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認識與實踐的統一 —— 實踐式研究的進程與侷限

　　摩梭語的「病」和「痛」是同一個發音，正好指出痛是病的一個指標。摩梭人認為病了就是無法維持作息、無法進行勞動，因此生病是一件麻煩的事情。據筆者觀察發現，摩梭人把「沒病」（沒痛）當成生活中的問候語，例如摩梭晚輩會問候老人家：「最近你沒有病（痛）吧？」一句近似肯定句的疑問句，意思是希望老人身體安康、沒病沒痛。聽到這種問候語，令我不禁想起母親曾說：「早期台灣農業社會，大家生活極為困苦，所以吃飯或吃飽是件很難達成的事情，因此大家在見面時都會體貼地問候對方：『吃飯沒？吃飽沒？』目的是希望對方已經達到企盼」。面對摩梭山區的醫療窘境，我想摩梭人的「最近你沒有病（痛）吧？」應該有著極相似的心情。
　　老實說，摩梭山區的醫療困境，曾讓筆者的田野生涯數度出現忐忑不安的情緒，初始是走村串寨每每遇上摩梭婦女抱怨面對商品化醫療的難處，著實令人觸動心弦，卻又束手無策；再又是摩梭婦女就醫不足的問題，挑戰了曾閱讀過的婦女就醫不足論述，一時之間矛盾無法理清…。此章筆者將朝如何解決摩梭婦女醫療困境的目標出發，說明在全盤考察摩梭社會的政治經濟型態後，如何貫徹理論與實踐合一的道路。


實踐式研究的行動進程

　　筆者先後三入永寧鄉，第一次進入的目的在於完成永寧鄉婦女主任達史‧拉措向「中華滋根協會」申請資助的永寧鄉「婦女醫療衛生培訓計畫」，這個計畫施及的對象雖然不僅止於摩梭婦女，而是永寧鄉各族婦女，但是卻因此奠定了筆者對全鄉婦女醫療狀況的認識基礎，從而使得筆者在日後選定以摩梭婦女為研究對象時，可以仰賴這個基礎，更加掌握摩梭婦女所面對的醫療困境。
　　誠如Paulo Freire（1982）在《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中提到：「人作為實踐的實存，不同於純粹從事活動的動物，動物不必管這個世界是甚麼，它們沈湎於其中。相反的，人從世界中誕生、將它對象化，藉此用他們的勞動來認識這個世界和改造這個世界……但，人類的活動是由行動和反省所構成：這就是實踐、就是世界的改造。同時，實踐需要理論來引導，人類的活動是理論和實踐、是反省和行動，絕不能被矮化為耍嘴皮子和行動主義。」(引自羅加鈴、何玟娟、卞中佩、陳福裕 2000：19) 因此筆者藉由對Paulo Freire解放教育學的學習，將研究活動視作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筆者所持的實踐式研究並非是一種研究技術或研究方法，而是一種研究取向，是研究者帶著自我的價值判斷與世界觀，在調查與訪談的過程中，透過對話與被研究者進行互動，從而與被研究者在共同意識化（Conscientization）【註六十】的前提下成為行動者進行協同合作，以期最終可以改造現存結構所導致的壓迫。因此研究過程即實踐過程，研究的開始便是實踐的開始，包括研究初期的文獻考察、資料蒐集、訪談等等，無一不是為了替每一個下一步的實踐活動做準備，也就是說，「實踐一方面須有社會調查作為行動的指導方針，另一方面亦提供了更進一步研究所須的資料。」（夏曉鵑 2002）企盼藉由研究過程的推移，人民可以從中找尋到替代結構，使之脫離現存結構所引致的痛苦。
