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
　　在進行研究成果分享前，筆者必須清楚的交代這個研究的方法及目的，以便讓大家明瞭筆者選擇如下研究方法的立意，以及著重社會改造與實踐取向的立場。
　　在進入社會發展研究所就讀以前，我原本學的是醫護科學，因此領授了醫護專校師長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精神，以及對待事物凡是「客觀中立」的態度，這些深植於心的知識，在我的研究生生涯中不斷地被挑戰，每被挑戰一次，我的意識型態就被顛覆一次，在一次又一次的顛覆過程後，我終於從量化的迷失中清醒過來，明白在數字的背後，有更複雜的社會歷史脈絡，也終於清楚，沒有可以將人的因素抽離的所謂「客觀中立」的存在，如同Peshkin（1985）所言：「藉著主觀性，我說我所感動的故事。祛除主觀性，我並不是變成一個價值中立的參與者，而是一個腦袋空空的人。」（引自畢恆達 1996：45）正因如此，我相信「參與者的價值、信念與感情對於理解社會是絕對必要的；個人的介入不必然會干擾研究品質，甚至，相反地，它有助於提昇研究品質。」（夏曉鵑 2002）為此，我選擇運用在社發所習得的質性研究方法，三入【註十】永寧摩梭社會，在為時近半年的婦女醫療調查與婦女組織工作中，進行投身參與的「實踐式研究」【註十一】(Praxis-oriented Research)。


文獻蒐集分析

　　為了作更科學的認識，在未進入摩梭社會以前，我一路從台北、北京、昆明等地的圖書館與書店蒐集相關資料；並在三赴永寧期間，盡可能的蒐集相關文獻，仔細閱讀，以期自己可以持續而深入的瞭解摩梭社會，浸入摩梭社會肌理，融入母系摩梭的生活。
　　過往許多關於永寧摩梭人的研究，正好可以提供我們從不同的面向瞭解摩梭民族，其中包括專著、期刊、論文、史料、報章，甚至影片等。這些資料除了給予後進研究者莫大的參考價值外，也對後生晚輩的研究影響甚巨，筆者傾向採取批判性繼承的態度，引用過往研究者的經驗與成果。此外，在資料蒐集期間，有一點必須特別說明的是，論文中來自永寧鄉政府的部分統計資料，礙於某些行政程序的限制，並非筆者親身查詢的第一手資料，而是透過鄉內領導或其工作人員提供，因此在數據轉抄（傳）的過程中，難免出現些微誤差。但是為了這可能出現的誤差，筆者在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過程中，已做了時時存疑並加以檢驗的彌補。


深度訪談

　　在摩梭社會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期間，我透過深度訪談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我深知「訪談是說故事（意義建構）、瞭解他人狀況（human condition）的認知、詮釋、感覺、經驗與文化意義追尋的過程，而非簡單的驗證假說、尋找答案」（楊長苓 2000：2）；亦清楚日常談話與訪談是截然不同的，「因為訪談總是攜帶權力。」（同前：2）但我從不否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一開始所存有的權力關係，因為重要的是如何從這種相對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出發，去瞭解摩梭婦女的醫療困境，進而揭露問題的根本，然後讓我們，也讓當地婦女，去認識自身真實的社會處境，因為唯有在瞭解自身的真實處境之後，才會有批判的思考、有行動的力量、有組織的企圖，從而對現狀進行改革。
　　然而，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語言差異是身處另一個文化時很難克服的問題之一，加諸摩梭文化中的「害羞文化」【註十二】（詳見第三、五章）使然，學習語言或訪談的過程曾出現過如下的問題：詢問某些生殖器疾患的相關字詞時，大家紛紛走避或笑成一團；因筆者摩梭語發音不準，易把一些詞彙說成令人尷尬的髒話；訪問老人或異性朋友時，若問及相關「性」的問題，恐有不敬之疑；跨文化語意翻譯的問題致使溝通障礙，如病和痛在摩梭語中是同一發音，必須深入文化才可區辨，另外如走婚、老公、老婆、堂（表）兄（妹）、外婆（公）等其實是父系思維建構下的名詞，摩梭語中根本沒有這些詞彙【註十三】等。
　　我盡量克服語言問題，尋找可以為我翻譯的人，並且在過程中不斷與之討論研究需求與目的，減少因彼此思維差異（距）而流失重要訊息。我的訪談通常是從讓受訪者講述「生平醫療史或當地醫療演變史」開始，然後再從其敘述當中進一步問及相關摩梭婦女不就醫因素的資料，例如土司時期、合作化時期、改革開放後時期摩梭婦女在就醫行為上的差異。值得一提的是，我也運用自身曾是醫護人員的優勢，訪談時盡量從討論日常生活保健入手，訪談過程中更盡可能地以當地的條件給予受訪者一些保健上的建議，如此除了拉近彼此的距離外，更可緩和一些會涉及「性」問題的尷尬場面。當然這些保健上的建議都必須以適合當地的模式出發，因為唯有這樣才具有自主性持續發展的可能。我的作法通常是承認現實，在現實的根基上針對當地實際情況，折衷進行衛教工作，例如面對這窮鄉僻壤的區域，我們不能建議生病的人必須吃營養一點，或多吃魚、肉、蛋、奶等高蛋白質的食物來增加抵抗力，因為這對他們來說顯然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通常我會要他們先說出平日所食用的食物，再從中挑選生病期間可以多補充的種類。


