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村落間缺醫少藥致使就醫無門

　　此外，筆者在摩梭山區生活近半年，在村與村的串訪過程中，總會特別留意一村之內的醫療設施，但結果每每令人遺憾。因為永寧摩梭山區往往是幾個村落僅有一名醫生，而其醫療點內也多只有簡單醫材，缺乏診斷儀器與消毒設備。若以平均每千人口醫院、衛生院床位數來比較，永寧鄉2001年每千人口醫院、衛生院床位數僅有1.4張，而這個數字僅僅是中國大陸1970年至1975年間全國平均值【註五十八】的水平而已，顯見摩梭山區醫療資源的低落與不足。
　　其實永寧鄉缺醫少藥的歷史存在已久，追溯至土司時代，在階級分化明顯的摩梭社會中，「責卡」與「俄」等級（參本文第三章）雖然依附於封建領主，但完全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當時貧困的摩梭人一旦生病，皆只能訴諸以神靈等超自然力為醫療手段的民俗醫療者。進入50年代，隨著民族解放的到來，雖然打破了封建剝削關係，進入共產黨領導的時代，但是長期缺乏醫療資源的問題，並沒有因上層建築的更迭而得到解決。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是因為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縣級人民政府雖然意識到人民健康的重要性，逐漸以不同的形式將醫療帶入永寧（如走村串寨的送醫送藥、實行「免、減、收」的醫療制度等），但卻多半礙於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貫徹不易、成效不彰。
　　爾後，順應合作化進程，永寧跟隨全國醫療建設的腳步，成立「合作醫療制度」，逐步建立每個生產大隊安置約三名赤腳醫生的局面。合作醫療在偏遠農村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特色，就在於以中、西醫為主的赤腳醫生替代民俗醫療者為人民群眾服務，比起在此之前的醫療狀況可謂一大進步。可惜的是，隨著79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興起，合作醫療體制也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逐步瓦解，原來分佈於各村落的赤腳醫生漸因返鄉而離退，只剩部分在地出生的赤腳醫生改以鄉村醫師的名義就地駐診，繼續行醫（某些由後代繼承衣缽）。但是如果我們從醫療資源的分配來看，合作醫療的瓦解並不意謂著永寧醫療資源的衰退。因為若比較晚近醫療人員的總數及醫療機構數，改革開放後的醫療資源反而有增無減，只是在合作醫療體制下，醫療資源的分佈情形較為平均、分散；而改革開放後的醫療體系，則因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有集中化的趨勢，其醫療機構的分佈大多位於人口集中的集市周圍。例如永寧鄉現有26個醫療院所，其中就有10個分駐於永寧街，而這10個醫療院所還佔近全鄉五分之四的醫療人員，其他五分之一的醫療人員才散落於各村。相較於文革時期的合作醫療，當時永寧公社設有六個生產大隊，而醫療人員是平均分散到每個大隊的情況，確實有集中化和地區傾斜的現象。
　　永寧摩梭村落因位處山區，交通並不便捷，許多地方無法用交通工具代步，村落內或村落之間的聯絡道路往往是一下雨便泥濘不堪、寸步難行。某些村子往集市的路途上甚至要翻山越嶺，因此如果不是病入膏肓的急重症，許多摩梭婦女便礙於崇山阻隔，而限制了她們前往集市就醫的意願。筆者某次前往永寧達坡村探望一位88歲的老a-mi，前腳才剛邁進大門，便聽到從家屋另一端的火塘傳來夾雜著呻吟的咳嗽聲。我帶著疑惑的眼神抬頭望著引我進門的老a-mi的孫女，急切的想知道是誰咳得那麼痛苦，老a-mi的孫女卻無奈地看著我，近似呢喃的說著沒事、沒事。進入火塘坐定後，儘管身體虛弱的老a-mi已經竭盡所能地控制咳嗽，但咳嗽聲依然伴隨著老a-mi所敘述的生平醫療史，斷斷續續。直至我們談到她目前的身體狀況時，她才硬是壓抑咳嗽，語重心長地向我訴說：「我人老了，病也多了，最近總是咳得厲害，每次一咳，就沒辦法停，在街子上（永寧街）開藥鋪（西藥房）的孫子不斷帶藥回來給我吃，就是吃不好，還是一直咳，有時候咳的難受時，什麼事都沒法做，難過的我都想死。」筆者問：「沒找醫生看看嗎？」老a-mi接著說：「村子裡頭哪有醫生啊！想看醫生還得老遠的跑到街子上去，我這老人病一次、兩次的還治不好，恐怕這來來回回的折騰我就會先受不了…。」