　　由於第一次進入摩梭社會背負著資助單位——中華滋根協會——的色彩，所以筆者非常謹慎地避免自己成為當地人口中叨唸的「給錢者」角色，流於所謂的施捨關係。因為筆者認為「發展工作」不同於「救濟工作」，而中華滋根協會提供資助的目的也不在於複製彼此間的依賴關係。所以筆者採行讓婦女基層工作者（如鄉婦女主任、村婦女組長、熱情婦女）共同參與討論、合作執行計畫的方式，進行中華滋根協會要求完成的培訓課程。如此的工作方式除了扣合中華滋根協會素來所稟持的在地化（localization）發展宗旨外，更可依此互動將筆者對現象的描述和發現做成結論，與之商討觀念上的差異，並在這種互動中建立彼此關係、進行對話。誠如夏曉鵑（2002）所言：「實踐式研究中的根本精神在於『賦權』（empowerment），或譯為『培力』，首先必須相信的是民眾有擁有能力的『潛力』（而非現況），從而協助他們培養批判檢視自身處境與結構的關係，以及集體變革現況的能力。在此意義之下，實踐式研究堅持研究對象『參與』的精神，其『協同研究』的形式與程度應依條件而不同。」
　　初始，筆者帶著既有的問題意識，然後在永寧鄉婦女主任的陪同下逐一訪調寧蒗縣婦女聯合會、永寧鄉行政機構、永寧鄉醫療單位、各村落從事婦女醫療相關工作的基層負責人，以及訪談各村勞動婦女，並在過程中不斷地蒐集相關資料（如人口普查統計資料、縣志、衛生志、婦女醫療現況…），以達成具體瞭解永寧鄉社會經濟結構的目的。同時，亦經由更多的文獻考察來發展進一步的問題意識，然後再透過質性調查與資料分析，更予釐清永寧鄉婦女醫療問題的定義、特性和婦女們所處的社會位置。希冀如此的多管齊下可以讓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對話具有依循的方向，因為相互「對話」（dialogue）與一般「談話」（conversation）截然不同，對話的目的在於讓「研究者」分享所知與尋找問題根源；讓「被研究者」逐漸瞭解自身處境及問題癥結，藉以形成批判意識，進而自主的尋求改造現存壓迫體制的可能性。所以整個過程是動向循環的，也就是說，研究者透過不斷進行的訪調與對話，不斷修正對問題的認識，並發展出新的問題意識，作為未來實踐的依據。（進程說明亦可參見圖四的A階段）
　　一連串的訪調工作後，必須面對的便是婦女醫療衛生培訓課程的設計，在以調查為依的情況下，筆者反覆與婦女主任討論後一致認為培訓課程需有如下多重的意義。首先，希望藉由培訓課程建立「訓練可以訓練他人的人」（training of trainer），讓她們再將受訓內容於各村落傳遞，因此每位受訓者【註六十一】都是「種子」。其次，培訓課程的內容，為利自主持續的發展，皆朝向在地化的方向設計，例如當地婦女對月經的處理方式，可依經濟狀況分為使用舊布、草紙、衛生紙、衛生棉（極少數）四種，但這四種作為護墊的質材除了衛生棉外都極易有滲漏之慮，所以課程中便安排如何運用平時所用質材去製作滲漏度較低的護墊。再者，由於永寧鄉幅員遼闊，所以培訓前即便筆者勤於走村串寨，也都無法走遍全鄉瞭解各村落的醫療狀況，因此培訓除了醫療衛生知識的相互授受外，更可透過此一活動將各村落的狀況予以掌握，從而作為將來進一步實踐的依據。最後，透過培訓的過程，建立彼此的信任、合作關係，改變婦女們對群我的認識，使之不再以孤立的個人來面對當下的處境，並在對話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討論的習慣，為以集體的利益為依歸提出解決方案做準備。
　　培訓課程的上課方式，筆者摒棄Paulo Freire所批評的填鴨式（banking）教學，決意採以互動式的工作坊（workshop）形式進行，因為工作坊「可視為焦點團體法的轉化。焦點團體法的作用在於『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研究者可以從此對話和互動取得資料和洞察…。』(胡幼慧 1996)工作坊的目的，則在取得資料和洞察之外，更加上意識覺醒 （conscientization）、賦權（empowerment）。」（夏曉鵑 2002）等目的。至於培訓課程的內容設計，皆是依據連日調查結果的總結分析所擬，因此富有強烈的針對性。例如泌尿生殖道疾病課程的編排源於鄉內婦女有偏高的好犯率，所以課程著重預防工作的說明；而避孕方法介紹乃因許多婦女對避孕方式存有不正確想像（如月經會衝歪子宮內避孕器、結紮會影響勞動力…），因此希望透過課程建立正確的避孕觀念。另如，愛滋病的編列則是因為調查期間有多位婦女問及相關知識，並表示急於理解傳染途徑等知識。
