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財富分配後果同大機構的佔有和控制模式、階級結構和國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僅僅考察和修補分配機制及其結果，只能是枉談“平等”和“市場社會主義”。今天，這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爲清楚，因爲現在資産所有者和製造商隨時會遷移投資和雇人地點，或以遷移作爲威脅，假如再分配、環境和稅收政策不對他們的胃口的話。在資産佔有和生産與平等和可持續性之間，有著無法掩蓋的相互聯繫。
　　主張全球化的階級在全球範圍內的實力上升，已經引發了一場嚴重的社會危機，影響到整個世界的依賴工資的工人、農民、雇員和自我從業人員等人群。恰恰是推行全球化的政策的增強和滲透引發了擁護全球化的一小撮人與受其剝削的人們之間的不平等的顯著加劇。在社會各階級之間收入不平等的增長是全球化擴張的結果，還有其他幾種不平等跨國家和文化界限而存在。稅收變得越來越累退：政府的稅收越來越多地來自於工薪階層的工資，而從跨國公司資本那裏徵收的稅務的百分比不斷下降。其部分原因是在於大量的法律漏洞以及大公司稅收律師爲其築起稅務屏障，並把盈利的地點轉移到那些低稅率的國家（所謂的“轉移定價”）。同累退的稅收系統共存的，是越來越累退的國家補貼或開支計劃。一方面是低利率貸款、出口優惠、對工廠建設、地産出讓、基礎設施發展、研究與開發的補貼等等大公司的權益，一方面是支付給工薪階層的社會福利的急劇縮減。國家對跨國公司資本的補貼在增加，而對依靠工薪的工人、領取退休金的人員、低收入家庭、病殘人員、單親家庭和兒童的福利則在下降。
　　這些社會不平等是由兩個結構因素造成的：由於兼併、收購、合資所造成的所有權的不斷集中和集權，以及國家精英和全球化財團精英的緊密結合。政治決策的集中是國家資源進一步集中並強化利潤、促進集中化的資本的增長的關鍵因素。今天，在發達的帝國中心的財産佔有模式，與被鄙稱爲“香蕉共和國”的土地佔有模式相似：不到5%的人口擁有幾乎90%的私有財産。而且，一小撮經紀人和銀行投資者在各種私有的、非私有的投資基金進行公司和征券的買賣過程中，獲取數十億美元手續費。
　　最大的社會危機恰恰存在於在全球化過程中走得最遠的國家。無醫療保險的工人人數、無工會的工人人數以及沒有或僅有極低社會福利（如假期、退休金等）的臨時工或半日工的勞動力的數量在美國最高，英國其次。與歐洲相比，美國所大加自詡的低失業率，被其比率最高的低工資、無保障的工人人數所抵消－－這種境況是歐洲勞工運動界所不能接受的。
　　相似的過程也在第三世界國家發生著。阿根廷和巴西的失業率分別爲18%和15%，這兩個國家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失業率成倍增長。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東歐，自八十年代末開始的向資本主義過渡以來，那裏的生活水平下降了30%-80%。第三世界國家的模範－－墨西哥，其工資收入水平大幅度跌落至十五年前的30%。
　　推動全球化的階級所造成的這一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反革命，是通過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或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整套立法，即所謂結構調整政策，包括對利潤豐厚的公衆資源實行私有化，以及在一種新的“國家主義”下，資助和指導整個私有化過程。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通過幾個概念遊戲，來爲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的塗上一層學理的光彩：它強調個人作爲分析的基本單元，並強調個人責任的觀念，以掩蓋經濟活動的集中本質、掩蓋其惡性的社會後果。通過掩蓋體制的權力的高度集中和關鍵作用，及其對人們生活水平的影響，使權力和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問題非政治化，同時把處理全球化所造成的問題的負擔，轉嫁給家庭、個人或地方社區。這又反過來騰出了人手和資金，去推動全球擴張和積累。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鼓吹自由市場，而實際上大多數全球公司的交易都是在企業內部發生的。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掩蓋了帝國主義國家和海外投資者之間的緊密聯繫，掩蓋了國家和全球公司之間、全球公司相互之間越來越強的相互依賴關係，這種關係影響著政治議程。
