪潮中被生動描繪出來：遠端通訊，國際互聯網路，高級電腦技術，以及其他一些奇迹，這些奇迹都是由市場所釋放出來的生機勃勃的美國企業精神所創造出的，這種精神在雷根革命時期終於擺脫了政府干涉而獲得自由。
　　今天，“雷根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首相在80年代所佈道的自由市場福音受到各國政府的普遍信奉”，尤賽夫·義蔔拉欣在另一篇《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中報道，重申同一個主題。不論你是否喜歡，持形形色色觀點的狂熱支持者和批評者，大都同意從政治上的左傾開明派一側來看待“被它的支持者稱爲‘市場革命’的這場殘酷掃蕩”。“裏根式的粗俗的個人主義”已經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遊戲規則，而在美國本土，“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準備把市場提高到主宰一切的地位”，以致力於建立一個“新的正統”。
　　然而，這幅畫面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上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的真實。即使是“美國使命”的最忠實的信徒也知道，美國和聯合國的關係幾乎和開篇段落所描述的恰恰相反，這是隨著非殖民化進程聯合國逐步擺脫美國控制之後發生的，使得美國在很多問題上經常處於孤立，並在很多問題上處於和全球共識相對立的地位，並打定主意與聯合國的機構作對，特別是那些有第三世界國家取向的機構。許多有關當前世界的問題都是有爭議的，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爭議。
　　至於“裏根式的粗俗的個人主義”以及它對市場的崇拜，只要引用一位元對外關係委員會國際金融方面的資深會員在《外交事務》雜誌上對雷根時期的評論就足夠了。他指出，“有諷刺意味的是”，雷根，“這位戰後總統中，對自由放任最爲狂熱的一位，卻指揮了自30年代以來最大的一次倒向貿易保護主義的運動”，而這其實並不可笑，而是“對自由放任最爲狂熱”的正常結果：對你，要運用市場紀律，但我自己卻不受約束，除非是“比賽場地”恰好有利於我了，而這通常是通過大規模的政府干預來達到的。在過去三個世紀的經濟史上，很難找到另一個主題比這個主題更占支配地位了。桑格報道的當前對通訊革命的狂熱就是一個很好的教科式的例子。
　　雷根主義的信徒們奉行著一條輕車熟路的路線，這條路線最近被金格裏奇保守派改編成一出喜劇，這就是：一方面鼓吹市場的輝煌成就、厲聲厲色地教訓美國本土和外國的貧窮階級的無能和依賴的觀念意識，一方面驕傲地向商業界宣稱，雷根政府“比半個世紀以來的任何一屆前任都更大限度地給美國工業界減少了進口的壓力”；而事實上，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領導的富有階級和有權勢階級對“自由貿易原則發動的持之以恒的攻擊”，比所有前任美國政府加起來都多，關貿總協定秘書處濟學家帕特裏克·羅（Patrick Low）在一篇學術評論中遺憾地指出了這一點，他估計，雷根的限制性政策帶來的後果比其他主要工業國家要嚴重三倍左右。
　　急劇“倒向保護主義”僅僅是對自由貿易原則“持之以恒的攻擊”的一部分，它在“裏根式的粗俗的個人主義”之下，更是加速發展了。這個故事的另一個情節是公共資金大量地向私人權勢轉移，經常是披著傳統的“國防安全”的外衣。沒有這些極端的市場干預政策，美國的汽車工業、鋼鐵工業、機械設備工業、半導體工業以及其他工業還能不能在日本的競爭下存活，還能不能在新興技術領域內走在前面、廣泛地影響著經濟，就值得懷疑。