參與觀察

　　在摩梭社會近半年的生活，雖然為時不久，但我深知參與的重要性，因為參與不僅可以提供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建立互信關係，對於具有實踐取向的研究來說更是一種有目的的介入，因此開始時我便選擇讓自己生活在母系摩梭家庭中，而非另覓一般的小旅店居住。加諸婦女疾病的詢問常會涉及與「性」有關的問題，所以熟識與信任變成溝通必備的橋樑。
　　我試著在研究期間穿梭于永寧的個個摩梭村落，從走路、騎自行車轉而搭當地人便車；從只活動於收留我的摩梭家庭到四處串門閒聊；從客套式的拜訪到受邀參與各種儀式慶典；從正式而寒暄的接觸鄉領導幹部到與之下鄉考察及相互討論問題；從觀察訪談當地醫護人員到知心地交換彼此從事醫療工作的經驗；從排拒當地醫療到生病前去求救…，一切的嘗試，後來都成為我在當地生活作息的一部份。然後我將這些在生活中所感受與觀察到的點滴，例如摩梭人生產狀況、就醫行為、文化現象等等，詳實記錄作成筆記。
　　對我而言，摩梭生活的總體經驗固然令人愉悅，但是並不像過往某些人類學家對田野描述的種種故事一般浪漫，我的田野生涯帶有許多苦澀，躲過夏日的跳蚤侵襲後，還必須忍受想念台灣家人所延伸的孤寂，以及必須時時警惕自己勇於承認（擔）種種現實環境所帶來的挑戰，所幸摩梭人給了我許多的溫情，其中最深刻的記憶是，當我啟身離開每一個摩梭家庭時，總是會聽到家中的老a-mi【註十四】親切的說：「知道家在哪裡了，記得要轉回來呦！」這種摩梭式的提醒，讓身處異鄉的我，時時都有在家的感覺。我最常居住的摩梭家庭甚至因為彼此相處融洽，而認了我當乾女兒，在剛開始成為摩梭家的女兒時，我過了一段非常擔心與焦慮的日子，也因此我總是小心翼翼的擔負著這個「不是摩梭人，卻是摩梭家女兒」的身份。我承認研究過程存有所謂的主客體辯證關係，而且當地人對我來說本就非實驗室中的白老鼠，所以彼此的人際關係與情感聯繫便不能放在客觀中立的脈絡中來評析，因此我倒不是擔心抱持研究必須一貫價值中立者的抨擊；我的擔心是來自於是否會因為自己過度投入摩梭社會改造的使命，而成為專為摩梭社會與外界溝通的代言人。
　　例如常有外來遊客因為我的摩梭研究者身份，總問我到哪裡可以走婚？哪裡才有原始的摩梭文化？問我為什麼他們不再穿著傳統服飾？為什麼…；甚至在我居住的其中一個摩梭家庭裡，當我與家人在火塘【註十五】進餐時，曾遇見肆無忌憚闖入參觀摩梭家屋重心——火塘——並指指點點的遊客，完全不知尊重為何物。此等稀鬆平常的戲碼，常令我大為光火，甚至惡言相向；相反的，摩梭人因為客氣，雖有不悅，也多勉為其難地接受如此的無禮。明眼人皆可看出，由於長期以來的反抗並無改善遊客的態度，沈默便成了摩梭人面對強勢遊客的自我保護策略，而那些來自都市、中產、知識份子…的遊客，則因摩梭人的隱忍而更加藉機揮灑優越，強化階級差異。然而在幾次捍衛的過程中，某些遊客會反問我：「摩梭人都沒說話了，妳憑什麼生氣？」這確實是個問題，也許在這過程中只有摩梭人才有發言的正當性，但是我卻覺得我們更應反省，作為農村、貧困、偏遠山區…等社會邊緣的摩梭民族，在面對如信息、傳輸、科技、教育、文化生活、醫療衛生等獲取不利的不平等分配下，其各種能力和自主性並不會自然而然產生，屈於劣勢似乎成了必然；再加上長期被主流社會消音（例如爭取將摩梭獨立為一族群，而非隸屬於納西族，每每被駁回），雖說摩梭人有反抗的正當性，但是反應不受重視的狀況，使解決問題的動機成了枉然，最後便是結構因素的惡性循環。
　　因此要讓其面對種種不平等的壓迫進而反抗，絕非一時一刻可以達成，而是需要漫長的過程。我絕對相信其有潛力可以具有反抗的能力，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已經擁有這樣的能力，正因如此，研究過程的「賦權，亦可譯為『培力』」【註十六】（empowerment）工作才具有意義。當我意識到自己有這樣的反省後，我才終於從先前的擔心與焦慮中跳脫出來，因為我終於明白，不採取行動本身就是一種行動，而這種行動便是替你所不滿的現狀服務。