　　擁護全球化的階級所具有的結構性權力，是“結構調整政策”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得以實施的原因，並反過來加強其結構性權力。“結構調整政策”實際上是通過削減社會福利、削減大財團稅務及增加補貼的方式來進行“收入再集中”的過程。以犧牲依靠工薪的工人的利益爲代價（被成爲“勞動的靈活化”），將權力集中在雇主手中，這導致大財團的組織等級更加森嚴。雇主有權力單方面修訂雇傭、解雇、外包、承包合同的條件，並用其他各種辦法在更多的全球投資專案中增加剝削率、降低勞動力成本以及增加利潤。
　　結構調整政策的進展程度與勞動者的抵抗有直接聯繫。勞動者的抵抗又與工會的內部結構、工會領導者的思想狀況以及領導者接觸群衆的程度和領導者的輪換有關。在工會內部存在民主的地方、當工會領導者面對著有組織的反對派時、當領導者具有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或者領導者最起碼把工會看成是一個運動而不是一門生意，以及在領導者能受到普通會員的挑戰或能被其取而代之的地方，工會就能比較成功地抵制結構調整政策與整個全球化議程。在法國、義大利和德國就都是這樣。相反，在美國，工會領導人操縱著寡頭式的組織，身爲百萬富翁的工會官員把工會當成一樁生意一樣來運作，通過官僚機器，把工會成員邊緣化，管理退休基金和利潤豐厚的房地産物業，工會完全無法反對全球化的議程。難怪克林頓總統對他實施倒退的經濟改革的成功感到心滿意足；沒有任何民主的、激進的工會勢力同他搗亂。
　　美國經濟是全球化擴張的原型。克林頓政府甚至稱之爲一個榜樣。然而，這是擁護全球化的階級的榜樣，而被世界各地的勞動者所堅決拒絕。甚至歐洲的領導人都對它皺眉頭，深恐忠實地追求全球化會帶來一場巨大的社會動亂。
　　一個主要理論問題在於：全球化計劃在世界許多地區都達到了其政治上的極限：亦即帝國和共和國之間矛盾，它的解決將牽涉到維繫著成千上萬工薪階層、家庭和退休人員的信念和利益的社會組織的崩潰與否。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漫長的危機時期，這個時期很可能充滿著動亂。只有當內部的各階級（資方／勞方）的關係發生劇烈轉變後，所謂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的全球化才可能加以輸出。逐漸的或寸進的改變正在發生著：德國社會預算的削減和工廠的遷址、義大利的私有化和工資指標聯繫物價的終結、西班牙高的失業率和勞動市場的割裂化境況，等等。
　　歐洲勞工界的“捍衛權益的鬥爭”反映出一種信念：只能在以往的福利國家的殘餘和推行全球化的資本之間二者擇一。很清楚的是，全球化擴張並未伴隨著福利國家的保留，更不用說它的擴張了。利益和境遇方面的社會兩極分化，以及不同結構地位的強烈對比，很清楚地要求我們對生産體系特別是所有制問題進行重新思考。私有利潤，以一種最爲有組織和延展的形式出現（跨國公司企業），這是問題的關鍵，否定這一點，就會墮入雲霧，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解決辦法。今天在政治上埋頭於局部政策和短期效應，而不是去關注國家結構和國家的內部構成（依賴全球化的階級和執政部門之間強有力的關係），就等於忽視了改造所有制和財産形式的關鍵工具，正是所有制和財産形式決定著全球化進程的方向。
　　進行私有化是不合理性的，它進而削弱了全球化擴張的再生産的環境條件。新的階級、新的地區、人們的休養生息和喘息空間都被貪婪地盤剝：南極洲、亞馬遜雨林、喬治河兩岸、大城市、臭氧層等無一例外。私有化政策不僅把公衆財富大規模地轉移到全球化的億萬巨富的腰包中，而且還是肆無忌憚地剝削的許可證。一面大談可持續的增長，一面又是帝國主義國家、世界銀行以及與其配合的推動全球化的投資者和政客們加緊私有化和掠奪，這實在是一種無恥下流：沒有任何地方，私有化帶來了環境的保護，私有化總是伴隨著加劇的掠奪、人民和土地被榨幹油水並被遺棄。
　　私有化以全球的規模發生著，但沒有在任何地方導致生産力的活力和發展。如果我們考慮進人口的增長，美國的人均增長低於百分之一，歐洲和日本近於零。私有化只是現有存量財富和資産的私分和掠奪。它成了建立新公司、發明新産品和開發新市場的替代。證券市場的繁榮伴隨著實物經濟的衰退。投機的增長抵消了停滯。最大的增長來自兼併、解雇和壓低工資。美國的工會受極度膨脹的寡頭控制，這是一個反常和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在社會、政治方面對全球化的反抗鬥爭正在掀起。
　　
　　
　　
　　
　　
　　國家政策和“全球化”