　　據筆者在永寧摩梭山區的考察，許多摩梭老人都患有慢性病（如風濕性關節炎、白內障…），一旦發作就痛苦難耐，只是礙於村落內（間）缺醫少藥的情況，很難在根本上獲得解決。因此急性期時頂多延請村內或鄰村醫師出診，然後打個針，吃個藥地暫時捱過，除非性命危急或實在難以忍受，才會往外地送醫。曾經有一位患有長年眼疾的76歲的a-mi告訴筆者：「我這雙眼睛常痛、常不自主地流眼淚，還有越來越看不清楚的情形，早就用盡了在外地打工的家屬所寄回來的眼藥水或藥膏了，但是都沒好轉，有時候痛起來，就得請村子裡的醫生來給我打針，村裡的醫生說這種病必須往大型醫院才能根治，麻煩的很！如果要治好，聽說還必須花許多錢，可是我們家裡哪有錢…。」所述，道盡摩梭山區缺醫少藥的現狀，也說明伴隨商品化醫療而來的高醫藥費絕非一般摩梭家庭所能負擔，因此患病者通常對於商品化醫療「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第三節 家屋中缺乏貨幣提供患者就醫

　　飛速上漲的醫療費用確實折煞貨幣餘額短缺的摩梭人，因而許多摩梭婦女在娓娓道來自身的疾病問題後，經常不免加上一句：「我們最大的醫療問題就是沒錢看病！」的確，比起合作醫療時期看病只需幾分（民族區）、幾毛錢（非民族區）的狀況，現今高額的醫療費用往往導致摩梭婦女陷入中國農民戲稱的「治病三部曲」——看不起病、吃不起藥、住不起院——的深淵中。
　　由於沒錢看病成了摩梭社會普遍的現象，所以筆者只要隨手擷取「部分」田野資料，即可發現永寧摩梭婦女對醫療費用無力承擔的陳述：

例一
「生病時若有錢會去鄉醫院看醫生，若沒錢就忍著，因為看醫生要花很多錢。像我之前在寧蒗縣醫院住院兩天就花了家裡300多元，當時沒敢等到病好，住兩天就趕緊出院了…」
例二
「知道村中有一個婦女下邊（外生殖器）很臭，而且痛到已經走路都困難了，但是他很窮，所以沒辦法去看醫生。」
例三
「因為醫藥費實在太貴了，所以除非倒下來不能勞動，否則一般生病我是不會去醫院看病的。」
例四
「像我子宮頸炎看一次醫生大概要花30多元，醫藥費真的貴的很，所以平時如果只是感冒發燒，我們都先自己找藥吃，不會馬上去找醫生…」
例五
「生病很麻煩！通常看一次小病就要花10多元，病重一些可能要幾十、幾百……，平時身體不舒服的話，有錢就會去醫院看病，沒錢就忍著。像之前我病得很重，風濕性關節炎又發作，家裡根本沒錢，我家哥哥只好去打工，打工才有錢，否則就要賣糧食才會有錢，但是糧食賣多了，家裡又會不夠吃…」
例六
「我經常胃痛，好幾次都痛到想掉眼淚，像兩天前又痛得厲害，只好去街子上（永寧街）找醫生，醫藥費總共花了18元，後來藥吃完了，又再痛，就沒錢去看病了。」
例七
「據我所知，村子裡的人如果生病，都是有錢才會找醫生、找藥，若是沒錢就自己採草藥吃，…我們這裡窮的很，有些花不起錢找醫生的人，還會自己買藥給自己打針，聽他們說只要記得醫生上次施打的部位，然後叫家裡人照著打就可以了。」
……

　　從眾多摩梭婦女的陳述當中，可以輕易地發現當中的共同特徵，便是「沒錢就醫」。為什麼沒錢就醫呢？原因在於改革開放後，服膺於市場經濟運作機制的醫療體系全面商品化，早已將醫療機構內的每一個「細胞」都變成商品，從器材、藥材，甚至人才（醫療人員是勞動力商品化下的雇傭勞動者）等環節無一倖免。特別是在中央及省市政府不再提撥醫療補助，地區醫療機構必須自負盈虧的前提下，主其事者只顧利潤的追求，忘卻醫療服務的公益性宗旨之下更是如此。此外，醫療市場內，患者用藥同時決定藥品的銷售量與醫院收入的多寡，因此醫生大開處方籤過度營利的事件也就層出不窮。永寧鄉已退休的書記阿那窩‧阿納就說：「市場經濟以前，摩梭人看病付不出醫療費時，會帶些雞蛋或糧食作為酬謝醫生的方式。但是這些東西現在卻都變成看病時給醫生的『紅包』，送禮的目的在於希望醫生手下留情，別亂開處方籤增加醫療費用。這種相當惡質的醫療文化，苦的全部是老百姓，那些沒良心的醫生卻因而賺錢。」無怪乎中國大陸有句順口溜說「黃金有價藥無價」，因為人一旦生病就醫，便只能任人宰割地承擔醫藥價格惡性增長的苦果。這種視病人為苦主的醫療模式，必然使得處於自然經濟體制下的摩梭經濟單位（家屋）毫無招架之力，摩梭婦女的就醫意願當然也就因而受到凍結。