　　此外，為了使課程與前述預期的多重意義有所連結，課程主軸分別朝如何「培養種子」、適應在地方式，以及營造互動與對話的可能等目的邁進。例如：一、課程中不斷透過各種回試教的演練，以利受訓婦女未來可將所學在各村落熟練操作，順利傳達給村內的勞動婦女。二、儘量從調查結果的分析來進行課程編列，好比許多婦女仍以舊布處理月經；或使用一塊舊布貫穿整個經期毫不更換與清洗；甚或將作為護墊的舊布與襪子等可能帶有黴菌的衣物同洗，所以永寧鄉婦女泌尿生殖道感染的機率頗高。因此課程安排如何更換、清洗、消毒曝曬舊布的方法說明，使婦女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執行預防疾病的工作。三、培訓過程中不斷透過遊戲、演練、討論的方式，讓彼此建立關係；並在過程中進行對話，使受訓婦女更加瞭解自身困境，同時也讓研究者更予釐清永寧婦女所面對的醫療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培訓工作必須避免犯下不切實際的錯誤，例如在此地若鼓勵婦女行經期使用衛生棉；或建議疾病期多吃奶、蛋、魚、肉等營養食品，便犯了忽略當地經濟情況的錯誤。有鑑於此，筆者在永寧的研究過程中，非常注重在地條件，例如永寧婦女一般會害羞觸摸自身乳房進行乳房自我檢查的學習，於是便安排以紙張自製道具代替，並在道具製作的同時告知受訓者在其村內進行衛教時，可變換道具材料為泥土做成的小土堆或其它可利用的東西，儘量因時因地制宜。（課程內容與目的詳見表六）

【表六】婦女醫療培訓課程表（略）【註六十二】

　　第一次的永寧行，讓筆者初步取得永寧鄉婦女醫療現況的經驗資料，也形成了一定的問題意識。只是此一階段的想法尚停留於將婦女醫療困境聚焦在貧病與衛生觀念缺乏的範圍內，因此較少觸及全盤政治經濟層面的分析。此外，值得欣慰的是，在培訓課程的總檢討時，筆者發現婦女們已漸打破冷漠（apathy），開始主動地進行相互討論，並有集體行動的意願。例如相連幾個村的婦女共同提議可以合作舉辦衛生教育宣導會；更有婦女建議將現有受訓者組成衛教團體，在必要時相互支援；亦有婦女希望除了醫療培訓以外，可以建立不同形式的團體，以吸納更多的婦女參與（如成立掃盲班，即識字班）改變婦女困境的行動。這些訊息在在透露出引發婦女自主性和積極性的階段目標已經驅動。
　　然而工作坊的認識與實踐過程，雖然可以看出一些認識與行動發展的軌跡，以及研究者對工作坊的預期已有了好的開端（例如婦女開始反省自身問題的導因，有企圖改變的動機），但是婦女仍然還是停留在自在狀態（Being in itself），因為她們對自身處境的認識，甚至是現實處境本身，並沒有因為研究活動或培訓課程而有絲毫的改變，而且此階段婦女對問題的討論多流於表面，尚無社會分析的能力，因此仍須更進一步的推動。有鑑於此，回台後筆者便嚴肅地與指導教授夏曉鵑老師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可能，由於夏老師一直以來鼓勵學生必須將理論與實踐統一，遂在我的請求下表示願意陪同前往永寧進行探勘，並與當地有心組織的熱情婦女分享多年來從事或所知的婦女組織工作經驗（如高雄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註六十三】、智利婦女拼布工作坊【註六十四】、菲律賓基層婦女組織【註六十五】的經驗），然後再與筆者做更進一步的討論。也由於夏曉鵑老師的激勵與筆者自身對研究即實踐的期許，所以決定依此作為畢業論文的研究方向與寫作的題材。
