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炭跳樓萬六冤魂怨氣直沖中正廟 / 貪腐濫權六年總統劣行果遭現世報」這是九月初出現在中正紀念堂前一座靈堂的左右對聯，橫批是：民不畏死。

　　九月九日，倒扁反貪腐的數十萬人潮湧現，除了總統府前施明德發動靜坐的凱達格蘭大道之外，緊鄰的中正紀念堂廣場（社運人士戲稱為「中正廟」）也是人潮麕集之地。廣場南側有民主行動聯盟搭建的大舞台，北側則是學生、老師和社運團體共同組織的「台灣社會論壇」，自九月三日起，每天在帳棚內舉辦三個場次的演說或座談，題目由參與的社運或學生團體制訂。至九月十四日止，連續舉辦了三十六場。

　　有趣的是，「台灣社會論壇」開場的第一個題目就是：「誰殺了一萬六千個自殺者？」在倒扁的怒潮中，答案當然已經呼之欲出。參與論壇的學生們發揮創意，在緊鄰論壇帳棚的外側搭建了一座靈堂，安置「一萬六千名自殺者」的靈位。對學生而言，這原本是嘲諷意味濃厚的「裝置藝術」，詎料來來往往的倒扁人潮敬慎以待，前來焚祭者膜拜者絡繹不絕，「靈堂」乍然間變得嚴肅起來。九月九日，施明德開始發動倒扁靜坐，當天晚上，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前往靜坐區致意之後，還特地前來靈堂焚香悼祭，態度虔敬無比。

　　這樣的演變讓我們不得不認識到：這一萬六千名自殺者，的確有冤有怨，開不得玩笑。9月10日是聯合國的「世界防治自殺日」，在台灣普受敬重的法鼓山聖嚴法師特地在一場祈福活動中，當著行政院長蘇貞昌的面嚴正表示：光是去年一年台灣的自殺人數，就超過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死亡人數，這表示人民對未來失去了希望，對政府政策失去了信任感。聖嚴又說，台灣每十萬人中，就有十八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全世界平均的一倍半，對於這樣的數字，政府豈能不深自警惕？自殺即使是個人的選擇，政府也不能卸責。

　　聖嚴法師對自殺的認知，與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著作中將自殺視為「總體社會現象之反映」的說法不謀而合。涂爾幹指出：自殺揭發了一個社會的精神狀態，自殺率過高的社會是一個裂解的、失序的社會，也是一個對於未來缺乏想像的社會。

　　聖嚴師父提到九二一，這不禁讓我想起，大地震之後，我曾經自願下災區工作，負責編輯《九二一民報》。我在災區遇見過多位在地震中喪失至親至愛的小孩。有多少孩子，才剛剛開始以他們好奇的本性探尋世界的奧秘，才剛剛學著怎樣去認識他們生存的環境，然而，一場大地震的爆發，重創了他們所熟悉的人世，他們原先的生命軌道遭受嚴重的扭曲。倖存下來的孩子，可能卻已失去了疼愛他們的父親、母親，失去了兄弟姊妹，失去了最要好的玩伴，失去了熟悉的遊戲空間……他們最最鮮活的記憶被無情地一筆塗抹，他們的生命，在一夕之間，改變了形式。

　　大地震震垮了國民黨政權，陳水扁取得總統大位。令我訝異的是，民進黨政權對災區重建工作採取極為輕慢的態度，災區所留下的無數孤兒，他們稚嫩、脆弱的生命，並沒有受到應有的輔導和關注。甚至由於重建的遙遙無期，許多屋毀人亡的家庭，由於債務纏身，借貸無門，在不景氣浪潮下又遭逢失業困境，臨時的組合家居簡蹙寒陋、期限迫近，因貧困、暴戾而衍生的家庭悲劇層出不窮，年幼的孩子們不免因此遭受二度的傷害。

　　二次大戰以來，心理學界對於人類的「抗擊強度」（resilience）做過相當深刻的研究，對於父母親在戰亂中死亡和曾經被移送納粹集中營的兒童進行長期的追蹤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在經歷巨大的生命創傷而依然能夠健全成長的小孩（即「抗擊強度」較高的個體），基本上得力於三種保護的機制。

　　其一是情感機制，亦即個體與其親人維繫著緊密摯切的關係。家庭失和或父母一方有躁鬱症傾向者，個體的抗擊強度相對衰弱。然而，家庭生活不健全的小孩，其情感機制仍有可能透過社會寄養、託養單位的完善而補足。

　　其二是認知機制。「抗擊強度」較高者，常常是那些能夠自己設定目標並且構思策略去完成的個體。他們可以分析自己的處境，因此得以與痛苦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致於完全被身心所遭受的痛苦淹沒。為了增強認知機制，心理學家會導引受創的孩子陳述遭遇，重組過去，讓事件像一齣結構良好的戲劇一樣，找到它的敘事主角、動作、情節、場所、甚至機關佈景。個體在這個認知的過程中，建構了生命的「意義」。心理學家發現，許多自暴自棄的案例，或是精神官能症者，常是因為意義喪失（noogene）所導致。

　　最後是意志和動力的機制。許多集中營的倖存者都強調維繫「道德尊嚴」的重要性，不管在如何屈辱卑微的環境下，絕對不能喪失心性和理性的底線，他們唯一也是最後的自由，就是選擇一定的境界與高度。他們也以此為典範，教給了受難的孩子。自愛與自重成為個體在極端惡劣環境下得以倖存的動力。

　　證諸當今台灣的社會情境，阿扁執政的這六年來，原有的社會規範和價值在輕佻傲慢而又貪腐敗德的金權體制下，一吋吋流失。社會中的弱勢者普遍面臨情感失依，意義喪失，尊嚴掃地的社會現實，如是情境正好為自殺者提供了自暴自棄的充分理由……

　　陳水扁執政六年，台灣的自殺率快速成長，西元兩千年的自殺死亡人數是兩千四百人，到2005年，已增加到四千兩百人。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的統計，自2000年到2005年，自殺人數已逾一萬六千人。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體制，會逼使這麼多人走上絕路？尤其是近兩、三年來，父母挾帶小孩，全家燒炭投海共赴黃泉的案例日愈增加，意即，厭世者不僅對今生今世全然絕望，對於孩子未來要生活的社會一樣不抱存任何希望，以致竟不忍或不願把孩子留在人世接受生存的折磨！這樣一個對未來完全缺乏想像的社會，已經是一個裂解、失序的社會。自殺成風，民不畏死，孰令致之？值此農曆閏七月，相信一萬六千自殺者亡靈冤魂很快會找到其冤家債主。