　　也許全球化空談家所散佈的錯誤概念中流傳最廣的是：民族國家在全球化財團和各種新的國際組織的大規模進軍之下，已經變得過時（或者變得“軟弱”）。事實卻正好相反：民族國家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起著更爲決定性的作用，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影響去干涉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經濟轉變和投資。沒有民族國家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干涉作爲先決條件，就無法想象跨國銀行和公司的擴張和滲透。如果不承認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出錢搞宣傳活動、刺激軍備競賽、資助文化和宗教宣傳方面的關鍵政治作用，也就不可能理解市場在俄國、中國和東歐國家以及曾經是激進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擴張。最基本的和重要的貿易協定（關貿總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東盟會議）和貿易區（ 歐洲經濟共同體、北美自由貿易區、“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1991年3月26日成立，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譯注］）被民族國家所設計出來、編成法律並加以實施。最主要的經濟政策，如大規模減稅、提供大規模的補貼以及降低國內勞動力成本等，都是由民族國家所制訂的。民族國家活動的範圍和規模已經增長到如此程度，以致於我們需要把稱作是“新國家主義”，而非自由市場。全球化首先是新國家主義的産物，今後它仍將伴隨和依靠國家的直接干預。
　　通常，油腔滑調的評論員、經濟新聞記者和公關人員爭辯說，我們過去所知的“國家 ”，已經被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所超越，在這個秩序中，跨國公司已獲得了脫離國家的自主地位。其他的意識形態空談家爭辯說，市場已經取代了國家的功能，並將其作用減至最低限度的維持法律和秩序。並不奇怪的是，許多前左派或自封的“新思想家”爭辯說，以非政府組織和地方社區組織爲基礎、根植於被他們稱作“市民社會”中的“第三經濟”正在形成。最後，一群邊緣思想家認爲，一種被稱爲“世界體系”的東西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並正在建立一個超級國家的實體，只是可能由於缺乏資訊的緣故，尚未充分透露給公衆。
　　所謂民族國家瓦解的意識形態到處泛濫，與此相應的是，其鼓吹者對於造成並繼續推動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流動的關鍵性事件和力量的茫然無知。
　　全球化的中心環節是其涵蓋範圍極廣的政治框架：其結構是建立在國家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廢除福利國家、消除對海外流通的管制，以及取消對國外市場的政治和經濟的限制。這些是全球化的磚瓦，被民族國家搭好之後，緊跟著萬丈高樓平地起，這就是由民族國家所任命的國際金融機構的人員，設計、實施和監督其政策的實行，亦即所謂的“結構調整政策”。全球化的最頂層，是由中級的功能工作人員對全球經濟進行短期的、日常的微觀管理，他們監視私人投資、部門交換和每月商業報表。
　　國家的政治經濟角色，同時還伴隨著美帝國主義的國家機器對各國的警察、軍隊和情報機構的深入滲透。以往本來是美國國內的機構，如聯邦調查局、毒品管制暑等，如今自由出入於其他國家的最高政府機構。美國的藥物批准計劃進一步擴張美國的權力，對其他國家的部長、軍隊和警察部門的任命發生影響。華盛頓推行治外法權的原則，堅持認爲其法律至高無上，淩駕於其他本來也是主權國家的法律之上，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就是一例。所有這些都強有力地說明：帝國主義的國家機器正在將其能力應用到極限，以加強跨國公司的作用，以及更重要的是，增加其在國際流通中的世界市場份額，以中飽統治階級的私囊。
　　如果說，全球主義者所謂的“虛弱的和過時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和誇誇其談根本不能反映現實，那麽它到底是想達到什麽目的呢？首先它是爲了對批評者實行解除武裝－－阻止那些反對它的社會力量，使它們無法掌握爲開闢替代資本所主導的全球化的另一種道路的所必須掌握的首要的和關鍵的因素。其次，它爲了達到一種政治心理目的，以便攪亂鬥爭的陣營，因爲如果國家都已不存在了，鬥爭所圍繞的中心也不再是國家了，鬥爭又是爲了什麽呢？第三，是爲了引誘政治和社會團體集中精力在體制內的空隙地帶運作，比如小規模的經濟互惠活動。其目的就是使其對推行全球化階級所統治宏觀經濟體系形成依賴的關係。絕大多數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無論從資金來源上說，還是從它們的當地合作活動上說，都不是什麽非政府的。