　　第二次進入永寧前，由於新的問題意識尚在模糊階段，以及中華滋根協會的計畫已經完成。加諸，第一次母系摩梭社會給筆者的「衝擊」（參本文第一章），因此在多方考慮下，筆者傾向將研究範圍縮小，選擇永寧鄉佔最多數人口的摩梭婦女做為實踐工作的開端，並針對性地進行有關摩梭婦女醫療問題的調查。由於已經決定著重摩梭婦女醫療問題的研究，筆者遂將第一次進入永寧的田野筆記翻出，悉心整理出當時帶有疑慮的部分，諸如在這個「尊母崇女」的母系摩梭社會裡為何女性依舊就醫不足、在某些情況下為何摩梭婦女怯於就醫（如面臨害羞文化）等等。也因此，筆者開始儘可能的閱讀摩梭相關文獻，從中擬出一些再次進入永寧所要訪調的問題。職是之故，第二次進入永寧的焦點，主要在於釐清摩梭女性不就醫的結構性因素，以及在第一次進入永寧時所引發的婦女自主性和積極性的基礎上，從事婦女組織工作經驗的分享。
　　所謂「組織工作」指的是針對一群致力於共同需要，存有共同問題的人進行建立力量和能力的過程（即「賦權」），此過程必須包含調查、社會分析、意識化（改變世界觀）與不斷進行對話等步驟才能達成。例如夏曉鵑老師所推動的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目的就是讓長期被外界消音、矮化的「外籍新娘」藉由對中文的學習過程，可以逐漸檢視到自身處境與結構的關係，從而具有批判性思考與自主意識，然後進一步組織起來為爭取權益而行動。因此夏曉鵑老師的經驗分享對個別面對醫療困境的摩梭婦女來說，有著實質上的意義。由於夏老師可以停留永寧摩梭山區的時間並不長，因此進入永寧後，我們便開始馬不停蹄的拜訪先前曾參與醫療培訓課程的其中幾位較為熱情的摩梭婦女，除了將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的課程教材、智利與菲律賓的婦女組織工作經驗和摩梭婦女分享外，更進一步的透過彼此的對話進行調查工作，並讓摩梭婦女瞭解組織的意義。然而也許是因為第二次進入的時間與第一次進入的時間相隔太久（約四個月），以及間隔的這段期間又由於婦女們忙於農事準備過冬，使得婦女們與筆者的關係生澀許多，對集體行動的意願也冷卻不少，雖然夏老師經驗分享的當下，婦女們皆表現出仔細聆聽的態度，但據筆者的觀察卻發現，婦女們的積極性顯然與培訓課程完結時的狀況大異其趣，對自身的所遇問題也趨於冷漠。
　　這樣的結果令筆者有些沮喪，但是經過冷靜思考後，筆者發現出現如斯的狀況應該先進行自我批判。原因在於：第一，筆者並未顧及時間上的倉促，在進入永寧摩梭山區後，便直接依侍先前建立的短暫關係直接進行與婦女的對話，從而在過程中強迫婦女理解組織工作的意涵。第二，由於筆者將現存結構與組織工作浪漫化，認為只要把經驗傳承便可喚起婦女們的能動性，因而忘卻了應該以宏觀的分析為基礎，找出摩梭婦女不就醫的根本性因素，從而在此立基點下與婦女進行對話，才能促使婦女將自身所面臨的醫療問題與批判意識連結，以作為改造現存結構的依循方向。第三，筆者並未考慮過永寧摩梭山區的土地廣闊、居住分散、農忙季節無暇進行額外事務等主客觀因素對婦女連結與組織工作的影響，純粹從自身在台灣的過往經驗（萬華遊民組織工作）【註六十六】出發。導致摩梭婦女面對此次的經驗分享有些焦慮，且懷有先前在培訓課程上所做承諾未予履行的壓力。第四，由於筆者無法長期蹲點，加諸兩次進入的間隔時間裡無任何搭配措施延續第一次的經驗，因此經驗無法累積，所以第二次進入便直接分享組織工作的經驗就形成了突兀的局面。