　　“柴契爾的英國”是說明“自由市場福音”的另一個好例子。讓我們僅僅看1997年上半年披露的一些事：《倫敦觀察家》報道，“就在某些人施加最大壓力主張廉價銷售武器給土耳其的時候”，柴契爾首相“親自過問，從英國海外援助預算中，撥出了2200萬英磅的款項，用於幫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建立地鐵系統。這項工程其實是非常不經濟的。在1995年，外務部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承認，這個專案是“非法的”。這件事是在波高大壩（Pergau Dam）醜聞之後又一引人注目的事件，那次醜聞暴露了柴契爾政府以非法的補貼來促成和馬來西亞政府的武器交易，導致最高法院宣判赫德有罪。除此之外，就更不用說那些政府信用保證和資助安排，以及其他的把公共資金轉換到“國防工業”、通常是給尖端工業帶來的一系列好處的辦法了。
　　幾天前，同一家雜誌報道，“在英國，出現了自30年代以來都未曾出現過的大規模貧困”，造成了“大約有兩百萬的英國兒童，由於營養不良而成長緩慢、身體健康狀況不良。”兒童的健康狀況改善的趨勢發生逆轉，一些已經受到控制的兒童疾病現在又有重新上升的趨勢，這些都是多虧了被其受惠者極爲推崇的（極爲片面的）“自由市場福音”。
　　幾個月之前，一條頭條新聞說，“三分之一的英國嬰兒出生在貧困之中”，“自從柴契爾當選以來，貧困兒童數量已經增加了三倍”。另外一篇標題寫道，“狄更斯時代的疾病又再次出現在今天的英國”，研究發現“英國的社會狀況正在倒退到一世紀以前的水平”。隨著私有化進程的發展，對普通家庭的煤氣、用電、用水以及電話服務的削減造成了特別嚴峻的後果，私有化進程採用了各種各樣的面向“更富有的消費者”的措施，這實際上等於“給窮人加上額外收費”，導致了“在能源消費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這同時也發生在用水和其他供給的服務上。這種社會福利專案的“野蠻的削減”正在“使英國陷入一種對社會即將崩潰的恐慌之中”。但是工業和金融業卻從這些政策中獲利匪淺。比所有這些都更說明問題的是，在“柴契爾福音”推行17年之後，公衆開支和她上臺時一樣，仍然是國內生産總值的42.25%。
　　這個現象並不新鮮。
　　輸出美國價值
　　讓我們先撇開說教和現實之間的那些令人深思的差異不談，看看從正在進入我們視野的新時代中能知道到些什麽。我認爲可以知道很多東西。
　　桑格撰文慶賀世界貿易組織就遠端電訊業達成協定。它能夠帶來一個效果之一受到稱道，這就是將給華盛頓提供一個“實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協定“允許世界貿易組織介入七十個簽署國的內部事務”。衆所周知，國際性機構只能是按照強國－－特別是美國－－的命令行事。在現實世界中，這個“新的工具”使美國能夠深深地介入別國的內部事務，強迫它們改變相關的法律和措施。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世界貿易組織會督促其他國家履行應盡的承諾，在他們自己的核心經濟領域不採取限制措施，以保證外國的投資。在這個問題上，這樣做可能帶來的後果是很顯而易見的：《遠東經濟評論》和一個英美超大財團指出，“這個新時代的受益者很明顯是美國的長途電話公司，它們佔據了最佳位置，從而可以支配整個遊戲場地”。
　　並不是所有人都對前景充滿樂觀，那些得勝者也認識到這點，提出了他們的解釋：用桑格的話說，有人害怕“美國的電訊大公司將會擊跨那些在歐洲、亞洲長期支配著電訊業的、由政府准許的、差勁的壟斷公司”，而那個階段在美國早已成爲過去，現在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經濟、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對現代技術作出主要貢獻的，正是來自70年代以來壟斷著美國電訊業的“由政府准許的、差勁的壟斷公司”的科研實驗室，它們利用不必受市場紀律約束的特權，給工業的尖端領域提供了必需的條件，通常是通過把公共資金轉換到該領域的方法（採取間接的方式，而不是象五角大樓那麽明目張膽的直接方式）。
　　那些一味守舊的人對這問題的看法就有所不同。《遠東經濟評論》指出，亞洲的“就業機會將減少”，“許多亞洲消費者的電話服務費用在減少之前，將不得不有所增加”。那麽消費者什麽時候才能支付較少呢？爲了實現這個美好的未來，只需要“鼓勵外國投資者按符合社會效應的方式進行投資”，而不是簡單地只盯著利潤和只著眼於富人和商業領域。