　　最後，製造出來一個象“市民社會”這樣無所不包的範疇，其實，“市民社會”的居民，是參與全球化的、殘酷剝削勞工的血汗工廠廠主，而“市民社會”卻被描述成政治民主和民間私人地方經濟主動性的場所。這個話語完全忽視“市民社會”的主要人員（亦即統治階級）和最高國家機構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認識民族國家在現階段“全球化”中的推動和中心作用，能夠使我們認清國家有巨大潛力推行另一種全新形式的經濟組織。這包括發展公有企業、自治合作經濟，以及對收入、信用、土地和技術援助的重新配置和重新分配實現非中心式的計劃。國家進行投資的重新配置，首先要求所有制的根本性變革，其中國家力量將在司法、政治和經濟方面上起到強大的作用。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將提供一個基礎，以便將生産和消費從全球市場中心轉向本國和當地，而將全球交流轉變爲補充性活動。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是技術組織和革新的基礎，使得技術組織和革新意在加強社會凝聚和社區紐帶，並將提高生産率和增加工人的閒暇時間聯繫起來。
　　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也起著關鍵性的教育作用，以加強企業進行工人自我管理的轉變，使得生産率的提高和競爭性贏利果實回到集體生産者手中。
　　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是通向一種新的國際主義的橋梁：作爲成功地替代全球化的另一種選擇，提供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動，來加深全球範圍內社會運動之間的聯繫，在下層建設更強的整合，以便爲替代全球化的體制作準備。
　　民族國家的政權力量對市場重新定位，把它放入新的社會政治背景之下，使得生産者階級處於社會關係的首位地位。受民衆支援的民族國家的市場，是基於由“社會利益”的政治原則指導下的交換－－給普遍的社會工薪階層、而不是個人或公司的食利者增加收入。當地的和全國市場由這種新型的人民大衆政權所塑造，並進而塑造全球性交換－－從而推動當今全球化進程的逆轉過程。
　　對替代全球化的體制的探索，需要從歷史角度對私有化和社會化比較優勢進行徹底的重新思考。很明顯，社會化的趨勢是爲更多的勞動階級（包括計件和計時工資、自我雇傭）爭取更多的閒暇時間、更多的工作安全保障、更廣泛的健康保險，和更多的公衆高等教育機會，並比私有化主宰趨勢下更多地關注性別和婦女問題。有關生活水平比較資料表明，目前正在經歷私有化的國家的生活質量急劇下降，尤其對於較年青的一代更是如此。由於退休年齡在推遲，人的一生中被剝削的時間被擴展到了老齡。由於管理者特權的增強，工作壓力和不安全感在增強，工作福利（醫療、假期等）在縮減。客觀的人們能看到，對高級管理層的收入的過度關注（以所謂“競爭力”爲藉口）意味著工人階級被貶低。歐洲工人享有四到六周假期，因而被《紐約時報》描述爲“被溺愛”。歐洲高級管理層與工人收入的比率爲40：1，被《福布斯》(Forbes)雜誌描述爲收入過低，或者落後於時代，因爲其數目遠遠低於美國的240：1的比率。
　　私有化有一種無頭蒼蠅式的精神，它企圖製造出一種根植於資本的絕對權力的西方專制主義，去控制國家、把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人，並威脅勞動力。其最先進的模式就是美國。
　　社會化提供了替代現有模式的一種民主模式，在該模式中資本變成社會資本，這通過在法律上使資本從屬於國家權力、權威下放到各個生産、消費和環境保護的委員會而成爲可能。生産率的提高爲每個人增加健康計劃基金；公共教育對一切合格的人開放，退休或第二職業的機會提供給55或50歲的人；工作時間減少到25-30小時。社會化的優點不僅在於財産的重新分配，而且在於生産和媒體的重新定向，使它們服務于通過民主過程所決定的社會價值。這將是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所闡明的社會價值質的深化和擴展。它是建立在民主和國際主義原則上的後全球化的社會主義。
　　
　　
　　
　　
　　
　　世界範圍內對全球化的抵抗
　　考察對全球化政治的抵抗，必須考慮到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它們力量大小懸殊不同，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起領導作用，也採取各不相同的行動策略。然而，除了各國和各地區的特殊性之外，一些共同的趨勢也很明顯。