　　第二次的永寧行雖有多所缺失，不過仍有局部收穫，最起碼在摩梭婦女所面對的醫療問題上，筆者得到進一步的問題意識：即「經濟型態差異」可能是影響摩梭婦女不就醫的根本性（支配性）因素。不過有鑑於如上缺失，筆者被迫放緩接下來的實踐式研究行動進程的腳步。而為了達成更具體瞭解摩梭社會經濟結構的目的，筆者參考自己在1998年至2000年以Paulo Freire的理論為基礎的萬華遊民實踐式研究，做進一步的出發。
　　於是第三次進入永寧的初始，筆者以當時所建立的問題意識為依，在以往的基礎上再次逐一訪調各相關機構（如永寧鄉行政機構、永寧鄉醫療單位等）及各村落摩梭婦女，不斷地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同時，亦經由更多的文獻考察來發展進一步的問題意識，然後再透過質性調查與資料分析，更加釐清摩梭婦女醫療問題的定義、特性和摩梭婦女所處的社會位置（即圖四的A階段）。過程中，也不時透過訪談進行衛教工作與建立信任關係，例如許多摩梭婦女談及醫療史時，常會說曾患過肚子痛的病症，但是當筆者問及何種腹痛時卻難以清楚說明。此時筆者就會給予腹部簡單解剖構造的解說，並解釋何種部位、症狀…是罹患何種腸胃道疾病。如此的衛教主要是讓摩梭婦女熟悉初步判斷病症的方法，以防止延誤醫療（如闌尾炎）的事件發生。此外，也由於透過衛教工作取得的信任關係，讓摩梭婦女們較易提出相關生殖器官疾病的問題或病史，從而使得筆者在研究過程中較易取得相關害羞文化等一般研究者難以取得的資料。隨著研究進程的推移，筆者更不斷地與婦女進行對話，企圖打破婦女對自身醫療問題的冷漠，以期逐步達至「批判意識的覺醒」（critical awareness）。例如，調查過程中，筆者充分運用曾是醫護人員的身份，在訪談中先進行醫療諮詢，然後在引起熱烈討論後輔以社會經濟結構所造成之問題的對談。通常進行的方式是筆者以提問方法(problem-posing)帶動議題討論，營造對話的氣氛，像是提出：「為什麼許多摩梭婦女會覺得最大的醫療問題就是沒錢看病？」然後再從這個問題擴散商討問題的根本性因素何在，讓摩梭婦女透過對話，以理解現今沒錢就醫的問題源於社會結構促成，非個人力量可以改造。
　　總的來說，本研究的實踐式進程始於經由文獻考察來發展筆者對摩梭婦女醫療議題的問題意識。然後，有鑑於明確的實踐取向，筆者一開始便作為行動者出現，透過訪談研究對象（摩梭婦女／醫療機構）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以達成具體瞭解摩梭山區社會經濟結構作為實踐依據的目的。同時，亦藉由更多的文獻考察來發展進一步的問題意識，並根據質性調查與資料分析更予釐清摩梭婦女醫療問題的定義、特性和摩梭婦女的社會位置，以及憑藉對問題的初步認識同研究對象進行互為主體的對話（至此為圖四的A階段）。接著以A階段的基礎為依，透過不斷對話讓摩梭婦女逐步具有分析自身處境的能力；也讓行動者（筆者）可以作出具體的社會分析。之後則將分析的總結透過相互的對話來打破面對所遇困境的冷漠態度，使行動者及摩梭婦女共同達到「批判意識的覺醒」（critical awareness）（至此為圖四的B階段）。並進而使摩梭婦女成為具有改變現存問題動機的行動者，然後在意識化（世界觀受到改造）的情況下改變以孤立的個人來面對當下的問題。至於原先作為行動者的筆者，在此一階段則改以組織婦女的組織者姿態出現，並持續透過與行動者（摩梭婦女）的對話，改變摩梭婦女的群我關係，使之具有集體意識與組織的意願。從而在致力於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商討婦女醫療問題的解決之道，並進一步尋求更多的民間資源予以合作，一起為改造現存結構的壓迫而行動。