　　筆者在摩梭村落進行訪調期間，曾有多位不同年齡層的摩梭婦女說過類似如下的話語：「現在這個時代不一樣了，隨便看個醫生最少都要近10元，病重一點還得不斷往上加，所以如果真的生病，有錢才可以找醫生；沒錢的話就得找達巴、喇嘛，因為找他們來唸經，只要按心意酬謝，給多給少無所謂。」筆者認為上述的現象正是民俗醫療在今天竟然成為商品化醫療體系的補充機制的主要因素。永寧在合作醫療瓦解後逐漸形成的商品化醫療體系，雖然在機構數、病床數與醫療人員總數上有所增漲，但面對摩梭人普遍缺乏貨幣來支付醫療費用的現狀，卻無用武之地。許多摩梭婦女在生存與文化的選擇下，被迫放棄商品化醫療體系，轉而選擇草醫或民俗醫來自我救濟。例如在無醫無藥的土司時期，民俗醫療體系是作為摩梭社會的「主要」醫療形式而存在；但在商品化醫療體系為主要形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民俗醫療卻在缺乏貨幣的前提下成為現行醫療體系的「補充」。也就是說，民俗醫療體系雖然從土司時期至今都存在於摩梭社會之中，但卻因著各種歷史條件的變化，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與功能。
　　然而現實所帶來的挑戰畢竟殘酷，許多情況下，摩梭婦女雖然知道需要現今商品化醫療，但卻都礙於經濟條件的限制而作罷。筆者在落水里格村魚穫季時，曾遇一名摩梭婦女小腿受到漁船的尖銳處劃破，偌大的傷口經過幾日的擱置後，出現化膿潰爛的情形，該名婦女於是尋求筆者協助，過程中筆者反問婦女在受傷當天如何處置？婦女回答說當時只用瀘沽湖的水清洗血跡，並且按壓止血而已。筆者又問為何不自己消毒上藥？她回答說沒錢買藥，所以就忍下來了。事實上，三、五元的外傷藥對這名摩梭婦女來說，並非付不出來，不肯花錢買藥的主要癥結在於她如下的話語：「我們已經習慣忍受生病所帶來的不便了，不會太難受的病通常能忍就忍，忍到不能忍了再去看病，因為現在找醫生很貴，所以家裡擁有的稀少貨幣只能用在不可不用的事情上。」
　　因為稀少的貨幣只能花在刀口上的心態，所以摩梭婦女在就醫行為上總會選擇以「小病扛、大病拖」的行為來面對。然而為了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某些時候，不論如何扛、如何拖，終究還是無法逃離就醫的命運。但是令人擔憂的是，醫藥費用的增長並無因為老百姓負擔不起而停擺，它仍然持續地向上攀爬。衛生部衛生統計信息中心（1998）曾對80年代以來的醫療狀況做過如下詮釋：「近年來，政府投入衛生事業費用相對下降，社會衛生投入也因受企業效益影響而減少，藥費漲幅又高達30％左右，造成病人個人負擔過重。」此外，「根據衛生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每位中國居民看一次病平均要花79元，住院則需花2891元。再者，統計資料也表明全國醫療水平高的衛生部直屬醫院，平均每一人次門診、急診醫療費用為163元，住院費用為7961元，而普通縣級醫院平均每一人次門診、急診醫療費用為49元，住院費用為1508元。」（中華週末報 2000/06/16）如果我們將上述的那些數據，套在每年每人平均僅有103元可支配貨幣額的欲就醫的摩梭婦女身上，您將不難發現，摩梭社會的婦女究竟為何不看病了。


第四節 不就醫因素的結構性分析

　　在分別說明摩梭婦女具有病識感的不就醫的三個主要因素——礙於「性的社會行為禁忌」不便就醫；村落間缺醫少藥致使就醫無門；家屋中缺乏貨幣提供患者就醫——之後，為了進一步從上述現象中探究摩梭婦女不就醫的支配性因素，我們在分析的過程有必要拉大歷史的視野，將摩梭婦女不就醫的原因放在整個歷史的框架中進行剖析，從而釐清當前摩梭婦女之所以不就醫的根本因素。下文中筆者試圖以「土司時期」、「合作化時期」與「改革開放至今」的三個重要歷史階段，逐一說明：一、礙於「性的社會行為禁忌」不便就醫（以下簡稱「受制於害羞文化」）；二、村落間缺醫少藥致使就醫無門（以下簡稱「缺醫問題」）；三、家屋中缺乏貨幣提供患者就醫（以下簡稱「缺錢問題」）等三個因素，是如何在上層建築的更迭與政策的轉變中，對摩梭婦女的醫療行為產生影響？並考察其在歷史中的異同，從而探究出當前摩梭婦女不就醫現象的核心因素。