　　《遠東經濟評論》預測，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在其執行期間，將會提高亞洲絕大多數電話服務的價格，“事實上，只有少數亞洲消費者能從相對便宜的越洋電話價格中得益”，這些越洋電話服務預計將被巨型外國公司（其中絕大多數是美國公司）所吞併。例如，在印度尼西亞，一億九千萬的人民中，只有大約三十萬的人使用越洋電話，主要是商業部門。根據J.P.摩根證券公司駐香港的地區電訊業分析家大衛.巴登估計，在亞洲“本地電訊服務價格在總體上很可能會上漲”。但那卻是很大的好事，他說，“沒有利潤就不存在商業”。既然把這麽多的公共財産轉交給外國公司，那就必須保證它們有利潤可圖，無論是今天的電訊業，還是將來更大範圍內的相關服務業。商業新聞預測，“在五、六年內，通過因特網（包括大財團的內部網路）的個人通訊業務將超過電訊通訊業務，而電話公司對進入在線業務有最大的興趣”。英代爾（Intel）公司總經理安德魯·格羅夫在對公司未來的展望中，把因特網看成是目前“我們環境中最大的變化”。他預計，用戶上網公司、設計網頁的有關公司、製造電腦的人們（所謂的“人們”是指公司）以及廣告業都會有大規模的增長，而廣告業在因特網上的營業額目前已經達到每年3500億美元，並在因特網的私有化過程中還會獲得更多的機會；預計因特網的私有化將使它成爲一個少數寡頭的壟斷。
　　與此同時，私有化在其他地方正迅速地進行著。舉一個重要的案例，巴西政府不顧大衆的強烈反對，決定將瓦雷公司（Vale）私有化，瓦雷公司控制著大量的鈾、鐵和其他礦產資源，以及工業設施和運輸設施，包括一些先進技術。瓦雷公司的利潤極爲豐厚，1996年的收入超過了五十億美元，它的前景也很被看好；它是全球五百家利潤最大的公司中的六家拉丁美洲司之一。據裏約聯邦大學的工程研究生院的專家的調查估計，巴西政府嚴重低估了這家公司的價值，並指出政府依賴的是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一篇“獨立”的分析，而美林公司恰好和試圖接管巴西經濟中的這個關鍵部門的英美大財團有聯繫。政府當局憤怒地否認這個結論。如果此事屬實－－人們完全有理由這麽猜想，那麽，這正符合了我們極爲熟悉的一種模式。
　　一個小小的評論：通訊和鈾當然是很不一樣的東西。但只要是自詡爲民主國家的地方，通訊就必然具有核心的地位。通訊被集中控制於任何人手中（特別是外國人手中），必然會對其民主政治是否還有意義産生嚴重的疑問，金融的集中也會引起相似的疑問，因爲它會破壞民衆對社會和經濟計劃的參與。而對糧食的控制會産生更爲嚴重的問題，因爲它涉及到生存。一年前，倫敦的《金融時報》報道，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FAO）秘書長談到了“隨著今年的穀類價格的狂漲而帶來的糧食危機”問題，他警告說，“各國必須在糧食供給方面更加自立一些”。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警告發展中國家要改變“華盛頓共識”強加在它們頭上的政策，這些政策給世界上許多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不過，巧合的是，它也會給受政府補貼的農業企業以及毒品交易帶來很大益處，也許這一點是“美國正在輸出的自由市場價值”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極大成功之處。
　　外國大財團對糧食的控制正在加強，隨著電訊業方面協定的簽署和實施，對金融服務部門的控制也已經提上日程。
　　總之，“美國價值”在世界貿易組織內的勝利可能帶來的成果有：一、提供了一種“新的工具”，使美國能夠廣泛深入地干涉別國內政；二、美國大財團將接管他國經濟中的關鍵部門；三、給工商界和富人帶來好處；四、把代價轉移到普通人民頭上；五、提供一種新式的而威力極大的對付“民主威脅”的武器。
　　一個有理智的人也許會問，是否這些預期成果值得慶賀，或者是否這些只是值得慶賀的更高的價值理念所帶來的偶然的後果。將《時代》所描繪了一幅戰後時代的圖景和公認的事實相比較，加大了這種懷疑。看看歷史上的驚人的重復性更加大了這種懷疑，在這種重復性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手中有權力強制推行其計劃的人，不僅狂熱地爲其計劃叫好，而且也通常是從中贏利的人，不管這些堂而皇之的價值是否包括自由貿易或其他宏大的原則，它們在實際中原來總是精確地符合那些主導這個遊戲並爲它叫好的人的利益。單憑簡單的邏輯，就能知道，一種現象反復出現，就會讓人産生懷疑。歷史會把它更突出地記載下來。