而不斷進行變革的行動亦需透過不斷的經驗總結與反省，讓作為改造者的組織（筆者、摩梭婦女、民間資源等所組成）可以及早尋求出可行的替代結構，向解放摩梭婦女之路邁進（至此為圖四的C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整個實踐式研究的過程是漸進而動向循環的，亦即並非一直持續的前進，而是隨時有可能退回去進行修正。譬如可能因為重新修正了問題意識就退回至文獻探討，總之每一個步驟都是奠定後來行動的基礎。關於實踐式研究的行動進程的說明可見圖四，其中實線部分表示本論文已經進行（進行中）的階段，虛線部分則是未來預備（計畫中）進行的步驟。


研究限制與可行方案

　　經過政治經濟考察，我們可以確立阻礙摩梭婦女就醫的根源在於貨幣缺乏，而其背後引含的根本性（支配性）因素是來自「兩種生產方式的矛盾」。亦即，處於自然經濟體制下的摩梭社會與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商品化醫療之間的矛盾，透過摩梭婦女缺乏貨幣以致就醫不足的現象表現出來。但是由於社會經濟型態的發展與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作方式存有矛盾所造成的貨幣缺乏；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始終落後於平均發展指數所造成的貨幣不足是不盡相同的導因。因為前者是自然條件限制、歷史因素堆疊、政權政策轉變…等結構性因素所砌成，不似後者可以透過建立符合當前市場經濟規律下商品化農業產銷體系；或推動農業機械化、農產多元化來進行變革，因此唯有透過漫長的賦權過程來尋求解決問題的替代結構。
　　但是由於受到論文寫作進程的限制，目前整個實踐式研究的進程只停留於取得新的社會分析階段（即圖四的B階段），尚無機會將分析的總結（即兩種生產方式的矛盾）透過對話來喚起摩梭婦女的批判意識，從而也無法在此基礎上完成行動者與組織者的意識化以共同尋求可能的解決途徑（即圖四的C階段）。此外，由於未來的實踐過程必須透過更多互動與資料才能持續前進，所以筆者目前僅能指出可能的工作內容與解決問題之道。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以為若要解決永寧摩梭婦女所面對的醫療問題可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在受制經濟差異，缺乏貨幣購買商品化醫療的情況下，自行籌措符合當地的醫療形式。第二，針對醫療失去公益性的商品化問題，進行可能的「去商品化」措施。例如，第一個方法可從摩梭山區富含中草藥資源的優勢著手，透過對摩梭婦女日常應用於生病狀態的草藥種類的調查，以及進行地方耆老與當地中草藥醫師的經驗分析，總結整理出可治療日常生病狀態的藥物種類，建立符合當地的醫療模式。當然，這種服膺當地的醫療模式還需配合賦權工作的進行。像是培訓婦女判定生病與投藥技能，以及能夠觀察出何種疾病不在適用範圍或需緊急外送就醫。或是培訓婦女具有預防觀念，使部分疾病的感染率降低（如先前提及的陰道炎可透過如廁後的擦拭方向進行預防）。
　　至於針對醫療失去公益性的商品化問題，進行可能的「去商品化」措施方面，則還是需從中央政策的制度改革入手。例如中國大陸目前極力推展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再度復甦，但現今的合作醫療與文革時期具有社隊核算基礎的全國一統性合作醫療體制不同，因為現今是各地按自我實際情況予以辦理，形式上分有「全鄉統籌」、「村辦鄉管」、「村辦村管」等形式，經費來源於個人出資、集體資助、國家扶助。