　　從歷史資料中與摩梭老人的口中，不難得知摩梭社會在土司時期的生活條件極為苛刻，因為「…摩梭土司和大喇嘛殘酷剝削壓榨群眾，廣大人民吃的是稗子，穿的是麻布，蓋的是麥秸，生活十分艱難。因此雖然出生率很高，但貧病卻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尤其是嬰兒死亡率很高。當時，由於缺醫少藥，每當瘟疫流行，疾病纏身時，人們只能延請巫醫【註五十九】來禱神驅鬼……。」（楊學政 1985：58）此外，考察《寧蒗彝族自治縣衛生志》亦可獲悉，永寧鄉正式官方的醫療建設記載始於1951年，在此之前除民國年間的零星幾名中醫師寥散於寧蒗縣各鄉，以及1949年前後有高、樊、林姓等醫生於皮匠街開設醫療院所外，並無任何醫療人員駐診的紀錄。由此也反證出民俗醫療是當時摩梭人在生病後主要仰賴的對象。也就是說，在民國期間至1949年前後的土司時代裡，雖然開始有了個體戶醫師的出現，但僅限於永寧富饒的集市上，廣大摩梭村落多半還是缺乏筆者指稱的中醫、西醫或藏醫，因此村落間「缺醫問題」成了必然。
　　雖然在土司時代裡，缺醫問題是導致摩梭婦女不就醫的因素，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摩梭人在一方面受限於地理環境、氣候與生產技術落後等因素；一方面受制於封建領主等貴族集團的剝削下。撇開上述缺醫問題的歷史現實，即便在村落內廣設醫療單位提供人民就醫，也會因為當時低落的生產力與貧乏的經濟條件遭致阻礙。因為當時除佔摩梭人口少數的貴族集團、地主或富農階級外，一般摩梭家屋在自然的限制和階級的壓迫底下，並無足夠的剩餘來從事醫療行為。從筆者的訪談資料中，許多摩梭婦女也證實說：「土司時代『沒錢』就醫的人非常多，那時候許多人生病只能等死。」
　　再者，除了上述兩個因素（缺醫、缺錢）之外，我們必須考察「害羞文化」對土司時期摩梭婦女不就醫的現象所起的作用。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害羞文化的機制起源於何時，但是這種伴隨著走婚制度而派生的性的社會行為禁忌，遠在蒙古帝國（元代）將土司制度強制地實行於母系摩梭社會前，便已作為社會再生產的部分機制存在於摩梭社會當中。因此筆者可以斷言害羞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禁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必然影響摩梭婦女在與生殖器官有關的疾病上就醫的意願。
　　走過土司統治的年代，將時間推移到合作化時期。摩梭社會在經過新民主主義時期和平協商與土地改革後，終於在1956年完成民主改革，勞動人民從此擺脫封建剝削關係的枷鎖。然而輔從民主改革中取得土地的摩梭農民，隨著整個中國大陸依照1958年中共中央第八次黨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便在「大躍進」的風潮下，邁入合作化進程，將全部生產資料（包含土地、獸力和農具）轉為集體所有，一直到文革後才由家庭承包責任制所取代。在這個合作化的風潮下，針對中國農村缺醫少藥的現實，發展出一套迄今為止仍然廣受討論和讚譽的「赤腳醫生制度」，即便是地處雲南偏遠山區的摩梭村落，也逐步建設出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站，創造了摩梭婦女普遍就醫的可能性。比起土司時期受到封建剝削又無醫療保障的情況，此一時期各生產大隊配有三名左右的赤腳醫生，看病打針僅需五分錢掛號費的時代，（特別在文革期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摩梭婦女在就醫上普遍的缺醫問題與缺錢問題。因此此時阻止摩梭婦女就醫的問題反倒是與「性」有關的疾病，亦即受制於害羞文化所衍生的問題。（民國年間土司時期至合作化時期的摩梭婦女不就醫因素分析亦可參見表四）

【表四】民國年間土司時期至合作化時期的摩梭婦女不就醫因素分析（略）