　　事實上，我們根本不需要追究那麽深，就能發現問題。
　　一個不適用的論壇
　　就在報紙頭版慶賀“美國價值”在世界貿易組織取得的勝利的同一天，《紐約時報》的編輯們警告歐盟不要向世界貿易組織控訴美國違反了自由貿易協定。就事論事來看，問題在於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它“敦促美國制裁那些同古巴做生意的外國公司”，這些制裁“將有效地阻止這些公司對美國的進口或在美國的業務活動，即使它們的産品和業務與古巴並無關係”（據美國國際貿易代表團的前團長彼得·莫裏奇）。這決不只是輕微的懲罰，即使不包括對逾越了華盛頓單方面劃定的界限的個人和公司的更直接的威脅。《紐約時報》的編輯們認爲這個法案是“國會把它的對外政策強加在別人頭上的錯誤企圖”；莫裏奇也反對這個法案，因爲它對美國來說“付出的代價遠大於收益”。爭論在更廣的意義上是貿易封鎖本身，“美國對古巴的經濟扼殺”－－編輯們稱之爲“一個過時的冷戰時代的産物”，最好應該被放棄，因爲它已經變得有害於美國的經濟利益。
　　但是更廣泛意義上的誰是誰非的爭論並沒有出現，《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強調，整個事件“本質上是一個政治派別爭鬥”，它沒有觸及華盛頓的“自由貿易責任”問題。象許多其他人一樣，編輯們明顯認爲，如果歐洲堅持的話，世界貿易組織很可能會做出不利於美國的裁決。這樣的話，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不適用的論壇。
　　這個邏輯非常簡單，也是一貫的。十年前，美國就是以相同的理由，認爲國際法庭是一個不適用的機構，因爲國際法庭對尼加拉瓜起訴華盛頓的案件，作了不利於美國的判決。美國拒絕承認國際法庭的管轄權，當國際法庭譴責美國“使用非法暴力”、並命令華盛頓停止其國際恐怖主義行徑、停止違背條約、停止非法的經濟戰並支付鉅額賠償時，民主黨控制的美國國會立刻以將上述罪行升級作爲回應，並全面地攻擊國際法庭，指責它爲“敵對的機構”，因爲作出了不利於美國的決定而敗壞了自己的名譽。法庭的判決幾乎就沒有被報道過，包括上述所引用的那些措辭，以及明確裁決美國對尼加拉瓜遊擊隊的援助是“軍事的”而非“人道的”。美國在直接指揮恐怖主義部隊的同時，這種援助一直在持續，也一直是以“人道主義援助”的名義，直到美國達到了將其意志強加給別人的目的爲止。公衆的歷史總是遵尋這種慣例。
　　隨後美國否決了安理會要求所有國家遵守國際法律的決議（此事幾乎沒有被報道），以及夥同薩爾瓦多和以色列投票反對聯合國大會關於“完全並且立即遵守”國際法庭的那未被報道的判決的決議，這個情況第二年又得到重演，這次只有以色列尾隨。整個事件非常典型地說明了美國是如何“利用聯合國這個論壇”來強迫輸灌“它自己的價值”。
　　回到剛才的世界貿易組織的事情上來，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華盛頓夥同以色列和烏茲別克斯坦投票反對聯合國大會的一項決議，該決議受到整個歐盟的支援，敦促美國放棄對古巴的貿易封鎖。美洲國家組織已經一致投票否決赫爾姆斯－伯頓法案，並要求它的司法團體（美洲國家司法委員會，IAJC）裁決它的合法性。１９９６年８月，美洲國家司法委員會一致裁決該法案違背了國際法。在一年之前，附屬于美洲國家組織的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IACHR）譴責了美國對古巴的食品和藥品禁運，認爲它違背了國際法。克林頓政府對此作出的回應是：在理論上對藥品沒有禁運，但由於限制條件是如此的苛刻，即使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最龐大的公司，都不願意去面對可能的後果（當被華盛頓認定違背了“正當的分配方式”，就會導致鉅額罰款和刑事關押、取締船隻和飛機、發動媒體進行攻擊等等）。而食品雖然的確被禁運，克林頓政府仍然辨稱其他地方有“大量的供應者”（價格要高得多），因此對國際法如此直接的踐踏反而並不算違法！