　　首先，儘管選舉仍然是反抗的手段之一，議會體制之外的行動，卻是阻止和限制全球化政策的最爲廣泛和有效的手段。在選舉中由於絕大多數的全球化反對派局限于爭取立法席位，而且力量很小，全球化政策繼續通過行政法令和全球化意識形態對立法的影響得以推行。選舉舞弊，就象薩林納斯當選總統（墨西哥），或象卡多索任下巴西的國會投票中政府公開的賄選，使選舉制度作爲反抗的工具的作用遭到破壞。第二，作爲反對派的中間左派幾乎無一例外地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一旦被選進政府，就會屈從於主導階級、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和現存的國家機構的要求。最新近的例子是薩爾瓦多民族解放陣線(FMLN)的艾克多·西爾瓦當選聖薩爾瓦多市長後，將全球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主要支持者視爲發展過程中的同盟。七、八十年代的革命組織，在轉向選舉政治並被選入政治機構後，幾乎無一例外地放棄反對全球化，反而接受其觀念。結果，受到全球化惡性影響的全部群體，都轉向議會體制外的活動和組織：法國、義大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南韓等國的總罷工，巴西、巴拉圭、薩爾瓦多、墨西哥、哥倫比亞、危地馬拉等國的佔領土地，委內瑞拉、多明尼加共和國、阿根廷等國的城市反抗，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扎伊爾等國的遊擊戰運動。議會內的黨派的無能和被收買，使得議會體制外的運動變成了反全球化的最主要的表現方式。
　　反對全球化力量的第二個共同特點是：它們開始時均以捍衛現存權利和利益的保守防禦運動的面目出現，這些權利和利益受到推行全球化的統治階級的威脅。無論是反對失業、公有企業的私有化，還是反對削減社會福利、生活水平下降、削減退休金、削減公共教育設施等，最開始的對抗都是有關某種權益的大規模倒退。由於全球化從新的渠道攫取利潤，同時降低財政花費，社會運動對此被迫做出反應。在這種對過去得來的大衆權益的捍衛的共性中，也有一些運動採取了主動進攻，嘗試提出結構變革：墨西哥恰帕斯的農民運動、巴西的“無地者運動”(MST)、哥倫比亞的“革命武裝力量”(FARC)農民運動、玻利維亞查帕雷種古可的農民等，都成立了合作社，並建立了一種以社區爲基礎的經濟，注重國內市場，從而同全球化作對。儘管仍是少數，反全球化的意識在增長，在現有的防禦性群衆運動中，反資本主義意識的萌芽甚至也在增長。
　　對抗全球化力量的第三個共同特徵是：所有的運動都傾向于聯合或包容環境、性別、少數民族的團體和鬥爭。全球化整體工程具有多方面的惡性影響，剝削、污染、造成貧困化、排斥大多數、使生活條件和生活水平惡化、加深階級內部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國際金融機構和和各國政府試圖使不同的身份認同四分五裂、使其非政治化，使其成爲一系列自顧自的、相互孤立的文化團體，使它們和階級鬥爭相分離，而現在各種團體的匯合，對此提出了挑戰。
　　除了抵抗全球化力量的共同特徵外，還應記住幾點一般性的問題。首先，對抗的過程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不均衡。這種抵抗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更爲強大，超過美國、巴西等國，而在墨西哥這種抵抗，則超過了智利和秘魯。鬥爭水平的區別在於政治組織、鬥爭傳統、群衆組織的內部結構的水平，以及抵抗的起因來自下層還是官僚等因素。
　　在一個國家內部，一些特定的部門、地區、階級或少數民族群體顯示出更大的抵抗性。阿根廷的各個省站在抵抗的最前線，而布宜諾斯艾利斯則落在後面。巴西的無地民工比城市貧民窟的居民或工會組織更具有鬥爭性。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的城市貧民比官方的工會更爲活躍。一般來說，公有部門的工人比私有部門的更激進（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一般來說，，除了一些明顯的例外，更激進的鬥爭中心總是在鄉村和各省，而城市的工業部門基本上處於防禦鬥爭的階段。但這些區別不是絕對和固定的。在歐洲和亞洲，正是那些最發達部門（法國的運輸業和南韓的鋼鐵工人）的工人在鬥爭中衝鋒陷陣。在議會體制之外的抵抗的擴展和深化，創造了一個體制性的替代選擇的基礎。另一方面，推行全球化的政客們和經濟精英們在選舉政治以外的領域內的社會基礎變得更脆弱了。全球化意識形態和制度性中心就是美國：在這裏它未受到嚴重挑戰，這是由於長期以來工會組織的寡頭性質（和大多數工人嚴重脫離），以及主要的少數民族、性別和環保團體的領導人被收買，使其組織僅僅成爲推行全球化的主導階級的壓力團體。一旦離開美國，尤其是當我們來看歐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情況就完全不同。考察這些國家的政治動態，就能發現一個相似的過程：如果只是皮毛地觀看選舉過程，只能得到一個全球化力量十分強大的印象。如果不只是注意拉選票活動，而是注意每日每時的群衆鬥爭，以及團體和個人的傾向，就會發現對全球化政治的許多方面甚至所有方面都存在著廣泛的抵抗。