　　綜合上述的考察，「害羞文化」作為一般社會行為規範，不管是在土司時期，或者是合作化時期，都作為一種要素影響摩梭婦女就醫行為，展現出高度的歷史同一性。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摩梭社會中的疾病種類的大部分，都與生殖器官毫不相干，亦即不在害羞文化所影響的範圍內。因此，害羞文化雖然作為一種社會禁忌，在觀念上影響了摩梭婦女的就醫行為，但我們不能據爾說明摩梭婦女不就醫的主要因素是來自於害羞文化。筆者當然同意，害羞文化貫穿著個個歷史階段，障礙了摩梭婦女在與生殖器官有關的疾病上的就醫意願，但這個現象卻無法說明當前摩梭婦女在與生殖器官無關的疾病上仍然存在著不就醫的問題。特別是這個問題在合作醫療時期確有明顯的改善（參表四）。可見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統一性，而在於每個歷史時期的差異性，因此要探究當前摩梭婦女不就醫的根本因素，便必須略過表四的B欄及D欄，把重心擺在每個歷史階段的特殊性進行考察，亦即將摩梭婦女不就醫的因素聚焦於A欄及C欄的非文化性因素。也就是說，藉由文革時期的經驗材料得知，只要是在非生殖器官的疾病上，由於受惠於合作醫療體系，排除了缺醫問題與缺錢問題後，摩梭婦女就醫不足的狀況就得到緩解，因此缺醫問題與缺錢問題就成為現階段我們考察的重點。
　　走出文革時期，1979年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承包責任制」著手，直接挑戰了「一大二公」的合作經濟，導致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失去集體經濟的支持，從而讓政策導向的群眾集資辦醫成為歷史。再者，因為醫藥工業失去計畫經濟的支持，醫療費用因而大幅增漲，而農民雖因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的刺激下，一定程度得到增產增收的成果，但是農民收入的增加遠不及醫療費用的增加。
　　例如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至1999年為止，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1.33元增加至2210.34元，約成長11.55倍。（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 2000）而醫療費用根據中華週末報於2000年6月16日所報導的衛生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每位中國居民看一次病平均要花79元，卻是文革時（只需繳大約五分至五角不等的掛號費）的158～1580倍，至於每次住院平均需花的2891元，更是超過農村居民整年的人均純收入。此外，醫療納入市場經濟體制，往往造成區域範圍內的醫療資源分佈嚴重失衡，因為許多醫療單位為追求高額利潤，紛紛將醫療院所設在繁華區域，例如1975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所含病床數市級比縣級（市：縣）為1：1.5；1985年轉為1：1.3；1990年變為1：0.9，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因為加速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僅佔中國20％以上的城市居民，醫療資源遠高於佔80％的農民，數據大幅拉開成為1：0.6。以永寧鄉為例，據已卸任的鄉書記阿那窩‧阿納表示：「文革時期永寧公社設有一公社衛生院，下屬六個生產大隊皆設置合作醫療站，每個醫療站又有2至3名赤腳醫生，人口較多的大隊甚至有4至5名赤腳醫生，所以當時醫療人員及醫療單位比起現在是較為分散而平均。」只是好景不常，進入改革開放後，永寧鄉的醫療資源雖然有增無減，但是分佈上卻極不平衡，永寧鄉現有的26個醫療院所，其中就有10個駐診於永寧街周圍，而這10個醫療院所還佔近全鄉五分之四的醫療人員，顯見集中化程度之高。凡此種種，皆在在說明伴隨市場經濟體制而來的合作醫療瓦解與商品化醫療體系，展現出高度的集中化與商品化的現象，讓缺錢問題與缺醫問題再度浮上台面，從而讓摩梭婦女再次承擔缺醫少藥的困頓，只不過過去的缺醫少藥來自於中國社會普遍落後的生產力，是歷史的必然；而摩梭婦女當前所面對的缺醫少藥卻是分配的結果，是來自社會性的偶然。（合作化時期迄今的摩梭婦女不就醫因素分析亦可參見表五）