　　當歐盟把這問題提交給世界貿易組織時，美國從國際法庭的審判中撤出了，使得此事徒然結束。
　　總之，美國一直試圖通過國際性機構“根據自己的形象來設計”的世界，是基於暴力統治原則的基礎上的。“美國對自由貿易的狂熱”意味著美國政府可以隨意地違背貿易協定。當通訊、金融和糧食供應被外國（主要是美國）公司控制，這不算什麽問題。但是，當貿易協定和國際法妨礙了強權的計劃時，情況就不同了。
　　我們來看看美國拒絕國際法和貿易協定的理由，從中能知道更多的東西。在尼加拉瓜案例中，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亞伯拉罕·索非爾解釋說：當美國在四十年代接受國際法庭的裁決權時，大部分的聯合國的成員“都是美國的盟國，並對世界秩序擁有和美國同樣的觀點”。但現在，“許多成員國已經不能再指望它們同意我們最初對制訂聯合國憲章的觀點了，”並且“同樣這些具有多數表決權的國家還常常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問題上反對美國。”這就可以理解：爲什麽自從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否決聯合國在許多問題上的決議的次數遙遙領先（英國第二，法國遠遠地排在第三），不管是國際法問題、人權問題還是環保問題等。這和本文開篇段落所引述的那種說法恰好完全相反。就在前述故事發生後不久，美國又刷新了它的領先記錄，投下了自１９６７年以來它的第七十一張否決票：當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定居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時，只有美國和以色列形影相吊地站在一起投了反對票，這又是一貫的作法。
　　由於世界其他國家的不可靠，自然地得出結論，索非爾繼續辯解道：我們現在必須“保留權利去判斷國際法庭在每一個具體案例上的判決對我們是否有約束力。”一個自始至終的原則就是，“對於任何本質上屬於美國內政的事情，美國不接受強制性的仲裁，是否屬於美國內政的標準，也應由美國自己決定。”現在的世界對美國已不再馴服了，但這個標準仍必須貫徹實行。在此案例中，所謂的“內政”就是美國對尼加拉瓜的侵略。
　　新任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針對聯合國安理會不願意服從美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命令，在安理會上教訓大家，她非常簡潔地陳述了有關基本操作原則：美國“儘量和其他國家一起採取多邊的行動，但在必要時，我們將採取單方面的行動”，當美國認爲“某個領域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是至關重要的時候”，美國的單方面行動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約束。當聯合國的大多數成員國能靠得住並附和華盛頓方面的觀點時，它就是一個適用的論壇，但當大多數成員國在重要的國際問題上都反對美國時，它就是一個不適用的論壇了。國際法和民主都是好東西，但都是根據其最後結果來判斷的，而不是根據其過程來判斷，這就象自由貿易一樣。
　　目前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場並沒有什麽新東西。華盛頓宣稱世界貿易組織在美國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插嘴的權力”，我們被告知：壓垮古巴經濟關係到美國的生死存亡。克林頓政府的一名發言人補充說，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的缺席判決沒有任何意義，因爲“我們不相信世界貿易組織的所說所做的任何事情能夠迫使美國改變其法律”。我們還記得吧，世界貿易組織的電訊協定的最大價值，就在於它是“對外政策的新的工具”，可用來強迫其他國家改變它們的法律和措施，以符合美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