然而，由於許多貧困農村資金籌措困難，經費不足以辦理合作醫療體制，使得「現今的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僅能覆蓋全國20～25％人口，仍有75～80％的廣大人口，尤其是農民的醫療服務沒有保障。」（仇雨臨、孫樹菡 2001：164）有鑑於此，筆者認為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應由中央進行統籌，讓醫療公益性、服務性的目的可以平均施及個個農村，而不是「進駐富裕農村、遠離貧困農村」。
　　此外，若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可與某些成功經驗進行計畫整合，除了可以改善現今醫療之不方便性和不可近性問題外，亦可讓人民在計畫進程中學習自我照護的能力。以2000年10月至2001年4月，慈濟醫院在花蓮壽豐鄉原住民部落所進行的「醫藥箱推廣計劃」為例。此計畫的成立乃因原住民部落長期缺醫少藥，導致許多居民必須不遠千里的奔波才能得到醫治，因此慈濟醫院有鑑於醫療必須走入社區的宗旨，遂以鄰里為單位配置固定醫藥箱（初期慈濟醫院定期補充耗材，計畫轉移後由當地自行籌資解決），然後逐次透過醫療人員培訓持有醫藥箱的居民瞭解醫藥箱的內容物（外用及內服藥）的使用方法，並以月為單位，一年為期限，追蹤評估居民使用藥物的情形做成記錄，希望藉此能夠提昇居民的自我照護能力，減少某些可以自行處置的疾病（如如感冒、疼痛、上吐下瀉、腹痛等）延誤醫療或奔波市區之苦。據筆者考察，慈濟醫院的醫療人員已將計畫轉移給部落的居民組織（如里鄰辦公室）自行籌畫運作，並在計畫轉移過程中加入慢性病衛教及急救常識的課程（如急性腹痛、心肌梗塞、呼吸急症等），達到完善的自我照護與改善無醫無藥的窘境。由此看來，我們正好可將此計畫做為借鏡，學習該計畫適宜永寧摩梭山區的部分，在永寧摩梭山區推展；同時，亦可將摩梭山區普遍婦女對草藥的認識與使用融入，設計成服膺在地化自主發展的醫療箱推廣計畫執行之。
　　最後，筆者企盼，除了仰賴漫長的「賦權」過程可以打破根植於生產方式的矛盾的現實醫療困境外，亦期望藉由本論文提醒中國大陸的醫療衛生部門，以及後續研究者共同為解決此一問題而努力。完
【註六十】意識化就是學習認知社會、政治、經濟上的矛盾，並採取行動對抗現實裡的壓迫。（Freire 1982：19）簡言之，便是改變世界觀，並進而為改變現況而努力。
【註六十一】此次參與培訓課程的婦女計有鄉婦女主任、村計畫生育宣傳員、村婦女組長、鄉衛生員、熱心婦女等等。
【註六十二】略
【註六十三】詳見夏曉鵑（2002）〈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即將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註六十四】為智利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所組成，這些組織起來的婦女以破舊的碎布將家屬受迫害的景象縫製成拼布畫，然後將拼布畫偷偷運送至歐洲，藉以揭露皮諾切政權的暴行。
【註六十五】說明菲律賓基層婦女組織（如SAMAKANA-菲律賓女性團結解放聯盟、GABRIELA-菲律賓全國婦女組織聯盟、INNABUYOG-菲律賓原住民婦女團結聯盟）的婦女，如何運用手工藝品籌措經費以致力於受壓迫婦女的解放。
【註六十六】詳見羅加鈴、何玟娟、卞中佩、陳福裕（2000）〈萬華遊民的實踐型研究：以萬華遊民工作坊為例〉「八十八學年度大學校院學生學術研討會」(5月17日)，台北：世新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