【表五】合作化時期迄今的摩梭婦女不就醫因素分析（略）
　　惟需留意的是，雖然進入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時代，再度讓缺錢問題與缺醫問題躍然而生，但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人類健康狀況的改善通常來自於生活水平的提升、行為的改變等等，而不在於大動干戈地廣設醫療單位、調度大量醫療人員。也就是說，摩梭社會如果生產力沒有提升至可支付日常生活消費的水平，即使在摩梭山區構建大型醫療機構與調派資深醫師駐診，摩梭婦女在面對令其為難的醫療費用時，仍然還是會懼於投醫。例如目前永寧鄉已建有26個醫療院所，其中五分之四的醫療人員高度集中於永寧街所屬的10個醫療院所，部分醫療院所所使用的醫療器具也完成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如X光攝影機、初生兒保溫處理台），但由於就醫不足的問題，大多處於虧損狀態（參本文第四章）。因此摩梭社會的醫療狀況呈現出一種社會性的弔詭——在大部分醫療院所缺乏病患造成設備閒置的同時，卻存在著因無法支付高額醫療費用而延緩就醫或放棄就醫的現象。
　　導致上述現象產生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造成目前摩梭婦女不就醫的主要因素，就在於「缺錢問題」，亦即家屋中缺乏貨幣提供患者就醫。然而，為什麼摩梭家屋中會缺乏貨幣就醫呢？其一，因為改革開放後，醫藥工業失去計畫經濟的支持，醫療邁入商品化，醫療費用大幅攀升，形成許多農民就醫要付出與收入南轅北轍的貨幣額。永寧摩梭農村做為中國的一部份，自然面臨與中國其他地區農村農民一般的窘境。其二，在許多農村已漸有能力地朝向農業多樣化的全面發展（例如種植經濟作物，投入養殖業、食品加工業等等），使經濟上的城鄉差距儘量縮短的同時，摩梭社會卻仍然礙於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生活在年年都有缺糧之虞的自然經濟型態下，每年每人僅有103元可支配的貨幣餘額及243公斤口糧，其經濟匱乏的程度可見一斑。最後，若以中國居民看一次病平均要花79元的標準來評比，摩梭社會每年每人可動用的103元貨幣餘額僅夠就醫一次。無怪乎，許多摩梭婦女會跟筆者抱怨：「我們最大的醫療問題就是沒錢看病。」而面臨這種困窘的經濟條件，必然也就難以解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醫療問題。

　　以此觀之，處於目前的生產力水平，摩梭婦女一旦必須面對高度商品化的醫療時，少的可憐的經濟收入，似乎是阻礙摩梭婦女就醫的根源。但是如果我們將問題探討停止於摩梭山區貨幣缺乏的現象，必然導致將摩梭山區困窘的狀況等同於中國其它農村的貧窮問題的結論，如此問題就停留在表象的層次，而缺乏進一步探究摩梭人之所以缺乏貨幣的根本因由。因為貧窮現象的表現並不盡然出自相同的導因。
　　一般來說，造成目前中國農村貨幣短缺的可能因素有二：其一是所處社會經濟型態的發展，與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作方式存有難以調和的矛盾；其次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始終落後於平均發展指數。「前者」多半是礙於自然條件的限制，使得社會生產方式無法服膺（且落後）普遍經濟型態的規律，生產的目的往往僅能是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即使有少量剩餘也多半以物易物，不需貨幣作為中介。因此一旦要面對生產主要是為了讓勞動產品可以在流通領域變成商品，並以一般等價物（貨幣）進行交換的市場經濟體制時，就易出現貨幣不足的問題。至於「後者」的生產雖然已經接受了市場規律的支配，但礙於農業生產落後於一般發展水平，其產品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或即便擁有鉅額的農業餘糧，但因產銷體系不健全、交通受阻，所以在商品化不足的情況下也就表現出貨幣缺乏的現象。例如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展中心於2000年曾發佈全國存糧豐厚，即便出現一、二年糧食減產，總量平衡仍不致出現多大問題，但中國農村卻還是普遍存有缺乏貨幣的現象。（陳錫文 2000）因此問題的討論不能以「貧窮」此一簡單的概念來進行概括，必須進行進一步的政治經濟考察才能突破事物的表象，掌握根本的因素，從而才能提出正確的解決方案與實踐步驟。