實踐式研究

　　基於上述的反省，我開始會試著在那些事件後，藉機與摩梭人討論，為什麼我會生氣？為什麼我覺得應該拒絕？等問題。譬如我會和大家分享我的不悅來自於為何當遊客們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都已經使用瓦斯爐、電暖氣時，卻還帶著獵奇的心態，要來尋找鑽木取火的原始社會，殊不知文化保存與科學進步應該分開談論、分別對待；另外又為什麼這些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並不會擅自闖入民宅的所謂「文明人」，到了摩梭社會卻犯了這般野蠻的行為，完全忘卻尊重人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每次透過如上的分享後，總會有一些不同的激盪出現，我樂見於此，最起碼，我的摩梭朋友們，漸漸知道原來自己也有說「不」的權利。當然，這樣的變革方式，是我目前所能考量與付諸實行的，如同菲律賓組織工作手冊《Training for Transform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ty Workers》中提及：

　　要建造一個正義、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非常複雜的，沒有任何人確實知道該如何做，也沒有人有答案。每個人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對社會都有不同的認識基礎；從我們訓練被支配階級的情況來說，所謂「被教育」是要從人們身上多學習、去發現有效的解決方法。每個人都必須是學習者與教師，教育必須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Hope & Timmel，引自羅加鈴、何玟娟、卞中佩、陳福裕 2000：24）

　　因此賦權絕不是一蹴可及的，相互「對話」【註十七】（dialogue）及實踐過程所需要的時間是漫長的，當然它也是有待歷史檢驗的。
　　為了避免讓自己的研究淪為「about women」而不是「for women」的道路，整個研究有非常強烈的實踐取向。研究者的介入，講求的不是強者（研究者）對弱者（被研究者）的施捨關係，也不是要複製既有的權力關係；而是透過主客體辯證關係進行組織與賦權的工作，使摩梭婦女從自在( being in itself)的狀態轉型成為自為( being for themselves)的社會存在，由他們自身來改造他們集體的命運。稟持如上的理念，筆者希望透過對摩梭社會調查及階級分析的總結，來輪廓實踐式研究的基本取向，將研究工作視為是研究者在其特定的社會位置上，企圖對抗矛盾，朝向發展自主組織，藉以改造既存社會結構的研究活動。
　　一開始筆者是透過中華滋根協會提供的機會，以其在永寧鄉的「婦女醫療衛生培訓計畫」來作為起步，然後運用在社發所修習的知識，進行這一蘊含實踐取向的研究活動。「『實踐』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概念：『指有目的的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其目的在於改造物質世界和社會，也包括改造人類本身。『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普遍概念，引導人們注意經濟與社會制度的社會構成性質，並且讓人們看到改造這些制度的可能性，即人們獲得自由的能力，這種能力在個人層次上是無法完全實現的』。」(Jary and Jary 1998，引自夏曉鵑 2002)也因此組織工作在改造既存社會結構的研究活動中變得相當重要，因為結構所引致的個人痛苦，絕非個人的抵抗可以消失。（關於實踐式研究的行動進程請參考本文第六章）待續…

【註十】田野時間分別為：2000年6月5日至2000年7月8日；2000年11月8日至2000年11月30日；2001年5月20日至2001年9月12日。
【註十一】「實踐式研究」不僅僅是讓被研究者參與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研究必須能指向物質世界，分析出社會的根本矛盾，並指出改變的可能。（夏曉鵑 2002）
【註十二】摩梭「害羞文化」的提出，始自《無父無夫的國度嗎？：重女不輕男的母系摩梭》一書的作者周華山教授。
【註十三】為方便讀者理解，本論文仍以漢人所使用的稱謂行文。
【註十四】摩梭語稱母親與年長婦女為a-mi。
【註十五】火塘是摩梭家屋的重心，摩梭人祭祀祖先、商討大事、炊爨取暖都於此處進行等。
【註十六】「賦權」並不是權力的給予或下放，也不是啟蒙當地人；「賦權」是相對的過程。在過程中，一方面改造「被研究者」的世界觀，一方面也改造「研究者」自身對社會實存的認識。
【註十七】「對話」決不是一般的談話，對研究者來說，對話的目的在於讓摩梭民族可以逐漸具有追根究底的知能。誠如Paulo Freire所言：「不能以口號說服或影響人民，而是要與人民進行對話，以至於人民受到領導者所灌輸的批判性知識，逐漸變為具追根究底的知能。」（198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