　　尚未解決的、或仍在不斷提出的基本問題是：如果存在如此普遍的抵抗，爲何全球化還沒被推翻？答案是兩方面的：首先，很多的團體已陷入資源非常有限的困境，結果很大程度上只在進行防禦性的鬥爭；其次，雖然各種替代方案正在被詳細地提出，卻無一得到普遍的接受，或者只適用於具體部門或當地的條件。
　　
　　
　　
　　
　　
　　取代全球化的是什麽？
　　多年來，批判全球化的人們反復強調需要創造出取代全球化的東西。一些知識份子繼續在強調這一點，而其他許多人則仍在被動地、無能地評論著無往不勝的全球化大掃蕩，少數人已經開始考察由積極分子們在鬥爭中所創造的、在現實世界中替代全球化的新生事物。
　　取代的全球化的新生事物，不僅應該僅僅理解爲它們正在創造的東西，也要理解爲他們揚棄了什麽。這可以被簡明地總結爲“既非自由市場又非官僚化的國家主義”。在這樣的限定中，取代全球化的新生事物需要被進一步分析，以區別於推行全球化的國際金融機構所資助的、爲了消解其全球化政策所造成的不滿的小規模專案。
　　替代全球化的東西，存在於進行武裝鬥爭的團體興辦的當地專案，以及鬥爭中的運動組織的綱領性變革之中。首先，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社會經濟組織替代形式：從巴西MST組織的包括15萬個家庭的農村合作社網路，到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巴塔解放軍領導下的印第安人社區自治，中國的鄉鎮企業，在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的社會主義者領導的正在新生的地區農業生産者集體，到智利和阿根廷的大學民主化建議，到法國、南韓和義大利工會組織的激進派提出的工人自治建議。這些部門性的或小範圍的活動，和國際金融組織與地方非政府組織的“另類發展專案”的根本區別在於：它們是一個宏大的社會變革的政治工程中的一部分。它們是由進行武裝鬥爭、反對推行全球化的國家和階級的革命團體所發起，其內部組織通常是民主的。其領導者由當地社區所選舉並對其負責（不同于依賴於外國捐款人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只對其捐款人負責）。這樣，小範圍的替代模式形成爲大規模社會變革的一磚一瓦；替代模式誕生於鬥爭之中，因而強化階級和民族意識，它的未來發展方向，在於建立反全球化的思想霸權聯盟，其組織形式是民主的、集體主義的。使這些替代模式聯繫在一起的，在於它們都爲社會化經濟而鬥爭，這種社會化經濟把可持續增長、企業精神和經濟民主結合在一起。這些替代模式互相之間的區別是很多的：勞動關係、私人佔有的範圍，對市場的依賴程度等。但是，清楚的一點是：是社會利益決定著市場交換的條件：其“市場”必然是當地的或國內的，其外部交換服務於內部市場的深化。首要的綱領性問題是：對微觀制度同宏觀水平的關係予以系統化的闡述，將綱領性的變革落實成具體的制度設置。首要的政治問題，是反對那些和全球化思想綁在一起的技術官僚知識份子，他們試圖將受大衆歡迎的社會福利與自由經濟摻在一起（“市場社會主義”），以及反對僵化的集體主義者，這些人不能理解多種形式的大衆生産（小型合作社、合作社、全民所有、家庭等等）。一些知識份子在頭腦中認爲有必要創造出取代全球化的模式，其原因是因爲他們不懂得：一些替代模式，已經在創造的過程中存在了，或者是因爲他們無意識地接受了推行全球化的人的論點，即：“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現在，是正在鬥爭中的社會運動與仍在闡明過程中的替代模式相聯繫的時候了。
　　取代全球化的模式，等待著我們加以充實、使其完整連貫，並應用到民族國家的大範圍內及更廣的範圍上。此時此刻，反對推行全球化的階級的全國性鬥爭運動，正在建立起國際聯繫，各種運動都具有其當地經濟內容和綱領性變革。這些至少對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增加了強大的武器：就在推翻主導全球化的階級的鬥爭當中，存在著替代全球化的模式。這些還可能意味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