　　根據筆者在永寧摩梭山區進行經濟考察的結果顯示，由於永寧摩梭山區內的地形起伏，以及大小不等的耕作面傾斜狀況，致使水土保持不易，適宜耕作的土地極為貧乏，所以人均僅能分得2.3畝的有限耕作面積。加諸，地處高寒地帶，霜降期長，以及普遍使用人力、獸力的缺乏機械化耕作情況，使得摩梭山區農業生產處於長期生產力低落的窘境，每年在扣除飼料及預留子種後，所剩口糧（2000年為243公斤）往往不及一個勞動力一年所需（約300～350公斤），因此農作上必須以糧為綱，以種植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極少。據統計，永寧鄉2000年人均糧食收入僅394公斤，遠低於1999年全國農民人均糧食收入的750.91公斤（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 2000），甚至還不達1999年全國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糧食收入的409.55公斤（中國民族統計年鑑 2000），產量低落可見一斑，也因此生產範圍只能侷限於滿足個體家庭的需求，缺乏剩餘作為買賣，生產通常不與社會發生廣泛聯繫。再者，永寧鄉高達95％的農業人口，更說明摩梭山區工業化程度的不足，此種狀況的產生主要源自於舊有生產基礎的限制，因為永寧摩梭山區在文革期間並不似大陸其他農村大興水利建設與農村工業，改革開放後便無由其轉型而成的鄉鎮企業，因此也就表示可以提供農業之外的工商業就業部門稀少，導致摩梭婦女貨幣取得管道有限。雖說摩梭山區每年的野生菇菌採集提供摩梭婦女有取得貨幣的機會，但此商品屬自然採集，產量並不規律，受自然條件限制也大，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及採集者零星至收購處販賣，極易受商人資本剝削，所以收入並不穩定。
　　綜上所述，摩梭社會這種處於生產不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生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活和生存需要而生產的自然經濟狀態，在面臨必須支付貨幣的商品化醫療時必定束手無策，而這種貨幣缺乏的形式是屬於上述的經濟型態差異。也就是說，貨幣缺乏只是摩梭婦女不就醫的表現形式而已，真正致使摩梭婦女不看病的根本性（支配性）因素則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表現在醫療上便是高度機構化、集中化、商品化）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型態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就是處於自然經濟體制下的摩梭人，在面臨中國市場經濟格局所帶來的商品化時，拿不出錢來看病只是矛盾所衍生的問題之一，然後透過醫療面向表現出來而已。
　　這樣的認識，勢必影響筆者改變現存結構的實踐步驟。因為如果是上述經濟水平發展落後的情況，筆者所提出的方案應當是從建立符合當前市場經濟規律下商品化農業產銷體系；或從推動農業機械化、農產多元化入手。但如果問題的根源在於經濟型態差異，則建立產銷體制，推動農業機械化、農產多元化的策略就未必能全面發揮其功效。如此的思維將具體展現在第六章——針對永寧摩梭婦女醫療問題所提出的實踐式研究進程與侷限中。
【註五十八】1970年全國平均每千人口醫院、衛生院床位數為1.33張：1975年為1.73張：1980年為2.01張：1990年為2.30張：1996年為2.34張。（中國統計年鑑 1997：726）
【註五十九】即筆者所指的民俗醫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